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摇晃的中国』，辛亥百年反思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博士毕业。

主要学术著作包括《辛亥：摇晃的中国》《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利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其中《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用事实消解神话，还原辛亥革命现场，从辛亥解读百年中国政治动荡的缘由，笔法凌厉，写尽大变革中的复杂国民性，被称为辛亥百年反思第一书。

提到“辛亥革命”，通常无非就是讲一些晚清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些故事，按道理说这些故事在我们的历史书上就应该讲，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近代史课程其实不是近代史课程，而是政治课；中学的时候，历史课是政治课，语文课也是政治课。这样的好处就是全民都很“政治化”，但不好的地方就是当你真的想从历史中吸取一些教训的时候，想以史为鉴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们学的历史好像不太真，它更像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抽象的概念，充满脸谱化的人物。本来很简单的事在教科书介绍之后反而变得复杂了。

一般来讲，在讲到一场推翻某个王朝的起义时，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王朝一定是不行了，这个王朝肯定是“天也是黑的，地也是黑的”，吏治腐败、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然后有勇敢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于是，这个王朝垮了。

1950年代，学界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找寻，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出现了多少场“民变”。什么叫“民变”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群体性事件。学界费了很大劲，找到这一年有一万起。这么大的中国，一年有一万起群体性事件，多吗？一点都不多！

在辛亥革命前，晚清进行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改革，我们管它叫“新政”。这是清朝惟一次次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从1903年开始，到1911年都还没结束。就在改革这个当口上，革命发生了。过去我们的历史一般认为这个“新政”搞得很糟，不糟糕何至于搞革命呢？他们认为“新政”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找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不这么看，我在查史料的过程中感觉到，“新政”其实真的搞得不错。比如行政改革、管制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地方政治改革等，各项改革都在有序地进行，工作做得很扎实，整个经济大有好转。在“新政”之前有义和团事件，历史书也叫“庚子之乱”，那时中国很乱，中国经济真的是濒临破产，而且庚子之后，根据《辛丑条约》，我们要赔给列强四亿两白银，而那个时候清政府全年的税收也不过七八千万两，却要赔那么多钱。所以政府的主要收入——关税和盐税——都要抵押给西方列强，政府一分都收不到。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新政”，到1911年的时候，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了两亿四千万，而且各个省都有大量结余。其中，武昌起义发生的湖北省有四千万的结余。那时候，四千万是一个天文数字。那时候CPI很低的，一个人一个月挣六块钱，可以养一家老小十口人八口人不成问题。那时很多著名的民营企业，比如张裕公司、荣氏兄弟的棉纱厂，这样很著名的企业都兴办了起来，各地的工商业蒸蒸日上，而且他们组织了非常完善的商会机构，这些商会力量很强大，各地的商会都有武装，汉口的商会有一万多支枪。广州的商会也有武装。所以说，当时的情况应该说相当不错。看那个时候的史料，发现治安相当好。改革中也基本没有贪污腐败。包括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被美籍华人学者许倬云看来是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都改掉了。这么大的事居然波澜不惊。也不是完全波澜不惊，山西侯马有些秀才上街游行了，仅此而已。所以，当时《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莫理循先生说：中国这么古老的国家，改掉这么大一个制度，居然可以波澜不惊，那么这个民族很有前途，以后的改革将会相当顺利。但遗憾的是，结局不是那样。

其实那个时候的吏治也是有很大好转的。一谈到晚清的官场，我们就会想起两本小说，一本叫《官场现形记》，另一本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都是晚清“新政”时期两个文人写的。书中的官场被描写得乌七八糟。但是那并不是“新政”期间官场的状况。那个时候的官场有很大的好转。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那个时候出现了媒体。那个时候媒体不是广播电视，而是报纸，而且报纸都是民办的，几乎没有官办，只有袁世凯办过一个直隶官报。并且那时中国有了“报律”，也就是新闻法。官府如果想封这份报纸，得走司法程序，而且，只要报纸不是公开鼓吹造反，诋毁皇帝，官府就不能封。而这些报纸攻击它们所在地的领导们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在租界的报纸连西太后都敢攻击。尤其是苏报案之后，政府拿他们基本上也没有办法，有一点小事就会见报。基本没听说哪个地方官去告报纸诽谤。在这样的媒体监督下，吏治就有一点好转。

