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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20世纪90年代初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在美国媒体游说公司、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联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机构等地供职。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资产抵押债券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2007年的著作《货币战争》畅销至今，其梳理分析了西方近300年金融发展史，再现了国际金融集团及其代言人在世界金融史上翻云覆雨的过程，旨在告诫逐步开放的中国金融市场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

我其实不是学金融专业出身的，我的背景是理工科，而且从小的学习成绩就不算太好，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足够的兴趣，对知识有足够的热爱，这不妨碍以后做你想做的事。

我记得小时候一直不是特别爱读书，准确地说，是不爱读教科书，比较贪玩，也不是瞎玩，就是爱看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老师家长对我的评价就是：这个孩子不好强，没有上进心。老师家长骂我都无所谓，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搞得家长老师都很头疼。但是，不是说我在浪费时间，而是在看自己感兴趣的书。我不后悔，因为我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而没有被应试教育摧垮，或者折磨成神经衰弱。这也导致我一直很有后劲，一直觉得学习很有意思，觉得获取新的知识很有意思。如果教育把兴趣磨掉了，把对知识渴求的冲动压抑了，我相信没有比这更失败的教育方式了。按照爱因斯坦的话说，好奇心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保持好奇心，你就会不断去钻研学习。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个人只要在一个领域投入一万个小时，他就一定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中学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物理，所以高考报考的时候，我填的都是天体物理、核物理，一心想成为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物理学家。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兴趣发生了变化，当时想做一名很好的律师，所以到美国的时候填的都是法学院。后来兴趣又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兴趣的确是会发生变化的，你真正要从事的东西也并不一定是你现在最感兴趣的东西，而应该是你有天分或者是具有使命感的东西。

什么叫使命感呢？去年我有半年的时间在香山闭关，一方面在写《货币战争4》，一方面是反思自己的人生。我想了很多，也看了很多人生方面的书，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乔布斯。乔布斯在一个大学的演讲中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他对着镜子问自己：“假如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我是否还愿意做我目前手上的工作？”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因为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中，你可以审视自己，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想要什么。在这之前，你可能会受到很多外界的干扰，比如说创业、挣钱、出名、当官、发财等，世俗和别人对你的评价对你是有干扰的。但是，当你到了生命最后时刻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了，挣再多的钱你也带不走，做再高的官对你也没有意义，有再大的资产，也是生带不来死带不走。只有到那个时候你才领悟到活得值还是不值、后不后悔。

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真的尝试对着镜子问：如果这是生命中最后的一天，我是否还愿意做这件事？并且把自己的很多想法写了下来。连续半年，我经常这样做。后来的答案是：对，我还愿意做这件事。所以，也就是不久之前，我才突然发现我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到底想做什么，才找到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但是，非常不幸，我是到了四十岁之后才发现，如果我是在十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发现，我觉得我做出的成绩会比现在多得多。

我想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都带有一种使命，这种使命只有自己知道，它往往就是具有天分的东西。老师、学校、家长，包括你自己，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就是找到你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天赋。我相信每个人天生都是天才，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学科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的教育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面向机械化成批量培养，人才要求已经同质化和标准化，像生产线的工人那样随时可以替换，就像一个零件，随时可以被拆卸一样。我们的教育其实是满足工业时代的要求，不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在我们已经处于信息社会，信息社会要求独立性、个性和与众不同，要求小批量生产、定制服务。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小学、初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还在沿用以前的教育模式，用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把我们培养成考试机器。这无论是对学生个人还是社会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但是很多人都无法承受这种压力，因为要面对家长、同学、社会，混得不好、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一个好工作，别人就觉得你是一个失败者，自己也觉得非常没有面子，你的男/女朋友都会不断地对你施加压力，能不能扛住这种压力，坚持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这是一个人是否能最终取得成就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标准。

一个人越早发现自己的天赋就越幸福，越晚发现机会就越少。但是我认为这个社会中可能90％的人，临死的时候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来到这个社会是做什么、能做什么。所以家长和老师应该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独特的地方。在我看来，与别人一样，这就不叫价值，与众不同才叫价值。有学校在毕业生找工作的时候说“提高竞争力”，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什么叫提高竞争力？竞争是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层次上来说的，但是，如果你跟别人不同，那么你所从事和创造的行业，实际上是没有竞争的。一个人的最高境界，不是你在竞争中取得胜利，而是根本就没有竞争对手，这才叫所谓的价值和成功。

