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元礼　新加坡如何为世界增值

吕元礼，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长期研究华人政治文化与政党政治，重点研究新加坡政治和李光耀思想。

代表作包括《新加坡为什么能？》《新加坡治贪为什么能？》《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民本的阐释及其与民主的会通》等。其中《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受到中国和新加坡高层关注，新加坡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发言中专门介绍该书，为该书作序，并在总统府接见了作者。

《新加坡为什么能》是我以前写过的一本书，很荣幸的是新加坡李显龙总理为我这本书做了序，他说过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世界枢纽和能为世界增值的国家，所以书名是从这儿来的。在这里我想讲一讲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和缘起，一方面是说一些写作的体会，另一方面也在这个过程中客观地介绍一下新加坡。

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2003年的时候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这个国家基金是社会科学协会研究院的一个基金，以现在这种学术环境，想获得基金往往需要找找人，打打电话，拉拉关系，但是我确实没找过任何人，结果这个项目被批了下来。为什么能被批下来呢？我事后想，可能这个选题比较抓人。申报项目的标题是“新加坡长期一党执政的领导方式”。一般讲到新加坡政党和政治方式的时候会这么描述：一党独大。如果我讲“新加坡一党独大的领导方式”也不是很好，因为一党独大有贬义色彩，我们一般讲“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和合作”。我费了很大工夫，最后想到：一党长期执政。因为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也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共同特征，明眼人一看就会心一笑。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赢得大选之后，连续十多次赢得大选，从而长期执掌政权，而新加坡政治文明比较瞩目的成就，就是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能够持续保持活力和廉洁，而且把新加坡建成了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

所以一方面，相对于两党或多党执政，新加坡模式和中国的比较相近，所以它的经验比较便于借鉴；另一个方面，相对于很多执政党的腐败衰落，它那个党不但不腐败，而且好像还越来越有活力，这个经验就更值得借鉴。一个是便于借鉴，一个是值得借鉴，举目遥望全世界，好像也难以再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英国可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不是很方便；越南、古巴、朝鲜、老挝这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它倒是更便于借鉴，但这些国家值得借鉴的地方好像不是太多。所以只有新加坡才是两者的最佳结合。

曾经有记者问李光耀：你身为行动党的创党人，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李光耀说：我最引以为豪的是行动党一方面保持长期执政，另一方面又保持长期的活力和廉洁，而没有沦为贪污和衰败的党。他用一代人的时间使得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变为第一世界。在经济上，目前的人均收入比它过去的宗主国英国还高，就竞争力来说一般也排在全世界竞争力的前两三名。美国第一，往往新加坡和香港就是第二第三。就政府效率来说，它也是比较高的，政党活力也不错。这个政党也并不是宪法规定的，也是每四年一次大选，尽管在选举的时候也会打压反对党，但是毕竟要面对竞选这个事实，有真刀真枪的味道。它能连续赢得十多次大选，这也是有活力的一种表现。而它的廉洁程度被国际机构列入全世界前十名，一般排在第四、第五、第六名，2009年是第三名。亚洲国家能够进入前十名的只有新加坡，香港作为一个地区，在全亚洲排名第二，但是没有进入到世界的前十名。

其实新加坡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廉洁，当年也是很腐败的。人民行动党1959年第一次上台的时候，他们的竞选口号就是：扫除贪污。在他们的竞选道具里面有一把扫把，就因为当时的腐败很严重，谁能够扫除贪污，谁就能获得人心，从而赢得竞选。但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没有再看到过他们的口号是扫除贪污，这也反过来说明它是比较廉洁的。2006年10月，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我又想，新加坡在民主自由上与我国也比较相似。都说新加坡不够民主——一党执政，也不够自由——连吃口香糖的自由都没有，还没有人权——有鞭刑有绞刑；但就和谐程度来说，新加坡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在新加坡只要你不违纪不犯法，应该是比较有自由的，和谐同时也表现在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在这方面新加坡应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就社会安定来说，新加坡在全世界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在那个地方待着比较放心，小孩子去那里也会比较放心。