第二，1905年，中国宣布要预备立宪。本来改革是没有这项的，但是改革中许多人认为一定要立宪。不仅仅是那些康梁的拥护者，许多士绅也认为要立宪。到后来，许多重要官员，如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都说要立宪。而且1904年时，在中国发生了一场战争，即日俄为争夺东北而在东北地区开战。这场战争在我们的历史书上被称作“耻辱”，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争夺中国资源而打仗。理论上讲这是“耻辱”，但当时的中国人不这么看，因为这场战争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这是东方的黄种人第一次战胜了西方的白种人，中国人是一片欢腾。所以日俄战争给了中国立宪运动一大刺激。

在这个刺激下，慈禧太后坐不住了，也开始政治学习，找了一些留学生入宫给光绪讲课：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宪法，什么叫国会。慈禧最关心的事是：立宪之后，到底皇帝的权位怎么样？讲的人告诉她：立宪之后，皇权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会更加稳固。慈禧还是不放心，就找来了五个满族大臣，以端方为首——端方是当时最聪明的一个大臣——让他们出国学习，这就是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个大臣从国外返回之后就开始找人写报告，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当时还是通缉犯的梁启超头上。其实这个报告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慈禧关心立宪以后皇帝会怎样。端方告诉慈禧：立宪之后，皇帝的权位将是世袭罔替。慈禧太后思考之后，宣布预备立宪。这不是说着玩儿的，各省真的开始选举各省的准省议会，当时叫咨议局；中央成立了准国会，叫资政院。这些机构实际确有议会功能，各省的督抚做大事必须得经过议会通过，而且它们有监督的责任。选出来的都是各省出名的士绅，没有老百姓——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就是听士绅的。

在议会上，经常的情况是：如果谁发现某个官员有不法情况，就指名道姓。不仅抨击官员，首长也抨击，毫不留情。中央的资政院，名额有200个，100个民选的，100个钦定的，加上议长、咨议长和秘书长这三个也是钦定，相当于103个钦定。没想到一议事，民选议员占了绝对优势，无论是投票还是发言，钦定人员要不就不说话，一说话也站在民选那边，很奇怪。明明是皇帝让你们当的议员，为什么你们不向着皇帝？比如说弹劾军机处，把军机处弄得很难看。因为即使是皇帝亲选，他们也都是士绅出身，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极要脸面。事情只要是对的，他们就不敢说是错的。事情如果是错的，即使皇帝说是对的，他们也不会迎合。因为那时候有媒体盯着，如果他们颠倒黑白，那么他们回家乡就没脸见人。所以在媒体和准议会的监督下，吏治不可能没有好转，因为他们不能胡来。李宗仁先生当过民国副总统，照理说不会说民国的坏话。辛亥革命时，他是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学员——当时的小学里都是成年人，郭沫若上小学时14岁，所有人都比他大，多数都是30多岁，甚至有的人都做爷爷了。李宗仁说，清朝的时候，他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好，但是一进入民国就黑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主旋律的话，就是立宪。当年预备立宪刚刚宣布的时候，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学生们都走出学堂去游行、庆祝。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质疑者，但是非常少。总的来说，那个时候的人们都在说立宪。

