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1980年代的作家王蒙，绝对是文学方面的一个“点”。

这个“点”里，有许多东西值得后来的有心人去分析：比如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作家对社会的责任，作家在文体探索上的使命；还有，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该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把他的天赋用在最值得他用的地方。

把具体的作品和作家对政治生活的兴趣截然分开来进行解读，放在王蒙这个革命青年出身、迭经政治运动洗礼、后来又始终居于文化官员高位的作家身上是绝对不可能的。王蒙在好些时候，让我联想到苏联的三个作家——费定、法捷耶夫和爱伦堡。想到费定不只是因为他和王蒙都有的文化官员身份，也同时是因为这两个人作为作家，都挤入了各自时代政治生活的显赫阶层；想到法捷耶夫，不只是因为两人的作品都部分程度上与“共青团生活”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还因为两人在“作家”与“意识形态官员”这两个角色间的矛盾和分裂；想到爱伦堡，既是因为他们都写出过具有一定时效性的有影响的作品，也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对文学艺术的敏锐。

《春之声》《蝴蝶》《布礼》《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名医梁有志传奇》《活动变人形》……即便以后来者的眼光看，虽然勉强能就技巧方面作一些事后诸葛亮的挑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蒙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里，立意都是很高的，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哪怕有时这种理想主义，会以谐谑的，或愤怒、无奈情势下的语言狂欢的形式表现出来。1980年代锐气、底蕴都十足的王蒙，为什么后来没能写得更好？我以为，这固然跟这代作家对现代主义以降文学的整体缺钙有关，更与他这一代人对政治生活的过分热爱与牵挂有关。王蒙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善于描写声音，但不善于描写女性肖像，这对于作家而言是不可饶恕的缺点。我最擅长于写共和国历史、共和国的心灵史……”从作家对所善题材的认识上讲，这是坦率的。但我以为，恐怕王蒙还没来得及注意这一点——他的理想主义过于“入世”了，终于没能摆脱中庸的负面影响。此外，内心中较少源自虚无的力量，也是一个致命问题。

当然，对政治生活的热爱与牵挂，也给王蒙赢得了一些为文学作公益的机会和权力。很难想象1980年代，一本没有王蒙任主编的《人民文学》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有人曾把这一时期的《人民文学》与《收获》、《北京文学》视为该时期中国新锐小说的三大发祥刊物）。包括他为《人民文学》选定刘心武出任自己接班人的这件事，从文学的角度讲，都应该说是极其职业与正确的选择。

作家，“尽人事，达天命”的职业而已。再多辉煌与遗憾，倘不是大天才，都逃不出“时代”这个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