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

出生于1936年的张贤亮只比王蒙小两岁，却因为发表的一首诗而比后者早一年（1957年）当上了右派，直到1976年成为农场教员，才重新获得写作与发表作品的自由。

张贤亮是在整个1980年代享有广泛社会声誉的小说家，其知名度主要由以下三部作品奠定——短篇小说《灵与肉》、中篇小说《绿化树》、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然，他的次主要作品尚有长篇《早安，朋友》、短篇《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等，这些作品也丰富了他的风格及影响力。

与王蒙等人在文本探索所引起的争鸣中日渐获得正视与肯定不同，张贤亮一直作为遭受非议型的“有争议作家”活跃在公众的视野里。一方面，张的小说在承袭了过往共和国小说传统的说教与新时期小说中所流行的诉苦的同时，叙事上显得更加富有肌理，并在议论中展示了一定水准的思辨能力；另一方面，给张带来广泛声誉的三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共和国非常时期的“边缘人”——知识分子作为主人公，并因为触及到了所谓“爱国”操守、饥饿、性饥渴等敏感话题，而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讨论。稍后《早安，朋友》又在国内率先触及到了早恋题材。

无论张贤亮的小说是否说教，所载之道偏于“正方”还是“反方”，这些作品的出现都在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读者对所触及话题进行思考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小说的启蒙作用要远大于许多高高在上的思想者、教授与评论家。

有些作家和学者曾指出，在张的一部分主要小说中存在着某种“落难书生遇佳人”的套路，认为是技法方面的一个局限，我倒不这么认为。因为任何艺术，究其本质，所有技法的使用还都是为了表现作品的主旨。张能利用相似故事构成去讨论分属于不同领域的命题：险恶物质对人精神的打磨和改变、性的压抑对扭曲了的心灵的再扭曲……这一切，反而说明了张贤亮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下，逼近了许多现当代小说家所不曾达到的自如书写的境界。何况在作家本人那段特殊经历中，其遭受过的歧视以及被社会强行剥夺的种种权利中，显然也包括了性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构成了作家本人以及他小说主人公所代表的那个特定人群最重要的人生缺憾。作家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通过浪漫化的构思，反复对主人公和自己进行这方面的慰藉，虽无赞颂的必要，却也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表面上看属于小说家技法上的瑕疵，其实是一个历史造成的、特定的创作心理问题。

令我感兴趣的倒是隐藏在这一创作心理问题背后的一个现实：迄今为止，再现实的中国小说家和诗人，本质上大多仍是浪漫主义者。这便如何是好呢？！文学家只有摆脱了滥情，超越了感伤，才可以真正做到并吞八荒。

张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