我们当年的教科书讲，新政期间，革命党同保皇党之间进行过三场关于革命和立宪的大辩论，最后革命党战而胜之。一开始我是相信的，但是后来就不太相信了。说革命党胜了，那裁判是谁呢？看不出谁是裁判。而且那时候的报纸连篇累牍都是说立宪，怎么能说是革命党胜利了呢？当时革命党是有的，但是只是一点声音，孙中山先生说，在武昌起义之前进行过十场起义，这十场起义没有一场是成功的，多数在梧州、潮汕、镇南关这些地方，收买些会党，搞些起义，按说他们没有一次成功的，如果说是成功了也是写进去的。最大一场起义发生在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这场起义是孙中山从海外筹集到最多钱的一次——17万元，可以养一个旅的正规军，由副总帅黄兴亲自率领，抽调全国各省革命党的精兵强将作为先锋。当然这场起义的结果就是黄花岗72烈士牺牲。虽然我们后来讨论这场起义的时候说有很多偶然因素，但其实当时是没有可能成功的，每次起义我都研究过，没有一次起义是有希望成功的。

但是后来为什么还起义，而且还成功了呢？原因在于立宪的过程中出现了变调，中国历史进程转弯了。这发生在1908年11月14日，这一天，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死了，紧接着第二天慈禧也死了。当时慈禧太后74岁，光绪38岁，为什么两人几乎同一天死呢？这个事很蹊跷。现在的考古证明，光绪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就是砒霜，所以肯定是被毒死的。太医院也证明，当天下午，光绪的肚子突然疼了起来，满床打滚，接着就死掉了。下毒者是谁没法考证，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慈禧太后。慈禧虽然领导了新政，搞得也不错，但是她毕竟年事已高，而且年事越是高，越有心病未了，这就是光绪。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被她领导的政变所镇压的，政变的标志就是把光绪给囚禁了。一般的说法是，慈禧太后是顽固派的首领。但如果她是顽固派首领，她为什么支持洋务运动，后来又领导新政？

在变法开始的时候，慈禧已经当政了三十几年，是中国的实际领导者。但是在古代中国，女人当政，如果当得好就没事，当得不好别人就会加倍骂你。慈禧太后就出事了，就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虽然当时是光绪亲政，但是大家都知道是慈禧在当政，败得一塌糊涂，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从鸭绿江一直退到山海关。最后大家都认为是慈禧的责任，而变法就是为了应对甲午战争之后的危机。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还不是以瓜分为目的，他们只是想得利益而已。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割让了两块领土给日本，一块是辽东，一块是台湾，就像日本这条蛇张开双颚，要把中国给吞下去似的。如果日本真的把中国给吞并了，那样东方将会崛起一个多么强大的日本，西方列强觉得这很可怕，于是他们打算在日本吞并之前先把中国瓜分了，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中国的边疆危机。

为了应对亡国的危险，慈禧才下决心变法。但是她有一个很难堪的心结，就是这个时候变法她就不能继续在舞台了，她必须让光绪去主持变法。但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有谁愿意把权力交出来呢？慈禧做实际上的皇帝已经三十几年，权力对她来说意味着一切。我们经常说，对于政治人物，权力就是春药；对于慈禧太后，权力不仅仅是春药，而是她生活的一切。但是很明显，如果变法成功，她就要退位，她非常的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这样。所以变法越推行，她就越不舒服，而且被变法损害利益的人，特别是一些满族贵族，就老到慈禧那里说变法的坏话，慈禧也不断地给光绪压力。到政变前夕，慈禧和光绪已经非常不和了，光绪觉得已经没法干了，他就问军机处杨瑞，有什么办法既让慈禧高兴，又能把变法推行下去。军机处说没有办法，所以谭嗣同干脆就破釜沉舟，找到袁世凯。

袁世凯当时在天津小站练新军，有七千陆军。袁世凯至少还算是个新派人物。谭嗣同说：你能不能连夜带七千陆军到颐和园，把颐和园包围了，把慈禧太后给抓起来？这七千陆军可不是海豹突击队，仅仅是一批新兵而已；而袁世凯跟谭嗣同又不怎么熟，连朋友都不是，只是认识而已。兵围颐和园抓慈禧太后，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是造反；同时也没有皇帝的密诏书，就谭嗣同这么一说，袁世凯当然不会干，直接把这件事说给慈禧，慈禧听后大怒，就把这笔账算在了光绪头上。于是政变，囚禁了光绪。

