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宗白华

这两个人同出生于1897年，同为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奠基人，都算是李泽厚在美学领域的前辈。进入1980年代，他们都已年逾八旬，较少新作问世。但他们在过往半个多世纪的众多著、译作品，却随着出版业的繁荣，源源不断被再版，送到读者面前。同时，由于这两个人早年都写过诗，著述都在一定程度上较偏重对文艺性作品的阐释、分析，对创作界、青年读者乃至广泛的社科领域，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青年时先后游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49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朱光潜的美学主张最早倾向于唯心以及美的“无利害关系说”（源出于康德），1950年后则提出“主客观统一说”。主要编著有《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译作有《歌德谈话录》、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黑格尔的《美学》、克罗齐《美学》、维柯《新科学》等。

宗白华，江苏常熟人，祖籍浙江。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语言科，一度还学过医。他积极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学灯》杂志，是最早发表郭沫若的新诗以及田汉处女作的人。后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研究哲学和美学，1952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宗白华早期信奉康德、叔本华，后来由于北大的工作分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着强烈本土化魅力的美学思想。主要著作有《美学散步》《美学与意境》《艺镜》，诗集《流云》，译著则有《判断力批判》（上册）、《宗白华美学译文选》和《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等。

两人中，朱光潜勤于著述，文风更靠近正统的西方学院派风格。宗白华则靠近汉语的古典式思维，善于通过有限的篇幅，提出和阐释那些本质性、建设性的命题、概念，甚至勾勒出美学史的某一条经脉。对于两人治学风格的差异，我大学时曾听人说过当时学界的一句话：“朱先生一本书，宗先生一句话”。想必就是指此。

对启蒙年代的读者而言，朱光潜的意义，在于他以那些旧作和译作恢复了学界、读书界被强行中断多年的对整个西方美学背景的了解，同时，他那成熟的、颇具思辨色彩的欧化文风也影响和规范了不少新一代学人在学术专著上的写作。当然这不是说，朱光潜的著作缺少创见。其实，早在他当初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专著《悲剧心理学》里，朱光潜已经显示出了他这方面的特殊功力。比方他认为《悲剧的诞生》时期的尼采其实是“叔本华和黑格尔的奇怪的混合，而首要部分是叔本华”，“酒神精神不是意志是什么，日神精神不是表象又是什么”。他以《赵氏孤儿》为例，提到中国戏剧在处理悲剧题材时惯常的处理方法——悲剧题材常常被写成喜剧，全剧的“道德目的是要强调孤儿的被救，而不是他的复仇”。他还提出“悲剧精神与宗教和哲学都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悲剧并不为这类终极问题寻求确定的答案，而宗教和哲学却费尽辛劳，或者寻求一套情感上给人满足的教义，或者建立一种用理性可以论证的玄学体系”……如此的见地与多思，很难看出是出自中国现代美学草创年代的一个青年学者之手。即便是半个世纪后的刘小枫，以才华和见地衡量，也只能说是堪堪与朱光潜相近吧。

而宗白华的意义，则在另一个角度。去除他是“我国高校首开美学课程的第一位美学教育家”这一层历史意义以外，应该说他的研究为世人充分梳理和呈现了中国古典艺术在现代美学视野下的独特：他指出中国诗、画的空间意识与《易经》及道家阴阳理念的密切关系；他明确提出，魏晋六朝是中国古代审美转折的关键期，这之后的中国人更加推崇对自然的贴近——这就比鲁迅之后一些学者着力延续“魏晋风度与药与酒”的探讨，更具美学思考的本体意义；他所提炼的“意境说”、“五种境界说”（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以及“空灵”、“充实”等理念，对审美、古典文艺的民族属性与特性的探究，同样启迪了新时代的读者和学子。

还有一点值得说，那就是无论是早期的《悲剧心理学》，还是晚年竣工的《西方美学史》，朱光潜所占有的资讯与资料，几乎都是与时代同步的。比如在前者里他提到了在西方正红的文学批评家瑞恰兹的观点，而在后者所附的书目上他提到了韦勒克当时还在创作中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这些小细节对学者而言，实在可算是一项衡量其思维与意识是否处于前沿的指标。至于宗白华，在资料条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坚决带助手从最基本的整编资料入手，决不贸然开写中国古代美学史，完全无视学术圈地和尽早明确、巩固自己美学体系的诱惑，同样表现出了一位大学者的严谨与自律。两人如此的学风、学品，在近20年涌现的学人身上，恐怕已是不易见到了吧。

把宗白华和朱光潜放到一个单元里评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同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而同龄、同事，在启蒙年代影响社会的方式基本近似，还因为他们俩各自作为开创者，在美学研究上的不同气质，和对“东方/西方——感性/理性”从文化指向到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侧重，这样一种情况，在启蒙年代其他人文领域的有影响力学者中间，也同样存在。两位美学宗师在这里，大约可以作为所有人文学科里类似情形的一个代表。

不过，说到此我忽然有些犹豫了。我想起了这样一个问题——

宗、朱两位同龄的美学家前期都曾深受康德、歌德、叔本华、尼采的影响，也可算是同源殊途，一生迭经世事风云，却又都提倡以从容之心对之。对于宗白华来说，这就是“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哥德的精神做人”；对于朱光潜，便是认定“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善尽美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能性才大”。这些意思在他们的著述中都能找到，可读它们的人能不能将其纳入精神的血管，便不好说了。我以为，这倒正是两位美学泰斗除学术上的贡献以外，精神上最令人着迷的地方。

但是如此一来，在这个话题上，他们就又变回自己了，未必能代言其他领域的精英。看来历史是想启发我们：学术揭示的普遍性和具体生活所呈现给我们的特殊性，对于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都有着同样神奇和诡异的作用。

朱光潜

宗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