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

有那么几个敏感时段，由于朦胧诗阵容中“今天派”诗人的“特殊性”，北岛的名字一度在1980年代的某些书刊与诗歌评论中时隐时现，这时，舒婷便往往作为朦胧诗官面上的“领军诗人”，被推到队伍的前列。

为什么是舒婷，而不是别的作者？舒婷作品在当时读者中的影响力是一个方面，舒婷作为女性抒写者先天具备的某种温和性可能是另一个方面。更有广泛说服力的理由则是：美，总是无害的。

“美”固然无害，但是，当一个曾把“美”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过去不久、充满斗争硝烟味道的思维模式还没从人们头脑中主动消失，一个诗人，想说服周围的环境重新接纳“美”，无论如何，也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有时甚至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受难者。今天生活在常态社会中的人们，很难理解这点。

舒婷在她登上诗坛的一段时间内，就承受了这样的压力。以1981年《会唱歌的鸢尾花》受到批判为例，巨大的压力曾使她辍笔三年。事后她在《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中写道：“现在要让我再为谣言而哭泣是没那么容易了。我已经意识到，被迫意识到，只有我的理想才是我的‘上帝’，他仲裁一切。因此，就像圣经上说的：‘你要每天背起十字架，跟我来。’”

有谁会想到，在诗中习惯了以温婉口吻出现的舒婷，为了维护自己写诗的权利，竟会这样来回复迫于社会压力前来劝说她放弃写作的父亲：“你就当我这个女儿已经死了吧。”情势的恐慌和微妙，由此可见一斑。与此同时，女诗人写道：“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相互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人啊，理解我吧》）

在后人看来是“温和”、“简单”的美，冒决死的信念，那一刻舒婷所付出的牺牲精神，未见得就比辛亥革命前的秋瑾少，虽然一个诗人的“革命”（或叫“美学复兴”），与一位政治家的革命相比，是那么的“和风细雨”，但内心深处的电闪雷鸣实有过之，也复杂得多。

艺术史上能留下坐标的人物，不仅仅是以线性的技艺进化来衡量的，同样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也留给在特定时期扛住历史闸门的人。不管怎样，在“今天派”被“红牌”强行驱逐出场的情形下，是被动被推向前场的舒婷等人，冒着遭遇与“今天派”近似“下场”的危险，引领饱受非议的朦胧诗，迈向更广阔的受众的。这是舒婷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