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宝林到马三立

北京演艺界在1980年代出过一件轰动全国媒体的大事，那就是相声演员侯宝林被北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客座教授。据我所知，艺人被聘为国内名牌大学教授，这应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比后来同样引起媒体关注的金庸和成龙成为北大客座教授要早十多年！侯成为客座教授的理由有二：一是因为他在相声上的成就；二是因为他是一位语言大师。提出后一条理由的人，即便搁到多年后的今天看，都应该算是独具慧眼的。

传统的民间曲艺里，以相声在当代的影响力为最。即使到了“文革”后期，相声也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至少像那些以歌颂为主题的相声还是有的。因为主旨在于歌颂，也因为相声本身具备的讽刺功能多少还可以用来刺痛一下“敌人”，所以相声虽然处境艰难，但多少还是给人们留住了一些笑的火花，且不论这火花是否变味儿。但相声在人们的日常娱乐中恢复它往日的魅力，还要等到像侯宝林这样的殿堂级艺人复出以后了，而且一路火爆，直至进入1980年代。

1980年代的内地相声，侯宝林的影响无处不在。比如说，在马季之后成为名角儿的姜昆，虽然其相声内容多以讽刺见长，有别于中期马季的“歌颂体”，但在语言的净化、幽默的使用上还是属于侯宝林1949年后开创的那一路美学标准。1949年后的侯氏相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幽默而不低俗，讽刺却持善意，内容永远与时俱进，紧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使得侯的相声与传统的市场卖艺、街边搞笑型相声相比多了几分亲近之外，也多了不少文雅与雍容之气。侯在对传统相声进行语言净化、提纯，赋予其陶冶、教益功效，使之适应新的时代，获取更大的舞台生存空间这一点上功不可没。这同时也是他作为曲艺界语言大师的主要成就。

实际上，1980年代中前期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相声艺人，走的都是跟马季、姜昆相近的侯氏美学路子，只不过在特长方面各有侧重而已。不过在当时我所听过的艺人中，表现最接近侯宝林境界的，既不是嫡传的马季、侯跃文、姜昆，也不是这十年中先后名噪全国的杨振华、高英培、苏文茂、师胜杰等人，而是另一位天津艺人刘文亨(1937～2001)。刘生于天津，早年随父在茶社学艺，1949年拜杨少奎为师，曾受过侯宝林、马三立、赵佩茹、张寿臣等前辈的点拨。刘的包袱、语言文明程度、火候拿捏、台风以及“柳活儿”（学唱各类地方戏曲）都带着一股宗匠所特有的雍容。可惜刘于1990年患病，过早地告别了舞台。

与侯氏风格成为相声界“显学”相对应的，“文革”后另一位硕果仅存的大师级艺人马三立，其重新赢得全国性的注目，则经历了一个慢热的过程。马氏相声的节奏较慢、包袱铺垫过长，其幽默带有强烈的市井属性和方言局限，与此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民间相声的原汁原味。与侯派相声相反，马三立的相声不擅教诲，即便有，听起来也像假话，甚至会让人以为是故意讽刺。像这种传统说法的相声，载道是很难的，其唯一的功效只能是给大家提供欢乐。这对于听了很长时间“歌颂体”相声、“教诲体”相声的年轻观众来说，需要有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再加上“文革”后复出舞台，马三立的年事渐高，声音、语速都无法与时值盛年的一线中青年艺人相比，其脑筋急转弯式的幽默和包袱对观众的接受反应能力也有挑战，所以直到1980年代后期，侯派相声在听众中的热度稍退，马三立作为相声泰斗的声誉才被津京以外的全国新一代听众所知晓。

侯宝林与马三立，两人风格不同，一生走红的时段也各不相同，但最后都以雅俗共赏的笑匠形象为世人所称道。从侯宝林到马三立，人们对相声口味的变化，反映了十年中人们对娱乐需求的变迁和对相声功能理解的改变。从早年听惯了“高标准、严要求”的寓教于乐，到渐渐接受泥沙俱下的狂欢而人性的“笑的享受”，人们其实走过了一个对笑声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过程。这种不自觉的进步，背后隐藏的，是听众作为主体意识的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