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宠辱不惊，珍爱己身

原文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老子・第十三章》

译文

受到恩宠和遭受屈辱都会感到心神震惊而不得安宁，重视大的祸患就像珍视自己的身体性命一样。

阐释

老子在本章论述了宠辱若惊对人身的危害，这也是对养生的危害。

在前一章中，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能够“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所以他们能担当天下的重任。

而那些受宠若惊者呢？老子接着说道：“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什么叫“宠辱若惊”呢？恩宠是上对下给予额外的赐予，所以当受宠者得到额外赏赐时，就会感到震惊，如果失去了额外赏赐，也会因失宠受辱而感到震惊，从而失去安宁，这就叫做得宠与受辱都感到震惊。

什么叫“贵大患身”呢？我们之所以感到大的祸患，是因为我们有身体的存在，如果不顾及到自己的身体，那我们还有什么祸患呢？

在老子看来，得宠者以得宠为殊荣，为了不致失去殊荣，便在赐宠者面前诚惶诚恐，曲意逢迎，人格尊严就受到了无形的损害。而如果一个人未经受任何辱与宠，那么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傲然而立，保持自己完整、独立的人格。

所以老子认为，“宠”和“辱”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伤害，并会进一步对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那么，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呢？

老子在本章最后又指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所以，能做到贵身（看重自己的生命）那样去服务于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大事寄托于他。能做到爱身（珍爱自己生命）那样服务于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付给他。

在此，老子就提出了一个贵身、爱身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人就能免受宠辱的伤害，就能真正做到宠辱不惊，就能够有所作为。显然，这才是利于身心健康的一种比较合理的心理状态。

另外，《老子・第十三章》也对这种珍爱己身的思想作了更为明确的补充。“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珍爱自己，看重自己，而又不显耀自己。老子对这种宠辱不惊，珍爱己身的养心、养生思想，的确阐释得十分详尽、周到。

养生之道

宠辱不惊，珍爱己身是老子一种典型的静养思想。

古人认为，人生在世，不应计较荣辱得失。因为人的达穷或穷达，草木的荣枯或枯荣，大地的丰饶或沧桑，都是在反复不断地变化的。

昔日汉朝的大将军韩信，年少时也曾向漂母乞食。秦朝的东陵侯召平显赫一时，老来却也变成锄瓜之士。春日之花是那么明媚鲜艳，最终也要生长为桃李之果。秋风吹来万物萧条，堂屋之上也仍会生出荆杞。所以，势去不足悲，时来亦不足喜，只有宠辱不惊，珍爱己身，才能在万物的不断变化中从容以待。

老子这种轻得失、淡荣辱，不为情志上的悲喜所左右的静养思想，为历代养生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三国时期，著名的养生学家嵇康从实践中悟出“形恃神以立，神领形以存”的道理。他在《养生论》中提出了“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神”，以“静神”来养“形”的思想。他说：“夫服药求汗，或有不获；而愧情一集，涣然流离。终朝未餐，则嚣然思食；而曾子衔哀，七日不饥。夜分而坐，则低迷思寝……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噪于中，而表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这就详细地指出了静养、保“神”，爱身对生命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白居易“寄言荣枯者”，“势去未须悲，时来何足喜”，也是对轻得失、淡荣辱思想的继承，即珍爱自身，不被“悲”“喜”所左右，安心修身养性，则心境必然安静，形体必然康健。

宠辱不惊对健康如此重要，那么，又该如何做到呢？其实，关键就在于一点：淡泊名利。

小人患得患失，宠辱皆惊，这是因为名利关心。人生得宠时惊喜，丧失时惊惧，得宠和失宠看似是两回事，其实有得也必然有失。所以，不要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而要做到宠辱不惊，否则会留下大祸患。

有些人没有留下大忧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而有些人则留下大忧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为自己，只看到个人利益。所以，人贵以身为天下，也只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天下人才可以把治理天下的事托付给他。历史上许多人都看不透得宠和受辱，只知道得宠时的幸福快乐，看不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如文种等，最终也往往不得善终。

总之，只有做到了宠辱不惊、去留无意，方能心态平和，恬然自得，方能达观进取，笑看人生，无愧于珍贵的生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朴初同志在遗作中写道：“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这正充分体现了一种宠辱不惊、珍爱生命的达观、崇高的精神境界，实为养心、养生之楷模。

养生典范

廖沫沙（1907～1991），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加入中国作协。

“文革”中，廖沫沙因与邓拓、吴晗在《前线》发表《三家村札记》，1966年5月和邓、吴三人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遭到迫害。

“三家村”冤案中的邓拓和吴晗，在“文革”中先后罹难，唯独廖老挺了过来。那么，他是靠什么才走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的呢？

廖老说：“我的养生之道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

在那段有理难申、有口莫辩的日子里，廖老常“自嘲”解闷。他饶有风趣地回忆说：“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了。当时全国上下都批‘三家村’，到处抓小邓拓、抓小吴晗、小廖沫沙，我们‘三大头目’就在劫难逃了。我们几个‘活靶子’几乎每天都要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老实说，我并不害怕，批就批吧，看你拿我怎么样。”

一次，廖沫沙和吴晗一起被揪到某矿区批斗，他看到吴晗愁眉苦脸，低垂着头，为解两人的烦闷，他低声对吴晗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场，还没有看我们‘唱戏’的人多咧。”吴晗听罢，兴起地问道：“那我们唱什么戏呢？”廖老说：“我们唱的是《五斗米折腰》。”本是历史学家的吴晗，当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两人会心地笑了。

批斗会结束后，廖老提出要吃了饭才回去，还风趣地说：“不让我们吃饱饭，你们就没有‘话把子’了。”在回程的火车上，廖老在默想中作成《嘲吴晗并自嘲》的诗：“诗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廖老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也常自我排忧，冬天偶然买到点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头针，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条条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赏。面对这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品”，他还作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灵，九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和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

廖老家人到江西探监，希望他能认真检查。他坦然地回答：“我有什么好检查的？我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么？”他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曾作《锄草》一诗，表达了昂扬乐观的情绪。诗云：“春草虽锄犹自绿，嫩枝插地又生根，只缘沃土依然在，细雨轻风又茁生。”

廖老一生清心寡欲，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他养成了遇事不怒、宠辱不惊、冷静沉着、胸怀宽阔的性格，这正是他养生保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