就成功而言，也有两种。老师家长从小就对我们说要“好强”。好强与自强是有差别的。好强就是时时处处每时每刻都要跟别人比，我不能比别人差，这就叫好强。为什么要跟别人比呢？因为好强的人缺少自己内在的价值体系，而不得不依靠家长朋友来界定自己存在的价值。自强则是根本不在乎外界的评价，只在乎自己的内在价值体系，这就叫自强。所以有一种人特别有个性，这种人有强大的自我价值体系，或者称之为“小宇宙很强大”，另外一种人，他时时处处都要跟别人较劲，这种人叫好强。这两者是有本质差别的。在我看来，真正成功的人不需要外界的承认，只需要自己承认自己的价值就足够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的励志在很多方面有点偏差，这种偏差，都是以别人的尺度来评价自己。在我看来，不应该这样评价。像很多在世的人其实并不成功，比如说梵高、曹雪芹，他们在世时穷困潦倒，他们的著作没有得到世人的承认，他们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影响力和地位，但是难道他们活得不成功吗？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这辈子过得值得，就叫成功。所以我们应当经常去想这种带有本质性的问题，这种思考习惯可以帮助我们过滤掉很多世俗和浪费时间精力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信仰，类似于宗教般的信仰，你可能需要反复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样才能抵抗得住社会舆论和周围施加的影响，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会很痛苦，你会被迫忍受孤独，忍受不被承认所带来的苦恼困扰和自我怀疑。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些，关键是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很多人最后抵抗不住外界压力妥协了，那么你就成为了一个平庸的人。有的人抵抗住了，但是在有生之年未必会得到承认。不管怎样，你要有信心坚持到底，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质，在我看来这就叫做独立精神。

我们这个社会太缺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我们基本上都是看媒体怎么说，看专家怎么说，看老师怎么说，看朋友怎么说，看家长怎么说，然后根据他们的评判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或者评判我们做的事有没有意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不管你在世俗社会中取得多大成就，对于你的人生来说都没有用，当你面临人生最后一刻时，你会发现过了一辈子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为什么在说到正题之前要跟大家说说我的人生感悟和体会呢？因为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对于每个人来说，时间是最大的成本，而不是金钱，越早发现自己身上独特的优势，越早找到人生与生俱来的使命，越早确定自己想干什么，做出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农业时代，未必有这样的选择。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但那还是在农业时代，社会分工还不太细，只有360个行业；在工业时代，我们可能有3600种行业；到了信息时代，则可能有360万种可能性。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信息：淘宝网上有个女孩做手模，自己给自己的店做模特，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行业。在我们读大学的时代，这种事情是不能想像的，但是互联网的诞生，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给年轻人提供了远比二十年前要多得多的机会。我觉得，你要是足够牛，你不是去从事一种职业，而是创造一种新的职业，那才叫真正的牛，才叫真正的有本事。

大家可能会问，我不是经济出身，为什么对经济感兴趣？我就觉得这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就觉得我是这块料，或者这是我的使命。我觉得做这个工作不会觉得疲惫，连续半年每天熬夜到凌晨四五点钟也不会觉得疲惫。我会觉得花时间精力去想这些事情是充满快乐的。对我来说，世界金融也好，经济史也好，就好像是看福尔摩斯电影。我在看大量的历史信息时，可能有一种独特的嗅觉，有些信息别人可能不在意，但是，就像福尔摩斯那样，我马上就觉得有意思或者有深入挖掘的需要。在科学研究或在做任何领域尝试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这方面明显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很可能就是你的天分。可能很多人具有商业上的天分，天生爱算账，天生买卖就算得非常精细，这个人就应该去从商。有些做科学实验的，他有超乎常人的敏锐感，那这些人就应该去作研究。

当我看史料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但是我就会通宵达旦地看，别人看来再枯燥的东西，在我看来都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险旅程。我把研究理解为“探索和发现一个秘密的过程”，是一段惊险刺激的历程，那这事多好玩儿啊；就好像很多暴走族，他们愿意背上背包，到喜马拉雅山，到南美或非洲大草原去徒步旅行一样，只不过是方式方法有所区别而已。在思想精神和研究领域，同样可以做很大事情。你不一定要背着背包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抱着一本书，同样可以进入惊险探索的状态。写书和做研究过程中，人会非常亢奋，每天连着干都不累。我当时想，如果写这个东西折寿十年干不干？在那种精神状态之下毫无疑问肯定会干。

