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迷

“球迷”这个特殊人群及其称谓当然不是1980年以后才有的，但中国球迷欣赏真正球艺的爱好，却是从1981年拉开序幕的。当时，长期封闭且处于国家专业培养体制下的中国足球队，参加了第十二届世界杯亚太区外围赛，虽然最后时刻因为沙特和新西兰的默契球，而未能获得进入世界杯本赛的资格，但头一次通过电视走进千家万户的中国足球，还是为大家在记忆中留下了容志行、黄向东、古广明、左树声、李富胜、迟尚斌等本土球星的名字。

即便拥有个别高超技艺和坚强意志的球星，仍然无法进入到世界最高水准的竞技大赛中。扣除沙特队默契球的影响，这结局其实也说明了非职业状态的中国足球与现代足球先进理念的差距。1982年，没有中国人参加的第十二届世界杯，却成了几亿中国球迷的头一次足球大餐。济科、鲁梅尼格、罗西、普拉蒂尼、马拉多纳、苏格拉底……国人在面对如此众多大师级球星的表演时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赤贫者面对豪富者的羡慕，一方面则是对本土足球水平的期望和无奈。也正是这种复杂心理，导致了三年以后“5·19”球迷骚乱事件的发生。

1985年5月19日，国家队在教练曾雪麟、徐根宝、戚务生等的带领下，在北京迎战前来挑战的中国香港足球队，这也是时为新科亚洲亚军的中国足球队，在第十三届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中的关键赛事。由于主管官员心态过于浮躁，要求国家队必须赢两球以上，导致实力原本占优的中国足球队在对方先进一球后心理失衡，最后反以0∶1败给了客队。中国足球再一次被阻挡在了世界杯本赛之外。“5·19”失利的直接后果，是引发了现场一部分北京球迷的街头骚乱，其中包括打砸车辆，袭击球员、操南方口音的外地人以及外国人等。

“5·19”是中国球迷作为一个特殊社会人群，第一次在公众视野中显示出巨大能量的事件。这场球迷骚乱被当时的有关部门定性为体育界“有损国格事件”，主教练曾雪麟被迫提出辞职，国家队也就此宣布解散。关于“5·19”事件的内涵，社会各界在当时和日后都有过多种定位和分析。有人说，之所以会出现骚乱，是因为人们在国力尚不雄厚之际，习惯了把“强国梦”附加给体育比赛来承载；有人说，是人们对足球运动复杂性的理解不足，导致了失利时心理失衡；也有人说，是长官意志压制和干扰了足球教练的专业性思维……但究其骚乱的本身，无非还是因为球迷不满于一场实力悬殊比赛的不合理失利。至于这失利背后潜藏的中国足球的体制问题、足球人在某些国民性问题上的群体缺失等，都不过是大家一时还无法看到（作为球迷，他们也不需要看到）的纵深背景。

球迷在“5·19”的愤怒与爆发，没有很快换来中国足球的发奋崛起，它所引发的直接结果只是——以后每逢国家队或地方甲级队的关键比赛，有关方面对保安工作的重视与加强。一些偏激的研究者甚至会将中国足球此后近二十年的轻技术、重身体的功利性潮流，也归因于“5·19”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球迷”在一段时期内，成了带有一定贬义色彩的称谓。这一切将持续到下一个十年，随着足球职业化和市场化的到来，“球迷”——因其在球场消费者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次受到至少是口头上的另眼相看。“球迷协会”不再只是公益组织，还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某种居于足球圈外围的利益组织。“球迷”中的个别“能人”，有可能会进入到职业俱乐部担任高层主管；也有人会由于对足球的过分狂热，过上抛妻别子、狼狈不堪的边缘生活，并因此成为某一期大众媒体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