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　鲁迅的思维特征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博物馆前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

主要著作包括《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胡适影集》《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对话鲁迅》《鲁迅书影录》《鲁迅藏画录》《张中行传》等；主编有《回望鲁迅丛书》《回望周作人丛书》《倒向鲁迅的天平》《被亵渎的鲁迅》《苦境：中国近代文化怪杰心录》等。

坊间关于鲁迅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研究鲁迅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文章入选中小学课本最多的一个，在东亚如日本、韩国的教科书中也有鲁迅的作品，所有读过中学的人都听过鲁迅的名字。

1945年日本战败，裕仁天皇宣布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整个日本对天皇的崇拜就塌下来了，后来日本的学者注意到了鲁迅，因为鲁迅是处在那样水深火热之中的精神支柱，他在没有路的情况下走出另一条路，在绝望中抗争。在一个神消失的时候，需要一个英雄的出现，鲁迅就这样在日本上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里发挥了这样一个作用，甚至成为后来学生运动的思想指导。

同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反对专制的精神力量也来自于鲁迅。军队政权逮捕的很多学者都是研究鲁迅的，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遇到了1989至1992年的国际风云动荡，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受到远比中国知识分子更强烈的冲击，他们是在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的体验和认识中进入到了鲁迅世界，在反抗所置身的社会专制和黑暗中深化了与鲁迅的精神联系。他们或者是在对中国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发现了鲁迅的价值，或者是在对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剥离中发现了鲁迅创作的独立审美形态和审美意识。在八十年代，鲁迅之于韩国就相当于二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之于中国，鲁迅在东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中国更是如此，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有人研究鲁迅。1942年，毛泽东开座谈会就提到鲁迅。民间关于鲁迅的学说有无数种，而且是不受到任何党派干预的，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纯然直白的研究，这些内容经常可以在报刊上见到。甚至在一些作家的书信中都可以看到，鲁迅在二十年代已经成为英雄般的人物。后来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年轻人认为鲁迅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树立的道德形象，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五十年代生的人，大部分是在共产党的文化氛围下长大的，不知道中国三十年代的语境，只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只知道无数青年为寻找中国出路而奔波，我们不知道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个党派，怎样生存。那里既有激进作家，有丁玲、萧军这样的人，也有一些很散漫的自由主义作家，还有些旧式文人即晚清文人，各种各样的人。虽然说1917年到1937年有很多政治活动，国民党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但当时中国的话语还是有很多空间的。在这个空间里，关于鲁迅的描述是非常有趣的，有人在二十年代就已经把鲁迅当做接近尼采这样分量的人物和思想者。1925年有一个北大毕业生叫胡穗，后来成了复旦大学的教授，她在1925年的日记里写道：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不是所有俄国人写小说都可以成为托尔斯泰，那么我可以说，不是所有中国人写文章就可以变成鲁迅。她对朋友说，她最近买了一本书叫《坟》，写得非常好，希望朋友也买一本。后来她对鲁迅评价之高，就如当时一些人谈到朱熹、王阳明等人时一样。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如自由主义者，对鲁迅的描述带有诗意。北京大学有一位年轻的讲师废名，他在一篇文章里批评了陈垣和丁西林。丁西林曾经因为鲁迅支持学潮活动而写了一篇文章批评鲁迅，然后鲁迅也回应了他，丁西林非常憎恨鲁迅，因为鲁迅文笔就像刀一样，力透纸背，用文字杀人，杀人不见血。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大骂鲁迅，对鲁迅带有一种轻蔑的语气。废名先生看到这些公开发表的信件后说，其实你不知道鲁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文章里对各种各样的人的嘲弄，是一种艺术的表现，你应该接受鲁迅。他认为鲁迅有某种行为艺术。这是废名对鲁迅的评价。当然后来废名对鲁迅也颇有微词，跟鲁迅闹掰了之后，站在了鲁迅弟弟周作人那边。新中国成立之后，废名觉得过去对鲁迅有不公，就改写了一些观点。