但即使如此，亡国危机还在，一点都没有减，而且跟列强关系反而更不好了。怎么应对？这时候有人告诉她，山东冒出来一帮人，叫拳民，他们在杀洋人，跟洋人过不去，可以利用。而这帮人据说会法术，刀枪不入。本来这帮人是要被剿灭的，但是慈禧犹豫了，地方官就开始煽风点火，于是义和团发展得很快，从山东到了直隶，又到了北京附近。慈禧派了两个钦差大臣去看看，义和团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这两个大臣去看了之后被蒙骗了，回去告诉慈禧太后说他们真的刀枪不入，慈禧太后很信这两个人，说既然是真的刀枪不入，那对付洋人还有什么问题，洋人不就是枪炮厉害嘛！于是就宣布义和团是义民，为其正名，义和团就进入了北京。他们自诩是钦定的，甚至还宣称要找光绪的麻烦，要杀死信教的教民，杀死传教士，杀一切外国人，杀所有跟外国人沾边的，包括用洋货的人，哪怕只用一支铅笔、一张洋纸。

这样的杀法外国人肯定不答应，他们很震惊，不知道中国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在他们印象中，从1840年起，中国一直在学西方，怎么突然间就开始盲目排外了，还威胁到了使馆。于是跟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11国就开始组织联军——我们称之为八国联军，实际上是11国——开始进军。所以，是先有义和团，后有“八国联军”的。等到八国联军打上来了，慈禧太后很勇敢——宣战！中国从来没有宣战过，这是惟一的一次。光绪劝说，连一个国家都打不过，还跟11个国家宣战？但慈禧太后自认为有底，义和团刀枪不入啊！宣战之后才发现，不是刀枪不入，还是一打一个印，他们的勇敢就是一瞬间的勇敢，就是枪没响之前勇敢，枪一响就四散了。我们的义和团运动史，以及教科书上讲的那些大捷，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全是假的。我研究近代史的起点就是义和团运动，所有材料我都研究过，那全是清朝正规军打的，为了给义和团贴金，我们的史学家移花接木，都放在了义和团身上。围攻使馆的主要是董福祥的清兵部队，也有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有几万人，教堂只有四十个洋兵守着，他们都没有连发武器，都是老式步枪。如果这些义和团真不怕死的话，所有人上去踩也踩平了。结果几个月没人敢上，一直到八国联军破城，西什库教堂还没打下来。所以说，义和团这些人其实是没什么用，只有误国有份，救国是连门都没有。最后北京城被攻破，慈禧太后连夜逃跑，化装成农妇，两天两夜，一口气儿从北京跑到怀来。她终于明白被忽悠了，所以她才下决心推行新政。

她也终于明白了当年变法的时候，光绪是对的，她是错的，而且错得非常离谱。在那期间，从光绪被囚禁开始，她就没断过折磨光绪。宫中经常演戏，演《天雷报》，就是天公怎么把不孝子劈死的。光绪站着看，看完之后还要发表观后感。这时候她终于明白错了。但是中国的领导人是很难道歉的，即使心里知道是错了，也不会道歉。她更担心万一她死在前面，光绪要跟她清算，所以她一定要死在光绪的后面。可光绪还那么年轻，她就通过治病的名义想把光绪治死。光绪也很精，凡是太后钦定的药方，他一律不吃，两人拉锯。扯到11月的时候，慈禧得了恶性痢疾，实在不行了，不得已派人将光绪处死。光绪一死，慈禧也走了，所以他俩一块儿死。

