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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九年的分水岭上，沈从文得向文学告别了。对沈从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事业，奋斗了近三十年，而且打算终生在这个事业上奋斗下去。只要想想他在“疯狂”时向他小说里的人物翠翠诉说，向翠翠亲人般的诉说，就大致能够体会文学写作对于他至要至亲至密的意义。而且，虽然沈从文早就以独特的风格和非凡的成就确立了文学上的重要地位，但对沈从文自己来说，他的抱负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他仍然怀有文学上的“野心”。

时间倒回去一年，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在颐和园霁清轩消夏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叙述当天晚上他和儿子虎虎讨论《湘行散记》，“我说：‘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他就说：‘那当然的，当然的。’”其间这么有一段对话——

小虎虎说：“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托尔斯太。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太，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

我说：“是的。我不如这个人。我因为结了婚，有个好太太，接着你们又来了，接着战争也来了，这十多年我都为生活不曾写什么东西。成绩不大好。比不上。”

“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

“怎么，一写就那么多？”（或者是因为礼貌关系，不像在你面前时说我吹牛。）

“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29]

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是充满了相当自信的。

可是没过多久，他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学的未来一下子破碎了：“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30]

而就在“生病”之前的两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沈从文还在为文学的自主性而与人辩驳。这次座谈会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口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其中论及文学与政治“红绿灯”的关系问题：

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31]

座谈会后不久，他即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就想到，不能不搁笔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沈从文在精神病院，读到新时代的文学。“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32]

基本上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里，沈从文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作家了。但是，“跛者不忘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常常想到创作，甚至很努力地去尝试着写了一些东西。

更堪玩味的是，在他并未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主要是书信，还有检讨、交待、旧体诗等）里，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文学性。仅以书信而论，按照惯例可以把书信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完全可以把书信就当作书信，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信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沈从文书信，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得他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集中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信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

就连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文学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但是，这样的文学价值却并非沈从文的本意和追求，当他决定放弃自觉的文学事业时，他心中岂止是不甘——“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