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 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
马立诚，《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1999年被美国《亚洲周刊》杂志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五十人之一。
1998年与凌志军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和《呼喊》两部著作，出版后连续两年成为最畅销图书。《交锋》发行200万本，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2002年12月，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在亚洲引起轰动，引起国内的激烈争论。
之所以要讲当代中国的八种社会思潮，是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怎么认识当代中国、怎么评估未来中国走向的大背景，能够使大家今后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参考坐标。八种思潮，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邓小平思想，其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和新儒家。这八种思潮有的是互相重合，有的是互相对立、互相争辩。通过对这八种思潮的分析，希望有助于大家认识我们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第一种思潮——邓小平思想。邓小平思想是我们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今天我们还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邓小平思想的特点是，经济上大胆开放，政治上限制很多。
在经济改革方面，邓小平每走一步都遇到很多的阻挠，但是他凭着丰沛的政治资源和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引领了中国的前进。他力挺包产到户，支持乡镇企业，下放权力给地方和企业，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开放外资进入中国，创办五个经济特区，探索双轨制，力主价格改革，最后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邓小平没有受过经济学专门训练，但是他非常厉害，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就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了，单就这点，超过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这本书中提到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再造了中国，中国的邓小平时代是从1992年南方谈话后开始的。大家知道在1989年风波后，中国陷入了很沉闷很压抑的一段时期，改革开放几乎要被毁灭了，这时候的邓小平，一个87岁的老人，再度出山，拼尽全力，把中国向前推了一把。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这是邓小平思想取得的成就，所以我们还生活在邓小平南方谈话这条线上。
邓小平还提出了政治改革。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以前没有这么说过，以前总是说中国制度最好，只是四人帮那几个人不好，制度还是无比优越的。但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制度不好，这就比较深刻了。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指出，中国制度主要有五个问题：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特权。邓小平这篇讲话收录到了《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里面。值得注意的是，他非常罕见地肯定了美国、英国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意把前苏联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英、美、法政治制度作了对比，而且肯定了英、美、法的政治制度，批评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后来，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说过，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来源于前苏联。他在1986年会见波兰领导人的时候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
毛泽东也有过几句话，可以与邓小平思想作个对比。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呢？”毛泽东还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和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这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第26页公开发表的。这样一比，邓小平的思想要进步很多了。
就在邓小平发表这些意气风发的谈话的同时，1980年8月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工人们大规模罢工，要求自由的权利，情况愈演愈烈，最后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在苏东剧变后当了波兰总统。这个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极大的担忧。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导人写信给邓小平和胡耀邦说：“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可能会结合成巨大的力量。”那以后邓小平就不再提制度改革了，这是1980年的事。
到了1986年，邓小平在筹备十三大的过程中，再次催动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是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三条：“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不再提制度变革了。当时邓小平提议，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党政分开。到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党政也不搞了。这个时候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就是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权力不受约束而导致的腐败丛生，以及贫富分化等。邓小平晚年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了，他曾经说发展起来以后，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至关重要。
下面讲讲另外七种思潮。这七种思潮实际上是各种人为了救治社会疾病而开出的七种药方。
第一个就是老左派思潮。老左派思潮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开始是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他们不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不同意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他们打压包产到户，打压个体私营经济，指责经济特区；压制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探索；主张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维护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营企业主入党；反对通过物权法，一直发展到公开批评邓小平，称赞“文化大革命”，并且要求为四人帮平反。
