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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年代的秋千
1.3.10 顾城

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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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5年左右,朦胧诗开始在诗歌爱好者中登上荣誉的顶峰时,顾城已经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几个青年诗人之一了。由于一度勇于投稿和以写作为生,他差不多是同代诗人中发表作品最多的诗人。而在纯粹的仅限于文学的诗歌声誉方面,唯有舒婷和北岛堪堪可以胜出。

每当一股全新的诗歌风潮兴起时,模仿者必然众多。男多模仿北岛,女多模仿舒婷,又似乎成了新一代不同性别学诗者选择的必然。但顾城的模仿群体,却是两者皆有,跨越了性别审美取舍的鸿沟,这大约就是顾城诗歌奇幻的魅力。

顾城的诗,与其说是唯美的,不如说是想象的;与其说是超凡脱俗的想象,不如说是天马行空的想象。他的诗,有显而易见的纯真,却也有藏得并不算深、却时不时为人们所忽略的尘世情怀。与同代的几位朦胧诗名家相比,顾城的作品离“朦胧”最近,非理性色彩最强,但这一特点却不宜被夸大,否则便无法解读《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的清晰的华彩与自白,《别了,坟墓》里面岁月和历史的忧伤。顾城的学步者中,鲜有成正果的,不少也正是出于对上述情态的误读。

听过顾城讲演的人,会惊诧于他空灵中并不回避沟通的坦诚;读过顾城谈诗的文字的人,会发现他的条理性要远比一般的诗人,甚至比那些日常生活中较具理性思维色彩的人,要有序得多。顾城是天才,却不是怪物。虽然他的诗里,有着显而易见的“孩气”,但如果谁真把这种“孩气”视为常态的“长不大”,那将很难走入他后期的创作,乃至打通他完整的诗歌世界、文学世界。

“关于道家哲学,人们往往注意寂静‘无为’的一极,而忽视‘无不为’的另一极。其实这一极作为个人传统一直存在,一直在中国文化严密的形式之上若隐若现,从泼墨画到‘大闹天宫’,从庄子的《逍遥游》到‘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到一个由齐王到齐天,由无法到无天的意识演变,这演变同时也不断接近着行为,演化的结果当然是文化秩序的毁灭。”“朦胧诗生于毁灭的空白,在瞬间经历了人类的天真时期,这瞬间在明智高远的东方传统面前显得简单,但同时也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可爱之处。”“他们中有些人重新归于文化,有人却留于文化之外的自然。”(《从一个被忽略的传统,看文化大革命及朦胧诗的产生、分衍——在1987年英国汉学会上的发言摘要》)

对于朦胧诗,顾城甚至比许多研究者更准确地提出了一个界定——类现代主义诗歌艺术。试问,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会不会仅仅满足于做一个“童话诗人”?我个人以为:把顾城的诗与“童话”相连,就跟多年来把徐志摩的诗与“小资”、“轻浮”相连一样,是中国的学界与文坛最大的两次无知与世故!

把《一代人》与北岛二十多年后更著名的《回答》相并列,前者会在时间的激流荡涤中最终胜过后者。因为前者的出发点是个人的、肉身的,同时也是超验的。而后者,则是流于愤怒和姿态,加上对铿锵有力的前两句形成明显消解的、融入了妥协的乐观主义结尾,使得作品远离了诗歌的纯粹。时代的选择和时间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有时,它们会对所有人的智力开些恶意的玩笑。

同样,当我们把《一代人》与日后的《墓床》并列观赏,并告诉自己,这是同一位作者诗风线性演进的结果,它们同属于顾城诗歌中的极品时,你将发现,那种来自于经验的、学理的判断力,已然悉数失效。诗歌归根到底是想象而不是现象,是天赋创意而非“主义”律条下的勾兑,顾城以他异类的文本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我则把它看成是诗学中一个更普泛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