和谐首先包含了人和自然的和谐。新加坡很不错，是一个花园城市。有市长问李光耀怎么吸引外资，李光耀说，很简单，你把从机场到市区的路建得像花园一样，投资商一看，肯定就来了。在新加坡，下了飞机向市区走，两边确实如同森林一样。接下来，新加坡人的内心也相对比较和谐。不过话说回来，新加坡的个人幸福感不是很强，因为竞争比较大，凡是华人多的地方竞争都比较大。第三个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新加坡首先表现为种族的和谐。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国家。华人占76％，印度人占7％，马来人占13％，还有其他亚欧裔人占1％到2％。这么多种族集中在一个小岛上，一眼看过去，有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的人，如果说美国的种族和谐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新加坡是一个瓷碗。美国有这个能力把大家都融成美国人，但新加坡是一个小国，里面不同的人都是来自历史悠久的国家，像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能把他们融为面目一样的新加坡人吗？他们也曾经这么做过，但是放弃了。目前的情况是，华人还是华人，马来人还是马来人，扎着头巾，印度人穿白衣服的比较多，所以他们是和而不同，就像沙拉，苹果还是苹果，西瓜还是西瓜。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举一个例子，新加坡80％的人住在组屋里，它规定每一栋组屋，不同的种族都要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这栋组屋有100套单元，华人占总人口的76％，那么华人就住76套；马来人13到14套，印度人7到8套。这个政府是家长式的，管得很细很严，但老百姓没有非议，认为它管得对。如果不这么管的话，那么势必这栋楼全是华人，那栋楼全是马来人；不仅如此，这个区全是华人，那个区全是马来人。在当年英国人的统治之下正是如此，而英国人也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新加坡现在是一个国家了，如果它的种族之间还是这么隔阂的话，就形成不了国民意识。所以政府就管得很严很细，不仅买房子的时候如此，在转让房子的时候也是如此，华人的必须卖给华人才可以。

这个组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栋组屋的一楼都有一个空地。因为他们崇尚一个东方观念：远亲不如近邻。如果没有空地，没有共同的活动场所，那么他们就没有社区意识，所以他们在这个空地聊天，下棋，看电视，包括做红白喜事。这块空地就是一个共同的活动场所，每一组组屋差不多都有。而且每一个活动场所都有四种语言的说明，用来表明种族平等。而且组与组之间一般都有走廊连贯，走廊不仅连接起来，还一直通到公共汽车站，因为那里是热带，太阳比较大，雨水也比较多。所以在新加坡一般不需要打伞。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表现在贫富上，新加坡在这一点上也算是比较和谐的。虽然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比较大，因为要提高竞争力的话就必须拉开距离，这里所说的和谐，是指在那里没有太穷的人，比方说，新加坡绝对没有讨饭的人，一般人都有房子住，实现了居者有其屋。虽然差距还是很大，但它把这种差距叫做“坐飞机的安排”。就像飞机有经济舱、商务舱和头等舱，不论你坐哪一个舱，都会享受到同等的服务，航空公司也不会专门派一个不漂亮的空姐去经济舱服务，更重要的是大家都会安全抵达目的地；至于谁坐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大家可以量力而行。这句话很形象又很深刻地反映了新加坡的治国之道，用李光耀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就像马拉松赛跑，如果你不奖励那个跑得快的人，就培养不出奥运冠军，对于那些跑得慢又按基本规则行事的选手，给予他基本的生活保障，那么他就不会去越轨。在跑道越轨那是犯规，在人生跑道上越轨那就是犯法。所以，它的政策分两方面，一方面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你值多少钱就拿多少钱，你有多大贡献、有多大能力，你就拿多少钱，这样的话才能提高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也扶贫济困，增加了凝聚力。李光耀也有一个比喻，竞争力好像太极图里的阳刚，凝聚力则是阴柔，这样才能阴阳平和，这样的社会才会和谐。