下面我重点把老左派在今天的表现讲一讲。2008年的时候，年过90岁的前冶金部副部长、鞍钢总经理马宾出了一本书，叫《纪念毛泽东》，另外还有一些人印制了《毛泽东的珠穆朗玛峰》等。“珠穆朗玛峰”指的是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高峰。他们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形势呢？马宾说：现在是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乞丐公开到广场讨饭，小偷多得防不胜防，防盗门技术逐年改进，经济财产官司多得理不断。一个地区的公安局全局人员贩毒吸毒、赌博嫖娼，贪污分子越杀越多，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不推倒帝国主义、官僚买卖资产外企和党内修正主义这新的三座大山，就不要想有社会主义。
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马宾说，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邓小平等修正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的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马宾说，必须造反，必须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个名字就非常适合中国革命的内容。毛泽东一生贡献大，文化大革命是最突出的贡献，历史证明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光辉的革命活动。他还说，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整党、清党。目标是，在城市，把改革开放期间被私有化了的公有财产全部收回，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马宾还特别提出，在城市要打倒私营房地产暴发户，将所建的房屋没收，分配给最需要房子的人。马宾要求彻底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平反昭雪。
北京的左派为《纪念毛泽东》开了一个座谈会，张宏良发言说，马宾现象表明了中国左翼力量正在复兴。他说，“文革”中红卫兵的五敢精神，即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非常可贵。他说，我们国家三十年来把人性全都过滤掉，把人降低到动物本性的原始状态，演变成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行为。马宾同志跨出第一步，率先捅破窗户纸。
有一个化名为梅俏的人在会上说，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好多人跟不上，同情心是在邓小平一边的。当时江青同志组织发表了一些社论，就是说一些老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现在看来这不是很正确吗？江青的话有什么错？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自己说上几句话就叫邓小平理论了？还有一个叫敬东的人发言说，三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严重反《共产党宣言》，把我们的道德冲得人仰马翻，公开把共产党引向邪路。
怎样评价这些老左派呢？应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是他们这个药方是往回头走，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的表达方式像大字报，杀伤力很足，但仔细一看有点过气，情绪化太严重，缺乏分析。
下面介绍新左派，这和现在的年轻人更接近一些。“新左派”这个概念是从西方来的。以1956年为分界线，西方左派发生了变化。过去西方左派的政治活动是以支持苏联为中心来展开。1956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指斯大林是杀害苏共党员和苏联民众的刽子手，一下子给西方共产党造成极大冲击。从此之后，西方各国共产党不再举行支持苏维埃的游行了，他们认为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有问题，决定自己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西方各国共产党人进入书斋，埋头研究，结果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这就是新左派思潮。这种思潮也影响了中国一些学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左派在中国登场了。新左派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左派不再热衷于斯大林主义模式，也很少说一大二公、谁战胜谁这些话语，他们谈得较多的是社会公正，参与政治；他们批判资本，批评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的统治；批评市场拜物教，质疑全球化，觉得中国加入WTO是有问题的；嘲讽现代性，嘲讽启蒙理性。这些是新左派的主要思想。新左派的文章不像老左派的大字报文章，新左派的文章主要援引西方现当代理论家的著作，富有理论色彩，比较西化。但在中国的国情下，新左派和老左派合到一块儿去了。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抵制资本对中国的统治，新左派甚至也赞成文化大革命。
新左派的思想更多的是引用当代西方左派的一些观点，在表达方面和老左派有很大差异。易中天说老左派是玩不来这一套的。举一个例子，现在在美国杜克大学任教的新左派代表人物詹明信教授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六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我们这个民族，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地消除了，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然而，裂变的影响，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能指’的松绑，可能出现一场令人惊骇的场面。也就在这一时刻，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的运动进程到达最终后果时鸣金收兵了，也就是说，在‘文革’到最高潮的时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了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这是詹明信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中说的。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是不是“神奇般的”创新？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詹明信的这些议论，至少是盲人摸象。詹明信对中国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满，他称这是“将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是诋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詹明信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了过来。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说：“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沈昌文在聊天时曾说，新左派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邮差”。