三岁的小皇帝溥仪没法主政，于是让溥仪他爹，当时的醇亲王载沣来当摄政王。载沣也只有25岁，但是载沣敢干，他周围有一帮少年亲卫，都是生在深宫、富贵之家，从来没有经过什么政治历练，只有一点：年轻。当上国家元首以后，他发现两个问题：第一，满人的权力没有汉人大。第二，中央的权力没有地方大。其实这两个现象从太平天国没打败开始就这样了。因为清朝的八旗兵不行、绿营兵不行，连蒙古骑兵也不行，是靠曾国藩的湘团把清朝救了，之后政治上当然就汉重满轻、地方重中央轻了。态势摆在这里。当时满人中还有像慈禧太后、恭亲王奕、军机大臣文祥这样的能人，他们这些能人在的时候都不敢收权，但是这帮年轻人想收权，就是胆大。第一步是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

收权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是晚清继李鸿章之后的第一号人物，他的集团也是当时势力最大的集团，他手下是当时中国最聪明、最有才智的一帮人。当年曾国藩派出去的幼童没有学完就回来了，很多人都收在他帐下；清朝经济特科考试的前三甲也全都收到帐下。清朝新政的所有改革，袁世凯都是推动者，是操办者，没有袁世凯，每一个改革都推行不下去。这样的一个重臣，把人家给开掉，连个正当借口都没有。非说人家脚有病，让养病去。清朝海军在甲午海战时被消灭了。载沣那时候要重建海军，从英国买了四艘重巡航舰，让满人当舰长。这满人哪儿毕业的呢？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满族贵族海军学校，就在颐和园。昆明湖那么一个小池子，能练海军吗？但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可以去当舰长，由此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收权。

第二步是收地方权力。保路运动为什么发生？就是因为收权收的。一个地方的路矿权，也就是修铁路和开矿，不管这两件事地方管得好不好，不管民营公司办得好不好，一律收回。收权收得最厉害的就是1911年5月搞的国有化运动。把军机处改成责任内阁是好事，但是12个阁员里9个是旗人，其中7个是皇族，他们家包了。当时汉人的权力已经很大了，而满人的政治素质还很低。皇族内阁成立之前，黄花岗起义失败了；皇族内阁成立之后，武昌一帮新军士兵起了个大哄，反而成了。原因就是皇族内阁彻底让拥护它的地方士兵和立宪派伤心了。武昌起义这帮新兵打了一晚上，总督跑了，他们成功了。成功之后发现不对头，连首领都没有。后来说是吴兆麟，其实是追认上去的。不能群龙无首，于是找来黎元洪，但他哪是革命党，他是反革命的。但是湖北省咨议局局长汤化龙第二天去接了这个摊子。当时的议长和督抚是平级的，而汤化龙是湖北第一大士绅，中过进士留过洋，威望很高。他居然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同意了。他一同意，其他乡绅也都跟随他。起义士兵不过三千人，但是汉口商团就有一万人，而且他手下还有很多人才，帮他办外交，搞内政，一下就火起来了。朝廷的海军来镇压，一看海军大臣萨镇冰带着舰队来了，黎元洪吓得够呛，海军有重型炮。结果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兄弟，一游说，萨镇冰也走了。江南一带多数的城市，上海、宁波、无锡、常州，全都是立宪派的起义。苏州是立宪派拥戴江苏巡抚程德全；无锡、宁波等都是商团说服的。可以说革命后的局面是立宪派占了绝大多数。立宪派的重要人物，比如说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江苏的张謇、浙江的汤寿潜等全都革命了。

武昌新军攻总督府时，如果当时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澄，而是一个能干些的汉人官僚，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当时起义士兵冲出军营，到楚汉路后拉出炮来打了一响，瑞澄就慌了，拿枪刺挖了个狗洞钻出去，跑到了军舰上。留下的是第八师师长张彪。张彪不是战将，当年跟随张之洞马弁出身，服侍张之洞服侍得好，打仗可坚持不了多久，很快也跑了。后来革命党人回忆，如果当时天亮之前攻不下总督府，他们就完了。瑞澄如果不跑，他们可能真拿不下来。天亮前攻不下总督府的话，第二天官军就会攻打他们，起义就可能流产。