李光耀说经济舱可以比喻为组屋，商务舱可以比喻为公寓，而头等舱可以比喻为私人别墅。他相信新加坡进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所有的新加坡人都能够从中受惠。他这个比喻讲得不错，后来新加坡整体也不错，生活挺和谐。这让我想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徽，白的底、蓝的圆、红色的闪电。后来我就解读为：白底象征着纯洁，是廉洁的代表；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蓝圆象征着团圆，注重的是和谐。前面半句是他们的原话，后面半句则是我个人的引申解读，但是我这个引申也符合他们的认同。我之所以这样引申，是因为我认为新加坡最大的特点就是廉洁、活力、和谐，而中国当下最迫切的目标也是廉洁、活力和和谐，而这些又是新加坡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取得的，它的经验也就更便于借鉴和吸取，所以我想写一党如何长期保持活力和廉洁，干脆再加一个如何保持和谐社会。但这个标题很不好取，比较冗长。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新加坡为什么有权有廉又有能，讲完新加坡之后那篇文章又讲了讲台湾，台湾当时是陈水扁，好像是无权无廉也无能。新加坡是华人占多数，台湾也是一个华人地区，这就让人不得不问：为什么是新加坡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突然眼睛一亮，把题目倒置了一下，改作“新加坡为什么能？”。这个标题的潜台词是：新加坡能，中国也能；新加坡能，中国如何更能。这本书出版之后，我还怕别人不了解我的意思，写了一副对联来作为广告词：倾诉四年心历，笔迹施展，为什么新加坡能够做到？奉献一片赤诚，情系华夏，思考如何管得比他们更好。

广东省的汪洋书记2007年说要和新加坡叫板，但其实更早时小平同志的原有精神是比新加坡更好。这里面有一个典故。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看到新加坡的成就很高兴，他拿起酒杯和李光耀碰杯说：恭喜你，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路过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现在却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李光耀说：哪里！这是一个小地方，容易管理。结果邓小平就接了一句话说：要是我管的是上海那么大的地方就好喽！这个时候李光耀又不太服气了，就将了邓小平一句，他说：新加坡来的那些华人，都是广东福建那些手无寸铁、目不识丁的苦力的后代——因为早年下南洋这件事，秀才肯定是不会去的，都是些文盲才跑过去——而你们中国大陆留守的都是些达官贵人，文人状元——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华人的素质更高——没有什么新加坡做得到的，中国却做不到。讲完之后，邓小平就沉默了，随后这个话题就轻轻带过了。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忘记这个挑战，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的时候，就说要借鉴新加坡，而且要管得比他们更好。最后那句话，一般人搞不清楚，李光耀一听就明白：邓小平没有忘记我的挑战。

那么，“中国一定会做得更好”这句话，是李光耀即兴顺口说出来的，还是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呢？根据我的研究，他确实不是顺口说出来的。有句话他早就讲过：“中国一定会腾飞。”说这句话他有两个根据。第一，李光耀是个人才决定论者，就是说最关键的竞争力是人才，李光耀说过，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人和制度比起来，人比制度重要。西方人认为有了好的制度，有了三权分立，有了多党制度，即使这个总统是个庸人是个草包，也是没关系的，这个政府仍然可以是个好政府。但是据他对亚洲国家的观察，就算有了好的制度，没有好的领袖也不会有好的政府，比如菲律宾、印度照搬美国、英国，但是几十年来也还是比较腐败。反过来说，只要有个好领袖，或者说领袖是一个强人——当然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人——即使政府不怎么样，但也还能过得去。所以他说，人和制度比起来，人比较重要。这个观点其实是儒家的观点，为政在人，人存政存，人亡政息。