新左派对全球化是质疑的。南美的、中东的一些评论家，如沙米尔·阿明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边缘”。随着全球化发展，中心越来越富，边缘国家根本不可能发展。中心边缘理论就是中国新左派集体信奉的图腾。中国新左派的文章，包括杨斌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都是这样说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相反，它造成了“中心”和“边缘”的区隔。所谓“中心”，就是欧美各国；而“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汪晖说：“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做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是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过程”。
学者陈志武说过：“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体现。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连续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的，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说这是弊多利少的。新左派也坚决反对西方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的腐败是跨国公司造成的，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还把问题归到邓小平头上，这与老左派就合流了。汪晖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新左派没有从权力制约的角度提出问题，而把市场的形成看做是腐败的根源，那么很自然地就要反对市场。他们的“反对市场拜物教”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在他们看来要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新左派人物王绍光说，用民主的办法不行。他最近在《上海书评》发表文章说：“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清华大学的崔之元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的，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发生过激烈辩论。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用发达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的。朱学勤说：“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到了美国，却说自己是“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为“反当局的英雄”，获得了美国人的喝彩。近来，新左派忽而转变为鼓吹国家主义，颂扬党国体制。
新左派也揭露了国企改革中的黑箱作业、私相授受、部分下岗工人遭受折磨以及腐败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揭露是有贡献的，但关键就是药方怎么开，中国要走哪条路。我个人觉得他们这种路是走不通的。台湾 《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全新的’新左派。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这样才能对应时代。”
接下来说第四种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1848年欧洲革命的时候，工人运动登上舞台。在一些国家，工人运动是采取渐进改良的方法的。比如，他们要求取消高利贷，减少对穷人的税收，解决就业，救助妇女儿童，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人生活，等等。马克思称这些主张是想通过民主方法实现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提出的“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大大小小统治者，消灭私营经济，消灭阶级”是不同的。在第一国际的时候，由于各国工人生存条件恶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工人运动接受了马克思的影响，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了。但是，随着工业革命促进了技术进步，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和普选权的扩大，工人生存条件改善，事情又起了变化。恩格斯在临终前三个月写了一篇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提出“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结果在第二国际里引起了巨大争议。他的一部分学生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有些学生则主张暴力。伯恩斯坦在恩格斯去世后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他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以空前的坚决态度，赞扬普选权和议会活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并且与通过革命突袭夺取政权的思想分手。”伯恩施坦这本书的主线，就是放弃暴力革命，主张合法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另一重要人物考茨基也主张用民主选举的办法实现社会主义。
“和平长入”的主张很快在欧洲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大多数的认同，成为第二国际中后期的主导思想，结果欧洲工人运动又回到了和平演进的渐进轨道上，他们的主张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赞成这些主张的是各国社会党、工党等。很自然地，民主社会主义各政党不赞成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暴力革命，也不赞成前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营企业主和富农、全盘公有化等一系列主张。1918年，列宁为了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界限，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并于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最后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而1923年成立的社会党国际今天还有很强的生命力，有129个成员党，并在30个国家中掌权。中国过去批苏联，挖老根也挖到民主社会主义上，把伯恩斯坦等称作修正主义，所以当时在中国，社会党也成了叛徒。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发生变化，初步具备了客观看待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民主社会主义在思想上主张多元化。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说：法国社会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也有启蒙思想、人道主义等。另外，它有五大原则：自由、公正、团结、民主、人权。这是目前全世界所有社会党的基本原则。他们的经济体制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目标是繁荣与平等，社会政策是要建立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强调：如果没有从小孩到老年的福利，就不是社会主义。