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唱法”

放眼全世界，估计也只有1980年代的中国人，拥有奇特的智慧，来用“高雅”、“通俗”这样的词汇去划分带有不同美学指向的音乐。

所谓“通俗唱法”，指的是在当时中国内地绝迹已久的流行歌。因为这类歌的演唱方式迥异于传统的美声唱法，也不同于半个世纪以来被作为“国粹”在内地推广的民歌式演唱方式（后被命名为“民族唱法”），业内人士特地为它发明了上面这样一个“术语”。当然，在民间，它有着更朴实、内涵也更广泛的大众化称谓——“流行歌曲”或“流行乐”。

两个叫法里，“流行乐”的范围似乎比“流行歌曲”更广，包含了许多单纯的乐器演奏作品。“流行歌曲”则似乎又要分成本土、港台、欧美三块。本土流行歌，其实是一种以“民歌唱法”为基础，借鉴了少许港台流行歌演唱方式的混合体原创歌曲。它最著名的歌手是以“气声”闻名的李谷一，此后就是北京东方歌舞团等“专业文工团”体制下的众多明星；最著名的创作者包括了身后获得官方社会极高荣誉的施光南，和与施相比，歌曲更少概念与说教，更人性化，受听众普遍欢迎的曲作者王酩（代表作《妹妹找哥泪花流》《绒花》《知音》）、张丕基（《乡恋》作者）、王立平（代表作《太阳岛上》《牧羊曲》以及一些器乐作品）等。另外，还有一些今天看来更具“主旋律”意味，在当时却颇受欢迎与争议的著名歌曲，如《军港之夜》等，也是本土流行歌人气较高的作品。1980年，由北京晚报挂名主办的“新星音乐会”通过电视被各地反复转播，构成了内地流行音乐在最初发展时段的一桩标志性事件。

港台流行歌曲则以流入内地的邓丽君、刘文正的歌曲为代表。有研究者提到另一位歌手张帝。但张帝的歌向来注重即兴与插科打诨，格调上逊色，在审美趣味尚未完全摆脱清教主义元素的内地，影响力确实远远不及邓与刘。实质上，在“通俗唱法”这个官方命名刚被推出和推出之前相当一段时间，邓丽君的歌曾被作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的代表，在不同场合受到批判。在中小学，它们被明令禁止收听。但“靡靡之音”太有力了，它对所受到的禁锢很快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之势，以致新出道的本土歌坛新秀“女必学邓、男必学刘”，各界的“禁令”迅速成为一纸空文。

在这股克隆港台歌手的潮流中，来自上海的工人张行成为最大的赢家。大约从1984年起，他已成为内地青年听众最为热捧的男歌手。张行的代表曲目大多是翻唱刘文正的，但他的嗓音天赋比刘多了几分刚硬，又有刘本人所难以企及的高音，加上当时内地市场对歌带的销售引进体系尚不到位，以致造成了这样的情形：许多听众听刘文正的歌，最早听的竟是张行的版本！比张行名声稍逊，但也在歌迷中拥有巨大号召力的广州歌手周峰，则同样在模仿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梦幻与唯美的声线。与张、周几乎同时，一个叫张蔷的小姑娘以其时而任性、时而甜得发腻的嗓音，迅速征服了听众，成为歌带市场上名副其实的“一姐”。张蔷的曲目倒并没有局限于邓丽君，而是港台流行什么就翻唱什么，而每首歌经她翻唱，又都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声音烙印。只不过当时内地音乐界对流行歌制作、发行的认识和理解，尚没有从扫盲阶段中挣脱出来，所以张蔷的业绩和她在演唱上的独特天赋，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开发与培养。这一切伴随着她后来的出国，终于告一段落。

不久，张行也因为个人原因，在歌坛突然消失；周峰一度“下海”经商。“西北风”盛极一时。其后，本土歌坛渐渐又升起了刘欢、韦唯等新一代流行明星，原创音乐也由于有了崔健的摇滚，终于进入了现代化与划时代的观念裂变。“通俗唱法”的叫法，除了在诸如央视歌手大赛之类的场合出现，基本上退出了受众的口、耳。内地人对真正流行音乐的体验和认识，算是从“幼儿园”毕业，开始步入了“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