王梓坤

1984年，原籍江西的王梓坤教授由南开大学调往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校长。五年后，也就是1989年卸任。

1985年，我由天津第四中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后，也就是1989年毕业。

两者当然没有任何联系，只有一个事实：王梓坤是我的校长——虽然1989年7月我领取毕业证时，那上面的签名已经换成了方福康。

脑海中与王梓坤有关的记忆都是比较有趣的。比方说经常在校园，看到瘦瘦的他穿一件大衣，骑着一辆“二○”还是“二四”的女式自行车匆匆而过；比方说参加黄会林先生创办的“北国剧社”（我是第一批成员之一）排演莎剧，剧社请王梓坤前来讲话，他在勉励大家之余，竟然介绍起莎剧的译者朱生豪先生多舛的生平；比方说在中北楼对面小小的师大书店里碰到，我作为学生向他问好，他作为校长微笑致意，之后两人竟然都尴尬地不知怎么再继续下文……

而我不知道他的地方，多年后听起来却又是那么“严肃”：比如说他曾在俄罗斯留学，三年里学了人家五年的课程，直到拿了副博士；比如他是70年代中国最早由讲师直接提升为教授的两个学者之一，1981年又成为国内首批博士生导师；他还是中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泰斗之一，并将这门学科的应用范围拓展到了测试地震和舰艇导航；又比如他发起并同钟敬文、启功、陶大镛等教授一起倡议国家设立“教师节”；再比如在那些年学理科出身的朋友，会跟我提到他们读过王梓坤的两本科普名著——《科学发现纵横谈》《科海泛舟》，那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时代，有的人就是因为读了它们，开始立志投身科学，他们不称呼他“王梓坤”，依然是大学里爱用的“王先生”；还比如他在校长任上，规定一般会议开会不得超过一个小时……

我的老校长是一个伟大的人吗？我不好这么说，我只知道，他是一个不简单，有热忱也有担当的人。当然，他也有简单的时候，比如高丰文执教的中国足球队打入了奥运会的决赛圈，许多学生吵着要上街游行庆贺，他堵在路口劝大家回去，大家喊那就要放电影，他说那就放电影；又有人喊说我们要踢球，他说：“行，我去给你们把门……”完全是一副家长对淘气孩子的溺爱表情。

一个大学者、一个好家长，也许真的不适合做官。多年以后提起王梓坤，我仍然会这样想。但真的不适合吗？对此我又疑惑了，因为那些年我所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处在它有史以来最棒的时期（另一个高峰是50年代），而这正是王梓坤主政师大的时段。

数学家、科普作家王梓坤

啊，在遥远的启蒙年代，“在遥远的银河系”（请允许我借用一下《星球大战》的旁白），我们并不是只有一两个王梓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