包括儿童享受福利照顾的权利，青少年受教育的权利，成年人的工作权利、休息权利、住房权利以及工伤、失业、医疗保障权利，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等，几乎从摇篮覆盖到墓地。目前，英国、丹麦等国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100％，瑞典、挪威、荷兰等国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则超过了100％。当然这养了很多懒人，国家缺少活力，而且国家财政比较紧张。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宪政民主，主张阶级合作，认为国家是人民权利共同体，并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主张国家制度民主化，大力支持工会、宗教、妇女、环保等社会团体的活动，赞同三权分立，实行普选制，多党竞选、互相监督、轮流执政、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有很多重合，但它们是有不同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政府要最小、最弱。而民主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的，保加利亚社会党说：“我们当一个群众性的党，代表并捍卫劳动群众的利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社会保障，反对失业和贫困化。”罗马尼亚社会民主主义党强调“应实行真正的社会保障”。波兰社会民主党说：“我们重视的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青年。”这都是浓浓的社会主义味。社会主义偏重社会，而自由主义偏重个人。
《人民日报》原副主编王若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反对异化”，主张人道主义。他说：“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去世之后一百多年，资本主义生产力仍在发展。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引用罗莎·卢森堡等人的论述，批评了前苏联的专政实验。他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检验社会主义的实践。”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制也是站不住脚的。他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王若水的主张，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李维汉、李锐、朱厚泽、胡绳、李洪林等人也从不同角度伸张了民主社会主义。
前深圳体改委主任徐景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等人认为，由结构型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以所有制结构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的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功能型社会主义（以普遍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历史的一个进步。邓小平的“猫论”和“三个有利于”，就是功能型社会主义。按照“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的原则来解释，我们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福利、正义等都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则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
2007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发表了文章《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前途》。谢韬认为，恩格斯去世前关于通过普选实现社会主义那句话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苏维埃采用暴力夺取政权，粉碎私有制，是错误的，是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列宁是修正主义者。谢韬还说，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说股份制是过渡，使公司成为全社会财产，这样就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瑞典等西欧国家的社会党人接过民主社会主义旗帜，通过和平方式演变到社会主义，与前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展开竞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谢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始，就已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前途。当然也有学者指出，恩格斯临终前写的《导言》，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军事技术条件，指出未来的武装起义很少有成功的可能，因此他强调了要依靠选举等合法手段实现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并未彻底放弃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
谢韬遭到老左派的批判。北京、上海、杭州先后召开过10次会议，指谢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篡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打倒共产党”。但是北京盛传，上面对此保持冷静态度，来自高层的意见是：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2007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答读者问”，题为《如何看民主社会主义》，显然针对谢韬一文。文章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多元化主张，但没有像过去那样杀气腾腾，而且还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意义”。
虽然老左派兴师问罪，但是很多的媒介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甚至请欧盟各国驻华大使现身说法，介绍他们自己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2007年形成了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热”，民主社会主义走红中国。
在谢韬之后，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华炳啸出版了《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并获得教育部奖励。该书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扩大法治、自由和民主，实现宪政社会主义。
下面介绍一下自由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是在英国形成的。洛克1690年发表了《政府论》，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这两本书解决了三个问题，从而奠定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
