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31]

叔文、龙、虎：

这里工作队同人都因事出去了，我成了个“留守”，半夜中一面板壁后是个老妇人骂她的肺病痰咳丈夫，和廿多岁孩子，三句话中必夹入一句侯家兄弟常用话，声音且十分高亢，越骂越精神。板壁另一面，又是一个患痰喘的少壮，长夜哮喘。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过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回复到生命里来。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统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近年来，常常有人说向优秀传统学习，这种话有时是教授专家说的，有时又是政治上领导人说的。由政治人说来，极容易转成公式化。良好效果得不到，却得到一个不求甚解的口头禅。因为说的既不甚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应当如何学，则说来说去无结果，可想而知，到说的不过是说说即已了事，求将优秀传统的有情部分和新社会的事功结合，自然就更不可能了。这也就是近年来初中三语文教科书不选浅明古典叙事写人文章，倒只常常把无多用处文笔又极芜杂的白话文充填课内原因。编书人只是主观加上个缴卷意识成为中心思想，对于工作既少全面理解，对于文学更不甚乐意多学多知多注意。全中国的教师和学生，就只有如此学如此教下去了。真的补救从何作起，即凡提出向优秀传统学习的，肯切切实实的多学习学习，更深刻广泛理解这个传统长处和弱点。必两面（或全面）理解名词的内容，和形成这种内容的本质是什么，再来决定如何取舍，就不至于如当前情形了。近来人总不会写人叙事，用许多文字，却写不出人的特点，写不出性情，叙事事不清楚。如仅仅用一些时文作范本，近二三年学生的文卷已可看出弱点，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有些文章竟如只是写来专供有相似经验的人看，完全不是为真正多数读的。

【注释】

[1]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43页。

[2]这封信编入《沈从文全集》第19卷，317—320页。以下这封信的引文均据全集，用仿宋体标出，不再一一注明。

[3]沈从文：《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19511212-16），《沈从文全集》第19卷，225—226页。

[4]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0），《沈从文全集》第19卷，298页。

[5]沈从文：《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之一》，《沈从文全集》第27卷，481页，485页。

[6]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13），《沈从文全集》第19卷，283页。

[7]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30），《沈从文全集》第19卷，188页。

[8]沈从文：《致沈龙朱、沈虎雏》（19511028），《沈从文全集》第19卷，126页。

[9]沈从文：《致沈龙朱、沈虎雏》（19511031），《沈从文全集》第19卷，134页。

[10]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13），《沈从文全集》第19卷，160页。

[11]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0），《沈从文全集》第19卷，296页。

[12]沈从文：《致沈龙朱、沈虎雏》（19511226），《沈从文全集》第19卷，246页。

[13]沈从文：《致沈虎雏》（19520123），《沈从文全集》第19卷，303页。

[14]沈从文：《致沈虎雏》（19511227），《沈从文全集》第19卷，250页。

[15]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19-25），《沈从文全集》第19卷，179页。

[16]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01），《沈从文全集》第19卷，139页。

[17]沈从文：《致沈虎雏、沈龙朱》（19520105），《沈从文全集》第19卷，267页。

[18]沈从文：《致沈龙朱、沈虎雏》（19511226），《沈从文全集》第19卷，246页。

[19]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01），《沈从文全集》第19卷，139—140页。

[20]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19-25），《沈从文全集》第19卷，179页。

[21]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4），《沈从文全集》第19卷，308—310页。

[22]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9），《沈从文全集》第19卷，335页。

[23]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19-25），《沈从文全集》第19卷，181—182页。

[24]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9），《沈从文全集》第19卷，334页。

[25]沈从文：《致张兆和》（19520124），《沈从文全集》第19卷，311—312页。

[26]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19-25），《沈从文全集》第19卷，180—181页。

[27]沈从文：《致张兆和》（19511119-25），《沈从文全集》第19卷，179页。

[28]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527页。

[29]作者因病自1949年春开学后，不能继续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工作，1949年8月起，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上班。通信时有关部门正在催促搬出原住的北大宿舍。

[30]张文教，1949年后历史博物馆的第一任中共书记。

[31]这封信未见结尾，残信内容曾以《事功和有情》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一书。《事功和有情》是将内容相关但不连贯的信页，作为一封信整理而成。经考证，其文字分属于19520125左右《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和19520129（2）《致张兆和》两封信。现据残信原文分别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