李光耀的观点很像荀子的观点，荀子有一句话：有治人无治法。这和李光耀的观点是一样的。李光耀的十篇文章有九篇是讲人才的，而九篇讲人才的文章就有八篇是讲基因，李光耀的文章看多了会有一种法西斯的感觉。他认为人的能力和天赋80％是基因决定的。他举了一个例子，同卵双胞胎即使出生后不在一个家庭长大，他们的智商也不会差很多。一个在书香世家，以后可能从政，做达官贵人；而另一个不幸流落到破落家庭，最后当了流氓，那一般也会是个流氓头子，因为智商差不多。他们有个副总理，有一次有个外国领导人送了一条宠物狗，这个副总理不喜欢养狗，就把这条狗送给了新加坡的巡警大队，要求把它训练成一只会闻出毒品的狗；但是一周之后巡警大队把那条狗退了回来，说这条狗再训练三年也不行，它不是那种狗。李光耀也以这个例子说，人也是这样，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别给我耽误时间，我们人民行动党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人给找出来，然后再委以重任。为什么香港在历经风雨打击之后总能站起来？他说他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才想清楚的，关键还是香港的人。1949年从内地跑到香港有将近两百万人，都是一些比较厉害的人，都是地主、资本家、国民党高官之流。那些人应该是比较精明的，再加上不断跑过去的劳工，才成就了香港。英国的殖民地很多，但是真正腾飞的只有香港和新加坡。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做了一次人口调查，李光耀看过报告之后一下子蒙了，女大学生有三分之二不结婚。新加坡的华人是男的要下娶，女的要上嫁；律师找秘书，大学生找中专生，结果女大学生找不到对象，特别是女博士。他着急了，在全国大选的时候讲了这件事，并且采取了一些政策，要让女大学生生小孩，或者生第二胎、第三胎，生的小孩可以免试进重点中学，等等。但这个政策让他在第二年大选中跌了很多选票，所以没有实行下去。目前他的政策是，女的中学毕业以上就可以有一些优惠，而不是大学生。所以新加坡人找外劳结婚，新加坡政府是不会批的，但如果你是一个人才，那欢迎你过来结婚。新加坡这个政策到底是深刻还是片面，现在还搞不清，也许是既深刻又片面。

所以基于人才方面的原因，李光耀认为中国是会腾飞的。他说他没有什么依据，只是因为我们中国有天赋比他们更好的人，而不是因为制度和文化，他对这点看得更重。

如果问李光耀是坚持什么主义的，他其实是不坚持什么主义的，如果非要说，那么李光耀坚持的是实用主义。所以李光耀和邓小平特别惺惺相惜。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就是三点：猫论、摸论、不争论。李光耀正好也有三个理论。第一是行得通论，一切以行得通为标准，行得通就做，行不通就不做，这和“猫论”差不多。第二，他认为引进来的制度比制造的制度更加优秀，鞋子穿得越久越合适，也就是说，光靠人工是不可能制造出一双特别适合你脚的鞋子的，还是要你这个脚和鞋子相磨合，才能够磨合出一双相对合脚的鞋子，这也和“摸论”很相似。再说邓小平的“不争论”，姓社还是姓资无所谓。而李光耀在1965年就讲过了，他说亚洲制度的社会主义在于能否用一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种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只发展生产力，至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那让下一代去作决定，他说这样想的话，社会主义会有更好的前途。邓小平1992年说过的话，李光耀在1965年就说过了。

李光耀早年信奉的是民主社会主义，他说他一生所发生的U形转变，就是由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变，他那个自由主义不是像美国那种政治上的，而是经济上的自由。他所信仰的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就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其实是很不在乎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

李光耀的务实不是表现在比优，而是表现在比劣。比优是好中求最好，比劣是避免最坏的。通常革命党强调的是比优，而执政党强调的是比劣。大家基本都知道一个争论，就是“主义”和“问题”的争论：李大钊说主义更重要，主义是旗帜，胡适说少谈点主义，多解决些问题。谁对？我想两个人都是对的，李大钊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要推翻现实的世界，当然要比优，要树立一面旗帜。胡适是比劣的，解决一些问题修修补补就行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维方式转变，就是从比优到比劣的转变。

