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喜欢钱钟书小说的人不会喜欢巴金，因为巴金的语言太粗糙。喜欢徐言于小说的人也不会喜欢巴金，因为太不精致高雅、太不具备艺术家的游戏精神。喜欢张爱玲小说的更不会喜欢巴金，因为明知人生歹毒阴暗，却还要忙于追问希望和意义，似乎偏于幼稚和沉重了……但这就是巴金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他代表了一种对高格调精神与人生的向往，而无暇顾及自己是否能被后世作为一个精细的文字匠来认可。没有托尔斯泰式小说家（今后可能也不会有）的中国，有了巴金，稍稍可以弥补三分之一的遗憾。

对高格调精神与人生的向往是有风险的。因为，一旦向往的东西出现了偏颇，激情和生命便白白消耗，“心花怒放不知为谁开”，此之谓也。1980年代的巴金，一直以处于病老之中的那支笔，追记着这种消耗，并为之呜咽和叹息。1980年代的巴金，终于没能兑现他自己重回小说的计划，却做出了这三桩举动：一、在举国聒噪现代化进程的狂热里，提出中国文化的首要问题仍是反封建；二、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三、写作《随想录》和其他随笔类文字，着重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省“文革”。

从1976年开始，横贯整个1980年代，全中国诞生的反省“文革”的文字难以计数，其中不乏惨烈、触目惊心的描述与回忆。但像巴金这样，长达八九年（这还仅指作于1978～1986年的《随想录》），以面向自身的忏悔者态度进行写作的系列作品，仍是微乎其微。老作家多年来的名望，以及他重新获得写作与发表权利后所处的补偿性地位，使得这样的文字在社会上获得了某种强迫性重视——而这“强迫”对于健忘的当代社会来说，实在是用得很必要。

《随想录》问世后，文化界认为该书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如果抛开背景与内容，仅从文字的质地和语文学的角度看，这种评价可能会被视为“过誉”。但如果将《随想录》（包括之后的《再思录》等书）和“文革”乃至“文革”前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状况结合起来看，便会发现上述评价仅仅是恰如其分而已。毕竟，当时许多人读到的，还只是删节版本的《随想录》。而伴随着今天“手稿版本”的问世，人们读到巴金诸如这样的论述——我们应当维护《宪法》，我们也应根据《宪法》保卫自己应有的权利。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平时大吹大擂，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恐怕就会明白我们过去对巴金晚年著述价值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晚年的巴金警醒的，并不止于指出《渴望》里的刘慧芳在“五四”时属于被批评的对象……

巴金

锋芒毕现的一部分《随想录》没有能在1980年代以原貌面世，这遗憾属于1980年代的中国，而不属于巴金本人。一个作家，该写的都写了，剩下的责任，便是这个世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