一些有鲜明政党意识的人对鲁迅的看法也很有意味。陈独秀在二十年代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到，鲁迅兄写的小说实在是太棒了，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陈独秀这样的人是很狂妄的，他的文章也有六朝的意味。他对鲁迅的评价说明了他对鲁迅作品的认可。胡适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胡适对鲁迅的评价就是：“鲁迅君写的文章差不多每一篇都是好的。”胡适曾经用白话文写过一篇文章《论短篇小说》。在他眼里，小说应该是像契诃夫那样，典雅、舒服、有趣味，有人生隐喻在里面。可是鲁迅的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人性很深沉的领域，对人内心进行一种残酷的拷问。如果说莫泊桑的小说进入了牛顿力学，那么鲁迅的就进入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一个世界。

1925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对鲁迅的感受，就是他是一个奇异的人，是一个天外来客。因为中国士大夫写作从来不这样，他们是心灵和上苍感应，天人合一，或者是隐逸江湖、逃到山林里面，或者有点像屈原那样，为国家效力尽忠。可是鲁迅不这样，他撕裂了传统文人的写作风格，也颠覆了原有空间，还原到历史的苍茫中去，来拷问人内心原本的东西。他觉得传统儒学对人性的描述有隐瞒，他要进入到人性最隐秘的领域。这种思维方法使得中国从鲁迅开始，就处在相当高的高度。中国近代小说始于鲁迅也成熟于鲁迅，这在任何国家的短篇小说发展史上都是罕见的。

后来鲁迅加入了左联，开始了与国民党和中央政权的周旋，同时批判国民性，到了1927年，在广州看到国民党清党杀人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上的信仰一下子就塌了下来，后悔了。这时候鲁迅出现了政治意识，在他的话语中出现了与政治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民主座谈会上的叙述中，基本看不到中国文人在二三十年代对鲁迅的描述，没有了神一样的道德形象，不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纯粹文人形象，而是有很多政治话语和隐喻。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教科书和辅导书中讲鲁迅的时候，都希望对鲁迅的本质是什么进行描摹。可是鲁迅在他一生中从来不说是，也不说不是。他都是设定了一个语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应该怎么说，在另外一个环境下又该怎么说。所以鲁迅这种思维方式和奇异的表达方式，后人无法用一个确切的词语来描述。所有梳理鲁迅文本的人都意识到这种困难。爱因斯坦强调，思维比知识更重要，追求科学知识的人类正在陷入一个陷阱，今天日本的核辐射事件和中国的瘦肉精事件，都是我们在追求科学、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的陷阱。鲁迅也正是在思维陷阱中开始了自己的孤独之旅。他的政治遭遇很不幸，假如没有后来的国共之争，恐怕鲁迅的表达方式会更像海德格尔，或者卡夫卡，这些年我看过很多外国论文，他们更愿意描述海德格尔与鲁迅之间的关系。

顾彬先生曾在鲁迅全集中选了六集翻译成德文出版。他翻译鲁迅的文章时，觉得鲁迅的语言就像迷宫一样。在翻译鲁迅小说和杂文过程中，感觉阅读鲁迅作品与阅读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快感毫不相差。他在语言上给我们以享受，充满趣味。我们中国当代作家中，能够在语言上充满志趣和趣味的作家很罕见。鲁迅的思维是在挣脱谎言的幻想，非一般的逻辑可以概括。他是跨越在现代科学与非理性哲学之间，旧学与新知之间的一种思维。他的话语中不仅有远去的灵魂，还有与上苍的交流，与自己的交流；总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对话。