李光耀很注意这个转变，他既是领导新加坡独立的一个革命的领袖，也是一个建设的领袖。他转变这么快是什么原因呢？他在没掌权之前，也是站在工人的一边骂资本家的，他一掌权之后马上就变了，因为你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谁是会生金蛋的鹅？是资本家。所以他在高举民主社会主义旗帜的时候，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用他们的说法是，政治上搞社会主义，经济上搞资本主义。他一方面保留精神文明，同时也建立一个红灯区，他说与其禁止人们随地大小便，不如建立一个厕所，所以他一方面一直很痛恨赌博，但是他又建立了一个赌场。他说建立赌场会有麻烦，但是不建立赌场的麻烦会更多。

实用主义是很讲理性的，理性就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小。理性是一个经纪人；李光耀只与利益交朋友，不与感情拉关系。李光耀对理性有一个解释，所谓理性就是要虚心，不要让美好的主义思想填满了脑子，却装不进新的东西，如果碰到了新问题，你脑子里那些老的东西就会阻止你想出新的解决办法，这个时候你应该改变原有的观点，把心掏空，随时准备接受新的观点，解决新的问题。这就是理性。

同时，李光耀也是精打细算的。新加坡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每年出生4万人，如果每一千人里只有一个高智商的，那么4万人应该有40个高智商的，可惜高智商的人并非情商也高，如果智商情商都高，大概只有十二三个人。也就是说，新加坡每年出生的人口只能为它提供十二三个部长级人才，怎么办？把他们找出来才是关键所在。所以新加坡也会不断地到中国来挖人才，每年会到深圳招十个初中生，那十个人是免费到新加坡去读书的，我有一个同事的小孩就被招去了。那个同事就问新加坡招生人员说：小孩在你们那里高中毕业以后，不一定考你们那里的大学，要到美国去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那美国大学毕业之后，也不一定到新加坡工作，可不可以？他们的回答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们还给你提供吃住，免学费，学习好还给你提供奖学金。我那个同事就很不理解，问为什么会做这种赔本生意，那个招生办的人这样回答：有四个原因。第一，人生的14岁到18岁是人价值观形成的时期，那段时间你在哪里生活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个时候交的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新加坡生活，你是忘不了新加坡的；第二，即使你忘了，你简历上还是要写在新加坡读过书的，第三，如果你在新加坡工作，这就是回报；第四，即使你不在新加坡工作，你在外面发达了，将来也是会感恩新加坡的，会时时刻刻念叨着新加坡。所以，他们其实算得很细。

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人民行动党能够保持长期执政。李光耀上台之后就想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持长期执政？他发现世界上所有首都的选民基本都倾向投反对党。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首都就是国家，如果首都选民都投反对党的票，那就意味着下一届大选他就要落选了。怎么办？他又发现，人们对买来的房和租来的房态度是很不一样的，买来的房是很珍惜的，而租来的房则是很随便的。由此他得出一个观点，产权意识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这个财产是你的你就会好好珍惜，不是你的就不会。他打了个比喻，有一回他在国外看到一起暴乱，有一个小伙子并没有参加，而是把他心爱的摩托车保护起来，小心翼翼地抱回家了。所以李光耀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民无恒产则无恒心。怎么办？那就是给老百姓建房子，他说，当人们没有房子的时候，人们会倾向那种哗众取宠的政党，而当人们有了房子以后，就倾向于给他房子的那个政党。要提高人民的觉悟，给什么都不如给他财产来得有效，新加坡的建屋发展局写了杜甫的三句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所以中国古人的理想在新加坡给实现了，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应该是世界上搞得最好的。

那么它又为什么廉政也搞得这么好？我归纳为四句话：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贪；以俸养廉，使人不必贪；以规固廉，使人不能贪；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一般人可能认为，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贪是最重要的，但我发现他们更多的讲的是以德倡廉。他们的反贪原则有哪些？第一条是领导人的道德意志。李光耀讲，只要最高领导人不贪，一切就是有希望的。他们的德治是儒家的观点，当年咱们的精神文明代表团到新加坡访问，问李光耀：你们怎么搞廉洁的？李光耀说，我只不过是把已有的传统价值观保留下来没丢掉而已。新加坡还是保留着君子这样的一个概念，他经常说要让君子来执政。