但其实瑞澄在满人官员中还算是个能人。能人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要提了。当时各地的驻防八旗的枪械都是最好的，但是除了西安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以外，其他基本上没有抵抗。像镇江，重炮都在驻防八旗手里，新军根本没有重炮，没想到派几个人一谈就完事儿了，一枪没放。扬州这个地方有两个最高长官，一个是盐御史，一个是知府，都是满人。革命党没来，来了一个混混，领了几个乱兵，就号称是革命党进城了。盐御史立刻就跑了，知府跑到后花园里，想要跳池子自杀。结果池子水不深，别人把他捞上来架着他跑了。于是扬州这么大一个城就交给了一个混混。满人经过260多年的养尊处优，什么都干不了了。我们的教科书上讲，武昌起义之后，朝廷派当时的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镇压，结果北洋军不听指挥。但是我研究史料后发现，并不是军队不听指挥，而是荫昌就没指挥。他的指挥部设在河南信阳，连湖北境内都没进去。

我们一直说武昌起义是革命党精心策划的。但其实，在中部的革命党人不满意孙中山老是在广东领导起义，他们认为中部也要起义；但孙中山就不给钱，他们就自己筹钱。想了很多招，最后终于从一个革命同志手中骗了五千块钱。五千块钱买了些手枪，买了些弹药，又去买了炸弹。当年炸弹就是手榴弹，但是这个东西保险不过关，试验过程中炸了，把首领之一的孙武的手炸伤了，关键是在汉口租界的据点暴露了，暴露之后革命党就开始跑。跑的时候把旗子、钱、手枪忘了都可以理解，但是竟然把花名册也忘了。巡捕把发现的花名册交给了瑞澄。花名册里面大部分都是新军士兵。如果狠点，把新军集合，点名，是谁就抓出来杀掉；要不就柔点，集合，宣布这是革命党的阴谋，把名册烧掉。可是瑞澄取了一个中间路线，抓了几个人，把其中三个新军士兵给杀了，头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结果谣言四起，说瑞澄要按图索骥，抓住就死。而且这些新军士兵也不知道花名册上都有谁，一起吃顿饭的人也写进花名册，发过牢骚也写进去，传看过《扬州十日》之类的杂志也给写进去。新军士兵们搞得人心惶惶。不干吧，明天可能就要死；干吧，说不定还能活。就在议论纷纷的时候遇到个军官，呵斥他们，这些士兵本来就想着要造反，这一呵斥干脆一枪打过去，革命就这样开始了。如果那次炸弹试验不意外爆炸，如果他们按部就班地搞袭击，还不一定能成功。造反都是这样，平时说着好听，真要造反的时候，就会想很多事儿；但是一听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瑞澄是个最好的推手。

孙中山为什么不愿在武汉搞起义呢？因为在广东搞起义，失败之后可以去海边，海边有日本人接应。如果成功了，广东可以成为一个据点慢慢发展。在武汉起义的话，失败之后容易被围攻。但是武昌起义之后，半个月之内什么事也没发生。革命之后打开了省银库，打开一看有四千万，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而且武汉还有汉阳军库，张之洞这么多年下来也买了很多枪炮，于是革命党人就开始扩军。当时的人们对革命并没有认识，并不是人人都向往革命，但他们对钱都有认识。一下子扩张了五个旅。其实这些扩张的新军连枪都没摸过。但人们也搞不清楚这五个旅到底有没有实力，中央想调兵来镇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要筹备比五个旅更多的人才敢动。所以武汉就赢得了半个月的喘息时间。这半个月时间，各个省都开始革命，等到袁世凯出山，北洋军真攻下了武汉两个镇，但已无济于事了，其他省都已经革命了。而且经过前面的折腾，袁世凯也不大可能给清朝卖命了。当时局面只能是谈判。

