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

记忆中读到的第一篇“伤痕文学”小说是《小说月报》上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那时我在读初中。忘了杂志是怎么得来的，反正不是我买的，我家也没有人爱看当代小说。很有可能是某个来家的客人买了后忘在这儿的，总之来历不可考。而且小说给我一个很不舒服的疑问：美好的东西怎么会转变出一个不好的结果呢？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当然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出名的“伤痕文学”。它应该算是第二拨儿“伤痕”。第一拨儿当然是70年代末出来的卢新华、刘心武和张洁。不过我最早接触的《班主任》和《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不是原作，而是做作业时收音机里放的广播剧，那也都是进入80年代之后的事了。同时期还有从连环画上看到的《枫》（原著郑义），又过了几年，还看到改编的电影。

“伤痕文学”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很多。尤以进入1980年代后涌现的第二拨儿“伤痕”为最，《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灵与肉》《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芙蓉镇》……总而言之，都是极轰动、看了又极让人不舒服的那种。《芙蓉镇》因为拍得最晚，所以情形稍好些，艺术性也最强，这是后话。

记忆里的“伤痕文学”作品好看的不多，忧患和说教的气息倒是很重，带有明显的上一两个时代（“文革”与“文革”前）的思维特征。我接触它们是偶然碰上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流传它们。不过，虽然知道是控诉“文革”的，可读完之后并没有太多个体上的共鸣。这当然跟自己当时年龄还小有关，但同时也跟“伤痕文学”所记载的苦难多属公共记忆有关，比我从家里老人和邻里大人那儿无意中听到的只言片语的回忆要差远了。文学说白了，其根本还是应在公共记忆的大背景下，去抒写个人的体验。这方面，冯骥才有两篇作品做得比较好：一篇是《啊》，一篇是《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不过，从总体上讲，“伤痕文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否定“文革”。虽然作家们还遮遮掩掩、支支吾吾，但毫无疑问，读者都知道这些作品真正控诉的是谁，是什么人受了欺负会哭，何况一个民族！只不过这哭声，经过中国艺术家们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浪漫情结过滤后传出来，除了悲苦，再没有给人以社会性话题以外的启迪。“哭哭啼啼，没有出息。”多年以后，偶然看到政治家对“伤痕文学”的这段评语，深以为然。

《芙蓉镇》

我记得有一天听见一个邻居告诉我外公：“听说厉慧良（我外公抗战在重庆时结识了这位京剧大武生）在监狱里系鞋带，都把腿支在墙上练着功系……”也不知邻居是从哪儿听来的。要是他说的属实，那处于关押中的厉慧良先生可真比电影《芙蓉镇》里秦书田还要潇洒了。二十多年后，也就是2004年，我看厉慧良主演的《长坂坡·汉津口》VCD，厉先生的“赵云”一出场，那气势，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邻居讲的这个段子。我愿意相信它是真实的。这里面，有种当初那些“伤痕文学”小说没给过我的感觉——那就是生活残忍，同时它也能让一些人在悲惨中很酷。一个民族能在历史悠久的变迁中得以幸存，靠的应是这种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