我曾经说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我们现在一般说鲁迅是一个作家，其实是不太对的。鲁迅首先是一个翻译家，他一生中翻译过的作品多过他写的作品，他翻译过300多万字，100多个作家；他有时候一年翻译一本，有时候三本，而他出版的杂文一年也只有一本，他的写作都是在翻译外国作品之余写的。比如他翻译荷兰作家的《小约翰》时，誊写完毕，写了后记之后，他觉得刺激了自己的一个话题，想起了自己的少年。因为《小约翰》写的是一个小孩逃学到一个森林里，由此鲁迅想起了自己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是通过《小约翰》刻录下来的，里面当然有鲁迅东方式的理解。再比如《狂人日记》，鲁迅说过很早之前就有人写过，但是此《狂人日记》非彼《狂人日记》，它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些翻译丰富了鲁迅的写作，大量的异域文化丰富了他。他的写作每一年都有点不一样，每一篇文章都不一样，中国如果有一个作家从不重复自己的东西，那就是鲁迅。就是因为他在陌生的语境中刺激自己，他不断地在翻译。一会儿植物学，一会儿法布尔的昆虫学；他还写了中国人的第一部矿藏经，同时对药物学也感兴趣；他最早写了居里夫人，写了西方科学史，兴趣非常广阔。他翻译的100多个作家都让他找到心灵之所。另外他还在整理中国文物，野史杂记，每天对他来讲都是新的；等在他面前的永远是崭新的、有挑战性的东西，他一直是这样的一种人，他的思想是飞起来的。

如果要描述一下鲁迅的思维特点的话，首先鲁迅是在人文和科学两方面并驾齐驱的，他对这两方面的知识都很有兴趣，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天体物理、考古学的热爱。他可以进入自我审视的境地，可是这种审视不是中国传统文人那种悟道式的审视。他是一种追问，这种追问很像苏格拉底。他不断地用自己真诚的心与现实进行交流对话，现实出现的问题都成为他关注的焦点。现在看来他对现实问题的看法70％都是对的，当然也有一些是错误的。他这种交流，与现实的对话，形成了他的杂文特有的品格。这里面有诗的意味，也有小说的风格，还有戏剧的成分。他的杂文带有百科全书式的文体，记录了中国二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生活形态和人物，而且他对他们的描述和批判充满了趣味和智慧，以及他的精神价值。

他在评判别人的时候并没有居高临下，把自己描绘成天使，别人是恶魔。鲁迅在批判别人的时候也在解剖自己，他是首先把自己解构掉然后再解构别人。中国当代作家只有一个，或者说一个半是这样的，一个是王小波，半个是王朔。王朔是“我是流氓我怕谁”，他也把自己解剖掉了；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有对自己的嘲笑。鲁迅也是这样，他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他自己都说他的作品太黑暗了。他在厦门大学教书，后来在中山大学教书的时候，他的书已经很出名了，《呐喊》、《彷徨》一再出版。然而他在收集自己书籍的时候，一直在反思，一下子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了，就好像做土工，做着做着，不知道自己在筑台还是在挖坑，筑台也无非是让自己从上面掉下来，挖坑的话也是埋掉自己。他怀疑自己做任何事情都只不过是在挖坑把自己埋掉而已，所以他把书名叫做《坟》。他说，他确切知道人的终点就是一个坟，但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往坟里边走，这是他的看法。所以，他是先从自己的精神里审视自己的问题，把自己内心的毒物清洗一遍，在颠覆别人之前先把自己颠覆掉。他写《狂人日记》借用狂人之口说中国传统文化吃人，他自己也在吃人。吃人的人在吃人，被吃人的人也在吃人。中国就是这种文化轮回，他觉得自己充满罪恶感。

也是在二十年代，国民党清党的时候，他早年的梦想破灭了。他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排着吃人的液体，有吃的也有被吃的，被吃的也在吃人，正在吃的也会被吃，他发现自己也在帮着排这个液体。他认为自己充满罪恶。鲁迅一生不以圣人自称，宁可学野兽剖皮，宁可残缺，宁可做野草。在价值角度，我们可以说是个性主义，从生命和哲学上说，这是人的有限性，并以此来打破人的无限性假象。正是他对人的有限性和诸多漏洞的认识，才使得他可以描绘得非常出色圆满，对那些所谓高大的东西，鲁迅觉得都有问题。鲁迅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他进入了传统文人达不到的精神高度，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面对着苍茫的世界，所有的存在都被赋予了别样的色彩。在鲁迅看来，世界被谎言掩盖，只有自己的肌肤才是真的。同时他遵从这种感受，又穿越到陌生的时空，在别人觉得没有意义的地方发现了意义。