一个是高涨了个人权利，指出君主不是天授，君主掌握权力必须要得到人民的同意。二是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发展经济要靠市场，只要每个人能够运用他的智慧、财富来创造，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由洛克和亚当·斯密奠定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戊戌变法前后传进中国。第一个引进的人是北京大学的校长严复，他翻译了《国富论》，他用中文给“自由”带来了一个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
我曾和小说家阿城聊起自由主义。他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个新道统。“道”就是法则，“统”就是历史传承的脉络。“自由”这个道统对中国来说是新道统，因为直到1900年前后，自由主义才登陆中国。资中筠也说，自由主义就是中国的新道统，她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拿出士的精神来捍卫这个道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等人，都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1949年把自由主义的路切断了，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倡导思想解放，冲破思想禁锢，打破思想僵化，自由主义才获得新的生机。邓小平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形成了短暂的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冲破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禁锢。但双方对于未来目标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自由主义最终的理想是宪政中国。
到1989年的时候，自由主义跌落到谷底。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评“左”的政治教条，要进行市场化的大规模改革。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又久旱逢甘霖了，和邓小平思想再次形成了新的蜜月期。自由主义坚决反“左”，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支持市场发展。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李慎之、朱学勤、许纪霖、徐友渔、刘军宁等。
自由主义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一句话：保障个人的财产、权利、价值和尊严。刘军宁写过一篇文章《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是十八世纪一位英国首相讲的故事，一个很穷的英国人在自己的茅草屋里，风雨能进，但国王的千军万马在屋子前必须止步，因为这他的私有财产。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自由主义是和私有财产共命运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私有财产的保护的基础上的。哈耶克说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英国学者曾说，一旦生产资料归到单一的占有者手中，奴役就在眼前。所以私人财产权是自由主义的基石。
自由主义在中国今天的主张是，建立法治、自由、民主国家，反对腐败，反对垄断。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导致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对资源的垄断，对经济、市场和生活过度的干预。因此自由派知识分子要求分权制衡，建立有限政府，减少干预，推动政治改革，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制衡作用，推动问责制、财政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等。自由主义不赞成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革”，认为这并不是解决中国当前腐败问题的途径。自由主义也反对义和团式的排外民粹主义，提倡中国融入世界，赞同全球化，支持中国加入WTO。
下面介绍一下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一种非理性的、排他性的民族情感。它没有价值内核，有时候发挥凝聚作用，抵御外辱；有时候会变成海洛因，让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的狂热，导致分裂、战乱和倒退。王逸舟说：“它还可以有多种变形，一切视具体的条件和场合而定。”有些鼓吹民族主义的人没有注意到民族主义一个基本的政治要求，就是一族一国，民族主义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的地理边界与国家的边界要互相重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苏联解体成了十五国，捷克斯洛伐克分成了两国，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族要求独立，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族要求独立，这都是民族主义的作用。所以说，过分刺激民族主义实际上对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威胁。
我们国家的宪法这样使用民族主义概念：“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我国宪法是从批评的角度来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英国学者伯林说，民族主义容易从比较自卑的受伤害的状态爆发，结果伴随着发炎和红肿。民族主义常常有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是压制个人权利，转变专权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里，领袖是高度专制的，压制这个民族里面的个人自由选择。只要打出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不论是践踏人权、煽动仇恨、铲除异己，还是策划分裂，统统都是合理的，都是不容置疑和批判的。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主义一开始是在知识分子圈里讨论，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但1996年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掀起了大众民族主义的浪潮。捍卫我们民族的利益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这本书这样说：“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我号召中国人要记住仇恨”；“焚烧好莱坞！”；“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忌言准备打仗，不要怕这种自豪感会刺激什么人！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上述这种发泄扩大了“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增加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刺激了这些国家进一步向美国靠拢，并且给中国的国际交往放置了路边炸弹，大大伤害了中国的利益。
目前的民族主义狂飙突进，大致有三方面内容。一是反西方。《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宣称：“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当你真诚地向友人推荐美国品位时，殊不知你已经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这个完全就是非理性的了。有人说，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难道也成了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了吗？这本书问世的同一年，还有一本叫《妖魔化背后的中国》，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还是清晰化。