但是完成这个工作之后，人一下子就陷入精神失重，这种精神失重其实很难受。我当时本来想，做完一个阶段的研究之后就好好放松半年，周游全世界到处去玩。结果今年1月份到墨西哥海边去度假时，我却发现自己无与伦比地失落，良辰美景是有，也和家人在一起，但是觉得生命很虚无，觉得自己这个星期过得毫无意义。这就叫失落感。那个时候，再美的自然环境都没有吸引力。这使我越加相信，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哪一种东西让你疯狂执着，让你沉浸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有，那我恭喜你；如果没有，那你得继续找。但你要相信，你身上一定有这种特质，这种特质就像探险旅程一样得你自己去发现。也许明年，也许十年，也许七八十岁的时候才发现，但是只要你最后找到了，你都是幸运的。但是如果你不去找，你就等于是放弃了这个机会。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研究视为一种乐趣，特别是对货币有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在研究货币史和经济史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中国没有一部系统的货币和经济金融的思想史，史书中虽有一些关于经济和货币的探讨，但是没有形成体系。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钱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的老祖宗却没有进行详细的研究，这跟西方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别。

我在美国住了14年，我觉得中国人想问题的方式和美国人或者西方人确实有比较大的差别。中国人长于直觉但是短于分析，西方人长于分析，但是洞察力和感觉不一定比中国人强，不过犹太人比较例外，两方面都很厉害，让人比较佩服。为什么西方人长于分析呢？我觉得西方人的文明和思维模式是继承于希腊文明，而关于希腊文明有句著名的话，就是“希腊文明的母亲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父亲是埃及人”，也就是希腊人继承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多种文明。四五千年以前，埃及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呢？两者地理位置确实不一样，它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纬度都比中国的低，它们都在热带附近。埃及每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尼罗河水泛滥，每年河水泛滥，大量的泥沙把以前的农耕田地淹没，之后，需要重新测量土地。所以，为什么几何学会源于古埃及？就是因为它有实际需求，大量的测量需要在洪水泛滥之后进行，所以当几何学再加上美索不达米亚和腓尼基人的数算贸易被希腊人接受之后，他们的分析能力就已经是成功路径的一半了。在接受了古埃及文明之后，再加上当时的进步文明，再演化成自己的文明体系，就形成了长于分析的精细模式，把一个复杂问题零散化，进行详细分解，最后形成一整套体系。

而中国人为什么不长于分析？我觉得这跟地理位置也有关系。黄河文明源于温带，温带最大的特点是一年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热带往往就两季，要么是夏天要么是冬天，要么是雨季要么是旱季；但是黄河文明所处的地带，分成了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中国的古人仰视于天俯观于地，发现世界原来是周而复始的。所以中国文明的老祖宗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易经》，它讲的就是变化，而中国人眼中的变化就是轮回，是一个圆。以《易经》作为文明的起源，中医、艺术，包括很多方面，我们的思维模式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当我到美国的时候，观察到的很多东西都让我很吃惊。比如说我的美国室友每天吃药片，让我非常吃惊，每天早上我都看到他打开抽屉，拿出无数的瓶子，然后每个瓶子倒出若干药片，一吃就是一把，至少十来颗，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药片，是各种各样的钙片维生素。我教他做中国菜时，他就问“少许”是多少，后来他为了学中国菜买了个天平，用来称盐是多少克，这也让我非常吃惊。我们中国人不是这样做事的，炒菜就是弄一勺盐，至于它到底是几克，从来不会去计较，我们就是凭感觉找到最佳效果，而西方人真的会拿天平来称。

随着在美国生活越来越久，越发现他们做事的方式很不一样。比如说，在中国手工做点东西的时候就是拿把改刀，这个改刀既可以当钳子又可以当梆子。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进到商店你会发现，钳子有15种，梆子有几十种，不同型号的梆子不同型号的钳子不同型号的螺丝，最后这些东西可以形成非常大的一盒，这是让人非常震惊的精细化，每个工具只做一件事，不要求做两件。在中国都是要拿一个工具做好几件事，而他们一种工具就只做一件事，但是那个工具做事的效率一定比你高，放大来说这就是社会的细分化。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亚当·斯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到的例子：在没有社会分工的时候，英国做铁钉的工匠一天只能生产20根铁钉，但是把铁钉砸成条、打浆、加上帽这些过程分离之后，生产效率就极大地提高了，这就是所谓分工创造财富。西方不仅在机械制造领域中贯彻这种思想，在学术界科学界和经济等很多领域中都是用这种思想在指导。这可能是中西方最大的不同。

