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演说家

演讲对于1980年代在校的学生来说是件时髦事。大中学生间时有演讲比赛，学校也不失时机，把来自校外的演说家的演讲作为教育学生的新方式。

演说家自“文革”结束后，在中国社会每个阶段都有涌现，但不同时段的侧重点不同。比如1990年代后期，以推广“疯狂英语”而闻名的李阳，可以被归类为“英语学习演说家”或“教育演说家”；以揭穿所谓“气功”骗人骗局闻名的司马南、何祚庥，可以称之为“科学打假演说家”；而那些推广形形色色股市、推销或经营管理理念的演说者，则不妨统称之为“经商演说家”……不过在1980年代，尚未出现适合上述诸种演说家活跃的条件，社会瞩目的是与他们不同的一批人——由国家有关机构统一宣传、组织，以面向年轻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德育演说家”们。

“德育演说家”这个说法是笔者从当年全国闻名的“德育教授”这个称呼中引申过来的。要提德育教授，就不能不提到当年的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李燕杰——他在当时是全国最先获得这个“职称”的人，也是唯一的。李燕杰，1930年生于北京一知识分子家庭。1977年1月25日率先走向社会演讲，后被授予专职的“德育教授”，开共和国高校教师以“德育”获取职称的先例。关于李的演讲技巧，平心而论，在当时应该是很少见的。其演讲的核心基本上仍是大家在报纸、单位或课堂上听到的那套鼓动积极上进的言论，但说教性一裹在言辞的铺排里，效果就显得不一样了，不少人可能还会误以为这是文采。也难怪，一个刚从高蹈的、狂热的时代苏醒过来的民族，暂时还不能改变它对雄辩过于漫长的依赖。不过，李的盛名很快被山东姑娘张海迪给取代了。

张海迪，1955年9月生于济南，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她没进过学校，从童年起便自学，一直到修完大学的课程，从十五岁起，在父母下放的村子里给孩子们教书，还用自学的医学知识无偿地为人们治病一万多人次。与此同时，她还开始从事翻译和写作。1993年，张获得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硕士学位。1997年她被日本NHK电视台评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

张海迪的演讲和歌声风靡整个80年代，演讲的主旨，究其本质，与李燕杰的并无太大区别。但李多是讲别人的事迹，是群体性事例；而张多以说自己的事为主，是个人的，即便有些说教，也总是由己推人，在直观和震撼力方面，比许多寻常意义上的演讲高手多出了不知多少倍的感召力。

与此同时，中和了张海迪与李燕杰演讲特点的资深教师曲啸，也在全国的讲台前有过数年的辉煌。曲啸曾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坐过牢，也当过民办教师、“草原上的牧马人”。1982年，曲啸被任命为辽宁营口市教育学院副院长。此后走上讲台，结合自身的遭遇，和李燕杰、张海迪一样，以向社会各界宣讲理想、人生和爱国主义为己任。1985年，曲啸调往北京，任中宣部局级调研员。1990年前后，在江苏南通市一次演讲之后，突发大面积脑梗塞，导致瘫痪，并丧失了语言功能。曲啸瘫痪后的经历与他前期的不幸同样感人，他在太太的帮助下，经过康复治疗，用左手练习书法，最后还告别了轮椅，能够拄拐站立，并重新学会了发声说话。曲于2003年去世。

德育演说家们开始受到质疑是在1988年1月。当时，李燕杰、曲啸和另一位“青年教育专家”去到蛇口与当地青年座谈。曲啸说到“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的，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当即遭到了蛇口青年的反驳和批评，双方产生了争论。事后，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上报中央和有关单位领导的材料中点了一位参与争论青年的名。对三位“青年教育专家”带有浓重旧时代印迹的做法，来自当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蛇口工业区领导人袁庚的声音，最能代表当时社会普遍的反应——“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这件事引起全国媒体的争鸣与关注，并被有关学者视为一件在当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意义重大的事件。

时代变了，曾经有过被人“以言治罪”经历的知识分子，现在有了治人言以罪的能力。但时代继续在变，它已经提前开始制止某些过去的受害者，以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方式，去面对更新一代思想的“洪水猛兽”……

这是个巨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