比如《妖魔化》说好莱坞是“制造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本营”，“对中国与华人形象一贯地恶意丑化和诬蔑”。即使李小龙不近女色的银幕形象，也是好莱坞的阴谋，因为这“剥夺了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有趣的是在《妖魔化》一书出版的同时，中国许多媒介却高度评价美国投巨资用四年时间拍摄的《花木兰》。中国报刊称赞美国电影制作人员不辞劳苦到中国深入生活，并说这部影片“浸透着中国文化底蕴”。
《妖魔化》还说：“在美国媒体的对华报道上，看不到任何多元化的东西，完全是狭隘的和排外的”，“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国家”，“美国记者甚至不作任何采访，把一切来自中国的消息都说成是假的”。这本书的作者使用了“完全”、“任何”、“都是”、“一切”这些绝对化的概念，没有时间限制，是过头的。实际上，三十多年来，仅中国出版的《参考消息》上就发表了至少一千篇替中国说话的美国文章，甚至连经济学家梁小民都在《东方早报》发表文章《我不看〈参考消息〉》说：“《参考消息》，就是借外国人的嘴夸中国的好。”前一阵英国人出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我们中国媒体很高兴。这也说明了《妖魔化》一书太过片面。
2010年1月还出版了另一本激进的反西方著作，摩罗的《中国站起来》。作者原来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一转身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他说：“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西方文明是癌细胞，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统一全人类。”“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就是民族的敌人。”摩罗在书中举了四个人：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这些人曾经是摩罗崇拜的巨人，如今称他们为“洋奴”。比如陈独秀说中国文化已经死了；胡适曾经提倡全盘西化。蔡元培1919年为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所写的序言中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摩罗说蔡元培是在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自卑自虐”。至于鲁迅，摩罗说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的卑贱位置上。所以陈独秀、鲁迅等人是精神大崩溃之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摩罗最后还说：只要反对英美就都是正确的。比如，“希特勒带领自己的民族摆脱英法强权的遏制，这是值得敬佩的。”他还肯定“二战”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因为日本勇于挑战英美的霸权。这样的民族主义，岂不是走火入魔吗？
许纪霖在《读书》杂志的2010年8月号、9月号连载了一篇长文，《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认为摩罗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内在定力的虚无主义者，他的几次转向，透露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存在迷失与认同困境。
二是在经济上主张“光荣孤立”。1999年，《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出版，这本书说：“我们是继《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之后所进行的又一次民族的抉择。”作者的立场，一是反对全球化，二是提倡中国要“光荣孤立”。中国规模大，一个省和另一个省做买卖就像两个国家做买卖一样。书中说，中国无法利用美国、欧洲、日本之间的矛盾，所以在经济上必须准备“光荣孤立”。让我们来对照一下邓小平的讲话。邓小平在1979年1月26日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1984年，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1988年9月，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邓小平比这几位作者要高明。
2000年5月，杨斌出版了《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这本书说，全球化是美帝国主义征服并控制全世界的阴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于穿上了紧身囚衣”。他说：“美国让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怎么办呢？杨斌在书中气愤地说：“中华文明应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反霸责任……中国应广泛团结世界各国人民，再次形成反对美国霸权的统一战线，共同铲除美英地缘权谋文化的毒瘤。这样，才能创造各种文明和谐发展的环境。”2000年，还有韩德强的《碰撞》一书出版，也是批判全球化。他说：“全球化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越是全球化，越多的人失业贫困。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工厂将关门大吉，农民将买不起油盐酱醋。国企、民企、私企都将倒下。”他最痛恨的就是亚当·斯密。韩德强说：“‘看不见的手’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亚当·斯密就是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写作《国富论》的。经过《国富论》的解释，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罪恶勾当都成了促进公共福利的上帝般的行为……因此，亚当·斯密所开创的西方经济学正统从本质上讲就不是科学，而只是市场经济的拜物教和宗教。”韩德强告诉我们：“中国不仅完全可以搞贸易保护主义，而且必须搞贸易保护主义。”
三是鼓动战争。
2009年3月《中国不高兴》出版。这本书说，“中国的商业利益在哪里，人民解放军就要开到哪里”，这不把人都吓坏了吗？这本书还说，中国领导全世界是“天命所归”；中国的目标是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作者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开战，他们说：“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应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书中说，“要打仗，打一场败仗也比不打好。”为什么呢？“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在他们看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先行发展模式”。《中国不高兴》说：“对世界而言，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这不是帮助煽动中国威胁论吗？
有三位青年，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对《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实在看不过去了，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谁在不高兴》。周筱赟说的话很到位，他说：“《中国不高兴》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因此，这是脱离了中国人的实际利益，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是玩弄民众的意识形态。《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到世界上争夺资源，明显与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符。”