我以前是学工的，也搞过IT。就两国情况而言，在中国的时候，我们上大学时写编程语言很强调天才程序员，写出来的东西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而在美国，学这个学科的时候，要求每个人是傻瓜，不需要在这方面非常牛，对普通员工的要求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做精就行了，有更高一级的人帮你分析整个工作流程。每个员工越傻越好，重复量越大越好，标准化动作越标准越好，所以，你会发现，美国社会的一切都是按标准的思维逻辑来设计的，整个社会像台巨大无比的机器，每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功能就是一颗螺丝钉，可以随时替换。我在美国读书时看一些经济方面的文章，最不可思议的是，报纸会告诉你这个月创造了四万个就业机会，我对这个概念真的非常迷茫，什么叫多少个就业机会啊？因为以前在国营单位工作，根本不会清晰描述你的工作职能，领导让你干吗就干吗，不会出现这个是我的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而那个不是的情况。

西方人做事，麦当劳做得最好。这种连锁加盟的商业模式，一切东西包括商业中的运行逻辑都标准化了。他们公司的会计部分完全可以外包的，支票都是第三方公司做了发到老板家里，根本不需要公司内部有一帮人做这事。这个社会经过详细分工，就像搭积木一样，这就是西方社会效率高的原因。这种搭积木的模式使得创造财富积累的效益就会高。我觉得中国应该向西方认认真真学习。但是，反过来说，中国也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中国人强调直觉，只要对一件事情进行分析，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的直觉能力似乎比普通的西方人要高。

在两房（房利美、房地美）的时候，我是负责建模的，包括风险评估。我们的主风险工程师，他的思维方法也是我刚才描述的那样。房利美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做NBS业务以来，积累了三十年的数据，他用严格的数学模式建立了一套体系。当时我问他，如果美国房地产整体下降10％，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是否还存在？他说，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拿的是历史数据，从开始这项业务到现在的所有数据都有，极大值极小值是可以计算的，在这几十年中，美国没有出现全国房地产平均下跌超过6％的情况，所以设置6％的安全阈，再加上其他的风险对抗机制，是不会有问题的。当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理论体系或者思维本身有问题。为什么？美国房地产从1996年开始上涨，每年上涨12％，这也是史无前例的。那又怎么敢肯定不会出现一个下跌10％，超过6％的最大下跌幅度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美国人的思维很僵。他的依据是实实在在的，算法也没有问题，那么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的本能告诉我，其中有问题。如果我把发问时间往前推或者往后拉，这个判断有可能是错的，但当时这是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因为我认为一个国家房地产连续上涨的速度大大超过GDP的速度，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宿债的水平在提高，或者宿债的规模和GDP的比值在不断攀升，而这也就意味每个经济单位创造财富的能力和还本付息的压力之间可能会失去平衡，也就是债务在变大。债务越堆越高，超过一定程度后，这个单位在资产上就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就会发生资金链断裂。

当时我们就争了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我的直觉就是这不靠谱，不是说他的方法和理论不靠谱，而是这种思维模式出了问题。后来在公司内部的文章中我还探讨了这个问题，我说用这种方式来做测算，会给公司带来比较大的潜在风险。果然，美国的房地产从2006年8月份的最高峰跌了多少？不是6％，而是33％。但是，那之前谁也不能断定会跌这么多，这一方面靠直觉，一方面靠观察。

2006年的七八月，房利美换了个新的副总，是一个印度人，我在谷歌上查了他的信息，这个人在华尔街很有名，外号叫“刀斧手”。他的主要职能就是帮公司裁员。基本上他被哪个公司聘用，他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砍人，砍完之后也就走了。像房利美那样的公司其实跟美国政府差不多，大家一团和气，就像国营企业一样，让国营企业老总动刀宰人是不太合适的，美国人也很讲人情，他不愿意做坏人，所以从华尔街找个心肠硬的、跟这些人不认识的人专门来做屠宰业。印度这个副总来了就为这个事。他来公司的第一天，我就说这个人是来裁员的，因为房利美的财务可能出了问题。

