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鲁迅之后，中国基本没有出现什么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但多少还是出了一些杰出的思想者。出生于1920年的王元化，在整个1980年代的表现都堪称是这一时段思想界真正的巨星。只是由于其长年居住在上海，且专注的话题领域多囿于学界和理论界人群，许多论点在当时又过于前瞻性，这使他虽在学术界日渐德高望重，却并没能像同期的一些学者（如李泽厚等人）那样，获得更广泛知识人群的理解与瞩目。

王元化的父亲是英语教授，外祖父是位牧师，家学中有很深的西化印迹。而王元化在年轻时代又走过了一条许多进步青年都走的道路。他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平津流亡学生会”，并于抗战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孙冶方和顾准领导下的江苏省委文学委员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是上海文化方面的领导人之一。1950年代中后期，因拒绝承认所谓“胡风集团”是“反革命性质”而遭株连，被打成“历史和现行反革命”，1979年年底获得平反。连续推出《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向着真实》（旧作再版，1982）、《文学沉思录》（1983）、《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传统与反传统》（1989）等多部著述。

王元化涉足的领域很广：文艺学、史学、哲学、思想史。其对许多问题的前瞻性论述，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对时下具有体制化思维的文化界具有启迪。

比如关于五四运动，王认为五四反传统更多是表现在它的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整个文化遗产；在文化遗产方面，五四更多是在“反对定儒家于一尊”，着重于批判礼教。

关于“红学”，王指出很少有学者把与该书有关的历史背景、时代思潮以及当时和曹雪芹某些观点相同的思想家（像戴震和龚自珍），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

关于电影《芙蓉镇》，他遗憾作品没能彻底摆脱好人坏人模式，没能揭示“‘文革’运动整个民族灾难的内在深层意义”。

关于话剧《狗儿爷涅木》，他说该剧在创作上的突破，在于写出了“一个具有强烈反压迫反剥削意识的农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并没有逃脱浓厚的封建主义的束缚”。

谈到当时死灰复燃登上舞台的“样板戏”，他提醒社会播放时一定要作些剖析，使听众尤其是青少年了解“它是什么时代的产物”；并指出，即使是当年那些未经过江青劫夺篡改的革命现代京戏，“也不仅不能摆脱当时极左思潮的浸染，而且大抵是受到当时教条主义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

他还“悔其少作”，对自己早年在特殊环境和背景下所写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字进行“自劾”：“自己受到的委屈应该得到公正对待，但自己对待受过自己不公正对待的作品，也应该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王元化也是最早从学理和追求真知的角度，高度肯定顾准著述的人之一。那时距顾准作品获准公开出版的时间，尚有近六年的时间。

王元化的学术活动一直持续到21世纪。不久前我在网上偶然读到了他1998年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会议上的发言，里面提到鲁迅：“我首先声明：我是很崇拜鲁迅的，几乎达到了个人迷信的程度，我觉得鲁迅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曾说，你要坚持你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就不应该作遵命文学。可实际上鲁迅在反文艺自由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遵命文学。遵什么命呢？第三国际那时候反对中间派，认为中间派比反革命还坏，我们必须先消灭中间派，因此在第三国际极左思潮传到中国后，像冯雪峰、瞿秋白都给鲁迅灌输了这个思想。他遵命因为这是先进的无产者的命，只有遵它才对。这样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自己完全把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思想、独立的意识缴了械，对鲁迅来说是很大的不幸。”这段话，大约也是我这些年以来，看到的屈指可数的几段学理上说得通的反思鲁迅的文字之一。

最后有个小补充：我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没见过王元化，因为觉着书上的那些照片很生疏。直到前几天重翻刘晓波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才发现当年我和一帮同学去旁听刘在北师大进行论文答辩时，王元化在答辩委员会中居首。看来应该是见过的。不过许多事就是这样，见过是一回事，理性地了解和认识，是另一回事。有时，可能还要经过岁月的熏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