第二个是以俸养廉，就是用高薪来养廉洁，他们的总理和部长的工资是很高的，一般公务员也相对过得去。第三点是以规固廉，第四点是以法保廉，就是让人们不敢贪污。新加坡对待贪污犯是没有死刑的，但新加坡法律有一条规定，如果你的财产突然增加很多，而你又无法解释清楚，那就算是你贪污。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加坡的模式。他们是英国的制度加东方的传统，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加坡是议会制国家，议会民主来自于英国的制度，它的精神是让民做主，而政府是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选举获胜之后就以独立的判断来做事情，老百姓一时不高兴也要做。我参观国会，他们那个议长戴着假发和权杖，议会开始的时候，卫士长在前面，议长进入大厅的时候，全体起立鼓掌，这边是执政党，那边是反对党，这里是议长座，那边是卫士长座，从中可以看出英国的礼仪和制度。但同时，它也有东方的传统，比如他们的华文第一课是“爸爸早，妈妈早”，这里面很有伦理的内涵，而英国的第一课是ABCD，只是知识的灌输；看新加坡的报纸，也有领导人抱小孩的照片，不过领导人是抱着自己的小孩，不是抱着别人的小孩，一般都会在旁边写几个字叫做含饴弄孙，因为他提倡家庭意识。

东西方的政府观也是不一样，西方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所以建立了一个限权政府，实行最少的干预。我们儒家文化的观点就是不一样的，它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要建立强大的政府来实行善，最好的政府是给予最多的关爱。李光耀说了一件事来揭示新加坡和美国政府的区别，任何新加坡的海关人员或者警察，认为任何有可能是吸毒的人都可以有权力要求此人进行尿检，一旦发现此人尿检有问题，就会立即被送到医院去。如果在美国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美国人把政府看做是守夜的警察，老百姓在家里干什么，你这个守夜警察没有权利干涉；而新加坡政府是父母官，人民是子女，子女有事，政府就要好好地管理。所以有很多小事新加坡政府都要管，如吸烟、乱涂乱画等，包括组屋晒衣服的方式都是有规定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人民行动党确实有很多共产党的作风，李光耀其实是“非共”的，但他承认从共产党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比如他认为清廉的作风、献身精神，以及发动群众的技巧。举一个例子，他们的议员每礼拜有一个晚上要接见选民，接见场所也很简单，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我们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个情景并不是很特殊，是很平常的。再比如2008年李显龙接见选民，《南方日报》去观摩，然后描绘了一下。一间简陋的小屋，有十平方米，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以外，没有其他的摆设，墙上电风扇来回摆着头，李显龙不时拿笔记下东西，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样能达到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气氛。他们的议员亲口告诉我，这是学习你们共产党的作风，我说你们应该改一下说法，这应该是早期共产党的作风。

我们在革命年代里确实是不错的，比如解放军进入上海的时候，是不入民宅而全部露宿街上的，上海人看到解放军这么有纪律的时候很感动。他们说解放军进入房屋之后，三件事，第一打开米缸看，没米就把米袋放进米缸；第二打开水缸看，没水就拿起扁担去挑水去；第三问小孩怎么样，说小孩生病了，卫生员马上就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上海人看到这个情形，当时报纸登了出来，“看来国民党是回不来了”。所以革命年代我们是有这种作风的。我们这个体制和意识形态本来是在有压力和危机的意识下形成的，在灾难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地震的情况我们是很容易应付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在地震过后进入凡人小事、按部就班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出现了。

人民行动党为什么还能有那种为民做主的作风？我想关键是，它还有英国的那种议会制度、让民做主的压力存在，所以我们也可以学学有压力的竞争，不一定是党外竞争，党内也可以竞争，比如差额选举等。所以我认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产是大家都可以吸收的，以上就是简单讲了一下新加坡如何为世界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