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学

有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知青文学”？

应该没有。但许多在六七十年代做过知青的作家，都写过这个题材，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姑且先不放入食指、芒克、根子、多多、林莽等人写于知青岁月的那些诗作，单是这样一个小说家阵容——梁晓声、叶辛、王安忆、肖复兴、张抗抗、孔捷生、阿城、张承志、李晓、老鬼……在当时也足称得上是壮观了。

不过，与略早些出现的“伤痕文学”相仿，大多数涉及“知青”题材的小说，并没有站到一个超迈些的高度上去俯瞰知青生活，除了现实主义式的对艰苦岁月的还原，就是对肉体与精神受到戕害的控诉，过分一点的，甚至还要把知青生活抬高到一种理想主义的层面加以美化！“知青＝受难者”或“知青＝殉道者”，成了这类小说中最容易出现的主题。而实际上，作家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小说主人公们下乡前的一个残忍的前提——这些人的心灵在下乡前已经被时代先行扭曲过了，他们要么曾经是红色恐怖的组成部分（红卫兵），要么曾经是红色恐怖的施虐对象（“黑五类”子女），知青生活只不过是这些扭曲了的心灵所经历的一次“再扭曲”而已。单纯的“殉道者”并不存在，“受难者”也并非统统无辜。

知青文学作家里，以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几人影响最大，如叶辛（《蹉跎岁月》，进入1990年代后又有《孽债》）、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1990年代后又有《年轮》）,但真正借“知青”生活经验，完成了个人小说美学风格的却是另外两个作家——阿城与张承志。他们作出了那一代小说家所能作出的正确选择——把主题稍稍偏移了控诉与红色理想主义几厘米。于是，阿城的“三王”和张承志的《黑骏马》《金牧场》在时隔多年后的今日，也还约略可看。

“知青”生活对文艺的启迪并非到1980年代为止。进入1990年代，它又养育出了两部更具文艺性，也更具文本分析价值的作品：一部是导演陈凯歌的自传《少年凯歌》（又名《我的红卫兵时代》《龙血树》），一部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这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