2010年1月，有一本书叫《中国梦》，这是国防大学的军人刘明福写的，书中说：“地球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和平崛起；国际社会过去没有和平崛起；中国的和平崛起并不排斥一种可能，那就是在反遏制战争中崛起；没有军事崛起的经济崛起是危险的崛起。”另外书中还说：“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
广东的《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了薛理泰、赵刚批评《中国梦》的文章。薛理泰、赵刚说：“近年来，类似《中国梦》这样的著作和讲话不断问世，在网络上获得喝彩。相反，持稳健态度的学者的不同意见在网上被骂得不堪入目，这是很不正常的。这种现象在客观上，只能为‘中国威胁论’添砖加瓦，说明民间乃至官方变得飘飘然，自我膨胀。这些人动不动就谈战争和打仗，喜欢走极端。古今中外，动辄开口说打仗的有三类人，一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人，二是觉得本人或子女不会在战场上丧命的人，三是人云亦云的人。中国格言说：善战者不言战。历代名将并不好战，并尽最大努力引导国家避免战争。刘伯承元帅在家中观看战争电视或电影时，都不屑看或不忍看战争场面。书生论战，或能在愤青中博得好评，但非国家之福。现在中国要打起精神迎接全方位挑战，岂能由军队里的政工干部在大战略问题上随便放出战争言论？我们中国崛起还未完成，在可预期的未来，美国仍是第一强国。中国作为急起直追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二三十年假如能够稳定中美关系。那么在将来，谁是两国稳定关系的最大受益者？还是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当然还是要继续韬光养晦。”这篇文章还说，刘明福等人的言论已经引起俄罗斯的警觉。前不久，俄军在代号“东方”的最新演习中，远东军区装甲兵、特种兵和空降兵实施了秘密打击计划，显然是在针对中国的。
以上简要分析了近年来的民族主义著作。有学者评论说，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这无疑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并非中国的福音。
还有一种是民粹主义。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民粹大国。1999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发表文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胡绳还说，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搞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什么呢？大致有这么几条：
第一，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强调服从大众情绪，反对精英主义，否定精英的作用。
第二，民粹主义要求结果上的“均贫富”，实现财富均等。民粹主义的典型言论是：“同样是人，为什么你那么富，我这么穷？这太不公平了！”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
第三，民粹主义者认为大众裁决就是正义，群众运动的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比如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广州的《开放时代》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火烧赵家楼”，文章说，打着爱国旗号的放火打人也是犯罪。
第四，民粹主义特别崇拜从底层出来的魅力型领袖人物，容易受到他们的控制。
第五，民粹主义反对间接民主、代议民主，主张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即“大民主”。
第六，民粹主义热衷于暴力革命、“大翻个”。十月革命就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
过去我们消灭私营经济，搞一大二公，打压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反竞争、反市场，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另一个表现是反智主义，就是反智慧、反知识分子。
高尔基《我的大学》里写到的“俄国农民不知道为什么就恨大学生”，这是俄国的民粹。没收私营房地产商的财产，分给最需要房子的人，这也是民粹主义。茅于轼说“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遭到批判。茅于轼的“替富人说话”意思是：一些私人企业家受到政策和国有企业垄断的压制，要帮他们争取平等待遇。有些愤青不理解这个，就骂茅于轼。这就是我们社会的民粹主义。网络是民粹主义的暴力场。贵州一官员全家被杀，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民粹主义当然是一种反抗，是穷人的反抗、弱势群体的反抗，其中含有正义的因子。但是民粹主义的解决办法往往非常有破坏性，结果把社会拉向后退，给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民粹主义表面上是激进的，而骨子里是反市场、反竞争的。这样的运动，不可能促进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特别是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民粹主义就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邓小平以精英主义取代毛泽东的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但是，当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的时候，也会刺激民粹主义，给社会造成危害。所以，精英和民粹这两端都应该意识到各自的问题。
最后一种思潮是大陆新儒家。把大陆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比一比，还是大陆人厉害。海外新儒家提倡心性之学，赞成民主政治。大陆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蒋庆等人，从两个方面批评海外新儒家。
第一，说海外新儒家提倡修身养性、三省吾身、成圣成德，是没出息，于国事无补，等于自了汉。那怎样才算有出息呢？就是要取得国家政权，在全国建立儒家政治制度，废弃马克思主义这些西方思想的指导地位，把尧舜禹写入我国宪法，恢复孔子“大成至圣先师”封号，确立六经为国家意识形态，成立元老院、通儒院、庶民院，指导政治运行。在官员选拔方面，他们要求成立各级考试中心，有志者需通过“四书五经”考试才能取得做官资格。要在全国普遍建立儒教社团，成立儒教协会，开展活动，鼓励民众建立儒教信仰，遵循儒家生活方式。有人提出在全国征收儒教遗产使用税。经过计算，全国的文化遗迹等有40万处，都要征收高价门票，把这些钱用于推行儒教。
第二，大陆新儒家不赞成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蒋庆强调君主制和等级制，自然和这些价值冲突。总起来说，新儒家要求政治上施行王道和仁政。
以上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互相争辩，初步形成了一种活跃局面。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现在我们不是还高度评价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吗？正如制度学派大师科斯所说，中国需要一个思想市场。政府和民众都可以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提升理性和开放程度，使思考更为周密，选择政策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