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资料馆与北影洗印厂

银幕亮起，旋即沉入想象的暗底，只有灰白色的烟缕自烟头腾起，伴随着爵士乐的起伏，盘旋，再盘旋。我好像都闻到了银幕上那支烟刺鼻的烟味儿。剧情渐渐展开，帅老头儿保罗·纽曼和小混球汤姆·克鲁斯，渐次出现在人们面前……我现在还记得头一次看马丁·斯科塞斯《金钱本色》的情景，头一次在大银幕上看“老流氓”保罗·纽曼，那是在北影洗印厂——在那里，我还头一次看到大银幕上的哈里森·福特以及他的《目击者》。

北影洗印厂位于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中国电影资料馆位于北京海淀区小西天，这两个单位一个在我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偏西北，一个在她的正南。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它们，是因为它们各有一个放映电影的礼堂（现在应该叫“放映厅”了），都时不时以比外面影院稍高些的票价，放一些经典的外国电影或是某某国家影展之类的，而这些片子在外面是根本看不到的。

录像机还不普遍的年代，北京应该是那些喜欢电影的人的天堂。当广大内地人民还都集体性痴迷于那些配音演员的戏剧腔时，首都的一部分影迷已开始适应带字幕的原声电影了，他们甚至还能容忍连字幕都没有的同声翻译片。那些翻译不知道是从大学、电影厂还是出版社找来的，多是一口南方腔的普通话。但这都不要紧，只要他/她在以电影的名义，用乡音糟蹋三四个钟头普通话（一般都是两部片子连放），还是能被原谅的。关键是，这类地方放映的影片，不但外面的影院没有，而且基本都没经过什么严格的删剪。在1980年代，看镜头未经删剪的外国电影，是极个别观众才享有的特权。这份特权是国家在过往二三十年的历史环境中发明的。但是还好，只要一个穷大学生在某一个傍晚，肯舍弃掉两份食堂里的红烧排骨，他就可以扎进放映大厅去体验一次观赏原片的欣慰。而这种偷欢的机会，除了在北京，在中国其他城市，普通人是很少能靠花钱买到的。

票价当然也不仅仅是两份红烧排骨。一般来说，这类资料片的观摩票是打包出售的，每天放两部，十部一套或二十部一套，总价为十元或二十元，合每部片子一块钱。而当时影院里的票价，也就在每部五毛左右。但是，在一个没有大片引进，没有VCD、DVD，连盒录像带也都要四处翻录，把彩色录成了黑白，再把黑白录成了毛玻璃的年代，除了影院里那有限的几部译制片，谁还有其他途径去享受异域的影像呢？不过，即便是在具备如此特权的特例的北京，人们每年能看到的真正优秀的世界电影也不会超过二三十部。由此出现的对电影的饥饿感，也只能通过阅读《外国电影动态》《世界电影》杂志和从西四电影书店里买来的电影史、电影词典以及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等少数重量级导演的剧本来弥补。

在家庭影院风靡全国的时代回顾这些，确实有点让人不堪回首。在当代历史上，真的曾有过一个文化生活极其辉煌的1980年代吗？我认为没有。我们只有过一个对文化理解的质朴与饥渴同样惊人的1980年代。有关它们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和咀嚼，不少是后来被中年人（也正是那一时代的青年）放大的。那里面，纯真与畸形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