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亚运会

1990年9月至10月在北京举办的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自1984年在亚奥理事会获得通过后，便成为中国内地横贯1980年代中后期的一件大事。涉及到北京，它除了促成一系列体育场馆的兴建和改建，也给这座城市增添了诸如“亚运村”之类的新辟中心区域。而作为中国当时所承办的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在全国、全亚洲范围内，所有与亚运会有关的数据，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都是极为可观的。

比如起始于西藏海拔7117米的念青唐古拉山下，历时一个月的“亚运之光”火炬接力，其行程遍及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达18万多公里，参加人数达到了1.7亿！

比如亚运会的集资，范围除国内的30个省、市、自治区外，还遍及境外14个国家和地区，签约和承诺的集资额超过了6亿元。捐赠万元以上的团体有1300多个！（请注意，万元是当时内地民间通行的、衡量一个人是否接近了富裕阶层收入的重要标准。）

再比如共有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4655名选手参加了这次亚运会，为此前各届亚运会规模之最。中国在这届运动会上，共获得183块金牌，比位居第二、第三位的韩（54金）、日（38金）所获金牌总数加起来，还多出了近一倍！

……

除了表面化的数字，北京亚运会最值得人们记住的，是从它申办到成功举办这一漫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只有1980年代的内地才会有的全民性的、集体狂欢的气质。上千万人（北京）、数亿人（全国）为一件具体的事情而奔忙、迷狂（姑且不去考虑那些形形色色组织者的工作效率如何），这样一种“盛景”，在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大约是最后一次了。这一点，恐怕是2001年中国足球队首获世界杯出线权后那短暂的全民狂欢所根本无法相比的。

如果把围绕着北京亚运会所出现的各种忙碌细细辨识，你会发现它们身上附着了太多1980年代所特有的质素：比如行政领导下的全民行为，比如寓强国梦于体育赛事的“移情”心理，比如大中学生身上所特有的走向社会、走向街头的荷尔蒙过剩式激情……与此同时，北京亚运会又恰如两扇伫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分界线上的大门。门的来路，是狂欢的、群体的、激情的、启蒙的1980年代；门的去路，则是躁动的、私欲的、杯葛的、低回的1990年代。对于这两个年代，亚运会既构成了开启，也构成了关闭。它意味着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的落幕，也意味着后天缺钙的行动主义的崛起。前一个时代让国人逐步从清教主义残留在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禁锢里解脱出来，后一个时代则使人们在“人性”这个冠冕堂皇词汇的诱惑下，一步步投入自织的樊笼。

从这一点讲，北京亚运会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只是一届洲际运动会，也不只是一次国家行为，更不管它是否构成了对整个1980年代N次群众自发社会性狂欢的国家版回应。北京亚运会甚至也不适合被当作国民道德水准不同阶段的标志和分野——它只是凑巧站在了两块影子的交界处。而正因为它这一“站”，人们对影子的辨认工作，终于有了某种近似于仪表刻度的参照。

内地老百姓对北京亚运会最为绵长的记忆，大约是一个名叫“盼盼”的手举金牌的熊猫。这“盼盼”是北京亚运会的官方吉祥物。亚运会结束后，该形象由一家防盗门制造商注册，一度成为1990年代内地最著名的防盗门品牌之一。热情好客与冰冷防卫的两极行为之间，因为一个可爱的“盼盼”，终于完成了时代赋予的媾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