袁世凯也不像教科书里讲的，一开始就想出卖清朝。他想揽权，但是他并不想清朝皇帝退位。当时的清朝在他的努力下也有好转，比如说正式宣布立宪，废掉皇族内阁，醇亲王载沣退位，应该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原来立宪派所要的一切。但是立宪派这个时候已经参加辛亥革命了。在袁世凯眼里，在中国搞共和制不靠谱，还是要有皇帝。外国也在干预，最积极的是日本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希望中国施行君主立宪制。还有一帮人希望中国使用最先进的制度，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是美国的制度，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中国也想这样，还把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古德诺邀请来做顾问。后来发现也不行。在国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众议就出现了，只要袁世凯反政就把总统让给他。孙中山这个总统从一开始就是过渡，后来袁世凯果然反政，就把总统之位让给他了。袁世凯当了总统之后，他就发现问题还是挺严重的，他没有权威，虽然他手里有兵有枪，但就是没有权威。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在皇帝和士绅底下生活，突然间没皇帝了，大家都不习惯。良民觉得很惶惑，刁民觉得很开心，没有皇帝了，很多税不交了；以前私盐贩子只能在私底下搞，现在可以在县衙门前卖。中国的伦理就是“忠孝仁义”，“天地君亲师”，君主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哪怕是个虚位的君主也是需要的；但是一下子没了，中国的伦理根基就不稳了，老百姓觉得没有王法了，长官们也开始思考要不要效主了。袁世凯当政后连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官员都管不好，这帮官员天天通宵打麻将，国会迟到，袁世凯也不敢管，更不要说各地的军官了。所以这时候有人就出主意了：还是皇帝有权威，不如当皇帝吧。袁世凯想也是，中国人不太适合共和制，这个是实情，于是袁世凯就选择当皇帝。但是中国还有另一帮人，他们不允许倒退，他们是有进化论的历史观的，他们认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是三个阶段的制度，我们已经运行到最新的制度了，怎么能退回去呢？有些军官们本来就想反叛，但是有障碍，现在袁世凯一称帝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反叛了；以前反叛是反叛，现在是反复辟了。袁世凯一气之下就归西了。并不是蔡锷带兵打到北京了袁世凯才完蛋，蔡锷没出四川袁世凯已经完了。

革命以后的情势就是如此，本来是革命带来的问题，但是没有人说是革命有问题，也不能说革命有问题，因为历史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袁世凯试过后退，结果身败名裂，没人敢再试。只能解释说，革命带来的问题是革命不彻底造成的，需要更彻底的革命来解决。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就是“五四”，这是一场文人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文化的革命；还不过瘾，之后是国民革命；还不行，就红色革命，建立了红色江山；还不行，就搞文化大革命。“革命”成了一个不能制止的词，革命成了最正的价值、终极的目标。

到现在辛亥革命一百年了，一百年前外国人认为中国处于转型时期，一百年后他们还说我们是转型时期。这个“华丽转身”转得实在太难了！再过一百年我们会不会还在转？我们确实要反思一下，别让这一百年白过了。

提问与回答

提　问： 您讲到1908年袁世凯的倒台，跟清廷要将袁世凯除掉有关系，我阅读到的一些材料和近年一些论文讲到，袁世凯的倒台还跟当时整个远东的国际关系有关。1902年英日同盟结成以后，美国和德国为了对抗英日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向中国方面提出结成中美德同盟，当时主持中国外务的就是袁世凯。后来这个同盟失败了，袁世凯就倒台了，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张　鸣： 我不认为当时的中国够得上跟列强结成同盟的关系，中国没这个资格。袁世凯的倒台应该主要是因为内部权力关系的问题，而不是外部的因素。我觉得这个外部因素顶多是次要的，袁世凯当时已经是继李鸿章之后最大集团的首领，不会因为一个外交事件就倒台了！美、德只是拉拢你当做一个“小伙伴”，这件事的失败只能怪袁世凯一定要求三方的平等关系。我认为还是收权的缘故，当时袁世凯集团的权力最大，收权首先就要从他那里收。只有在外部问题成为很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战争失败，才可能导致集团倒台，比如李鸿章是因为甲午战争失败而退居二线，但仅仅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并不会导致这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