鲁迅的书每年都要卖出一万套，最多的时候可以卖三万套，老舍、巴金、茅盾这些大作家，他们的书加起来都没有卖出一万套。为什么鲁迅的书这么受大家欢迎？因为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觉得它和我们有关系。读他的书会觉得永远在走，是一条流淌的河。现在很多作家变成了湖泊，湖泊可能很深，可是是静止的，但鲁迅是流动的。因为鲁迅一直有兴奋点，有好奇心，他觉得中国教育应该培养孩子的好奇心。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把人的第一感觉给钝化了，功利化了，好奇心是对陌生事物的打量，对我们智力暂时还达不到的地方的一种穿越。鲁迅翻译过一本日本的文章，是关于孩童的好奇心，他觉得不仅是儿童，成人也需要好奇心。有些人的好奇心是靠智慧的磨炼或者到陌生环境中才发现。像老舍，他在北京的时候对北京更多的是一种厌恶，但到伦敦调研的时候就觉得北京也有很多东西可以写的，巴黎人可以写上流社会的巴黎、下流社会的巴黎，我怎么就不能写北京四合院？这是地理位置移动以后，他的好奇心就出现了。还有一些人长期与世隔绝，有一个女作家叫毕淑敏，她长期在阿里当医生，回到北京之后傻了，看到任何东西都觉得新鲜，因而写出很多有趣的小说。她的好奇心是被隔绝之后又出现了。在世俗社会里面，和世俗社会保持一个距离，我们做不到，鲁迅做到了。鲁迅先生的好奇心是把自己从世俗社会里脱离出来，他就可以非常冷静地观察周围的环境，好奇心使得他摆脱了思维定式的魔力，所以他就多了一种怀疑力和判断力。

美国有一个学者曾经说过，语言也是一种生产，但只有怀疑才能把语言变成问题，把疑问变成对话，变成对问题的回答。鲁迅一向对语言有敬畏感。那么，怎样表达才能使文章有志趣？他觉得只有忘掉旧的话语结构，使用新鲜的话语才能获得表达的快慰。鲁迅翻译的外国作品很有意思，他翻译的作家都是一些二三流作家，不是很出名的作品。比如《盲人》，盲人的思维方式和触觉的丰富性可以教育我们常人对一些问题的描述，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思维空间里。鲁迅总是在陌生的领域发现新奇的东西。那个时代有很多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人是很牛的。比如梁实秋从哈佛留学回来，对莎士比亚、古典文学很推崇，梁实秋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但是后来大家发现，对中国文体有作用的是不懂英语的鲁迅。

鲁迅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比如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曾说过：我们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且，所谓温饱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不是放纵。可以看出，他对问题的思考，在提出一个命题的时候，马上就提出一个相反的命题来修正。有人说鲁迅是痛打落水狗，其实鲁迅不是这样的，如果这狗不咬人，他就不打了，如果还咬人，那他就痛打落水狗了。他的表达都是有限定的，这就是鲁迅的思维方法。他觉得所有表达都要限定，如果不限定就会出现涣散，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语言也是陷阱，不能不多虑，对于习惯用语的警惕要不亚于对荒谬的外在存在的警惕。鲁迅对文字的苛刻超过了对人生的苛刻，如他对“革命”的描述：“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这都是在“革命”的旗号下，滥杀无辜和互相残杀，是鲁迅绝不能接受的。要在很短的语言中表达丰富的意思，鲁迅做到了。在当时那个黑白不分的年代，已经不能用哪个政党来说明社会问题，鲁迅是一声多音、一腔多调这样的话语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在鲁迅作品里有很多。鲁迅杂文不断改变，实在是他对现实的陌生化的表现。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对自己感受到的不确定性进行清理，一方面很重视第一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又怀疑第一感觉是否是对的。比如他在《朝花夕拾》后记里面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对于故乡，他想得特别美可是又怕回去很失望，他写绍兴实在是太漂亮了，可是他并不喜欢绍兴，因为绍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痛苦。鲁迅发现了记忆的不可靠性，那么语言是可靠的吗？智慧会欺骗自己，那么语言应该也会，语言的存在也正说明了存在的虚幻，因为诸多存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比喻的。他从许多国外诗人作家的文章里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常常使用悖反的语言来描述问题，鲁迅曾经翻译了一首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希望》，后来他的很多表达都是借用了里面的表达方式。“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抛弃你。”后来鲁迅在《野草》里说过：“我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我将开口便感到空虚。”这就是对人的有限性、语言的有限性、人的精神的有限性的描述，或者是他对内心困惑的一种感悟。

鲁迅这一生批判了很多人，说了很多人的坏话，有些人就因为受鲁迅批评而晚年受难。陈丹青先生说，鲁迅批判过那么多人，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觉得很有趣，虽然有一些可能是鲁迅说错了，可是我们依然觉得他写得很风趣。但他的批判确实有一些没有道理，比如说他对胡适的批评。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就信以为真，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再比如鲁迅批判梅兰芳。说“中国的最伟大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鲁迅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民众对梅兰芳的感觉。其实他很喜欢民间戏曲，他喜欢原生态的、没有被主流意识形态污染的戏曲，没有被士大夫所污染的戏曲，他觉得京剧本来在民间非常有泥土气，是泥土里升腾出来的一种智慧；其声音的高亢，对苍凉生命的体验，有一种很悠远的韵致在里面，让人有一种美的享受。可是京剧进入台阁，就没有那种韵味了。到台阁上，士大夫文人们就要把它雅化，按照读书人的理解，按照老佛爷的理解，按照那些达官贵人的思维把它雅化。所以鲁迅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里面写到：“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泼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你看这样多原生态，这是他批评京剧的原因，他并没有否定京剧。

鲁迅的思维方法，对艺术的认识和对人的认识都有他个人主义的观点。他看到现实问题就马上写文章发言表态，错了也要说出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鲁迅不断地和历史对话，看到民族顽固性的一面带来的问题，在人们的麻木中发现问题，在看似没有破绽的地方发现破绽。

应该怎样来判断一个人，鲁迅也没有答案，他只是凭着自己忠实的感受在走。在他的作品里面是存在一些批判性的话语，他对传统文人和自己的批判，当时很多人不舒服，鲁迅也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面，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你看，鲁迅甘愿把自己也放在光源下，一个都不宽恕，哪怕是自己不好的地方也不宽恕，这就是鲁迅的个性。但是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英雄，如果是的话，那么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当公务员被开除了，当教授后来也不行了，他认为自己是失败的。他没有成功的喜悦，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腐朽，自己的作品与现实一起腐朽掉。可是希望腐朽的鲁迅不朽，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悲哀，如果还有人一直读他的作品，那说明这个社会还有问题。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之脊梁。”

提问与回答

提　问： 请问您觉得鲁迅现在的价值在哪里？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要是还活着，要么闭嘴要么蹲牢房，在您看来共产党对鲁迅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孙　郁：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鲁迅的价值是警惕成为奴隶，鲁迅说，人是很容易成为奴隶的，人选择了什么就会成为什么的奴隶。有些人选择了大学老师，大学老师有时候很痛苦；选择作为一个记者，记者有记者的苦恼，有些文章发表不了，或者受了金钱的诱惑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鲁迅作品中“奴隶”两个字出现频率特别高。我觉得鲁迅对我们今天的价值在于，人总会遇到问题的，鲁迅从来没有给我们指出一条光明的道路，他的价值就是面对问题要勇敢抗争，不要甘于被黑暗所吞噬，要用你自己的选择来展示你生命的亮度，每个人要成为自己而不是成为他人，这是鲁迅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毛泽东在没有读鲁迅作品之前，鲁迅在知识分子里已经被神化了，用不着共产党再把他神圣化。不过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革”等一系列特殊背景下，鲁迅确实给政治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还原鲁迅，现在关于鲁迅的书都可以出版了，我觉得是比较宽容的。党内对鲁迅的看法一直都是不一样的，这是鲁迅的思维方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