美国从2004年开始的金融创新就是可调整利息贷款。当时房地产已经涨不动了，“9·11”之后一直在降息，降息之后造成房地产泡沫。为了给新客户优惠，三年的锁定利息是1％，这样客户就可以买更大的房子，因为按揭抵押贷款的压力小了。三年之后，随行救市，利息逐年从低走高，到了2007年初利息已经是5％。750万以上的客户我们叫他们最优客户，给他们的利息加三个点，是8％；而650万以下的客户，我们给他们的利息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三个点，变成11％，有的人甚至更高。而那些所谓次级贷款，则是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固定资产的那些人，也就是220万左右贷款的人。当利息调整的时候，这些人就出现了月度惊魂。1％的利息时可能是三四百美元，11％的利息可能就上千了。美国人银行账户上没有存款，这跟中国人很不一样。在我们统计的家庭中，平均家庭存款是3000到5000美元，由于他们不存现金，在碰到这种按揭抵押调整的时候，达到200到220万的信贷金额就会出事。

另外还有个小事情，就是在2007年初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公司二楼咖啡厅的咖啡壶被收走了。之前每层厨房都有现磨的咖啡豆，公司的员工三四千人，做的生意都是好几十万亿人民币，所以公司养得起，这根本不算什么。但是有一天把咖啡壶收走了，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之前也经历过这种事，我以前所在的世通公司在2000年申请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当年5月份还在自信地说没事，7月份就申请了美国最大的破产案，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我们有一天发现咖啡壶被拿走了。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大公司开始省小钱的时候，这个公司一定出了严重的财务状况，开始节约每一分钱的支出。

所有这些细微的变化，加上之前说的印度副总的事，我感觉公司财务可能出了大问题。所以当房利美把我们的咖啡壶收走的时候，我就给其他楼层的朋友打电话，结果三拨人从不同的楼层打电话来说他们的咖啡壶也被收走了。我就说完了，房利美出事了，大公司在这节骨眼上省小钱就说明财务出了大问题，可同事们都说我神经出毛病了。当时美国房地产已经开始下跌了，但2007年的下跌还不太多，不到3％，可是我看这个趋势不好，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在这干吧，我走了。我就回国了。

回国后，我从2007年5月份开始给九部委写了很多篇分析，提出中国央行应该尽快在2008年3到5月之间抛空所有两房贷，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财务状况要出大问题了，中国应该增加黄金储备，减少美国国债持有率，因为美国的资产泡沫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后来在广州参加了一个经济方面的论坛，当时与一些我国的知名经济家一起探讨，我说未来美国的情况可能很不妙，大家说2008年没事，有奥运这个那个行情，股票至少有八千到一万点。在那次辩论中，有一位学者提出美国的资本有一百多万亿，这个刺激贷款加在一起才总共两三千亿美元而已，那把这个患症切除不就没事了吗？我说不能这样看问题，这是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就是个债务，当时美国总负债率已经高达3％以上，并正在形成越来越高的债务，对经济基础的堤坝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哪个水位会把这个大坝冲垮，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么高的压力下大坝一定会崩溃。当时在探讨的时候，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危险性，也就是，经济危机即将爆发。

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不可预测的，或者是难以预测的，但格林斯潘和美联储部长的信息，肯定比我们任何一家公司的信息都更全面，说他们预料不到经济危机的来临，我是不相信的。华尔街这帮人至少在2006年夏天就知道危机即将爆发，要不然怎么会派刀斧手来裁人呢？回过头来看，很多金融和经济问题其实是一个常识问题，当你理解了这个常识，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再有一双福尔摩斯那样的眼睛，你就会发现蛛丝马迹，如果它符合你的整体判断，那么你就可以得出基本靠谱的结论。

在理论方面，现在对经济发展的论述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能有十几种不同的看法。那么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到底什么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呢？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很复杂的问题。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猎人打猎——来说明什么是经济增长。

一个猎人用梭镖打猎，梭镖打猎效率是比较差的，射程比较近，而猎物是在跑的，变化很大。有一天，他发现另外一个猎人使用弓箭打猎，弓箭打猎明显效率高，隐蔽性强，弓箭射程远，而且精度高，节省体力，所以用弓箭打猎明显比用梭镖打猎效率高。这时候，第一个猎人下决心也要生产弓箭，也用弓箭打猎。他要做这件事情，前提是他必须打来足够的猎物作为储备，因为他在生产弓箭过程中不能打猎了，那就会挨饿。如果他生产弓箭需要五天的时间，他必须打出足够五天的猎物来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把最简单最重要的几个概念拎出来。猎物，也就是被猎人储备用来制造弓箭的，叫储蓄，弓箭制作对他而言是投资，他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打到更多的猎物。生产效率提高之后，打来了更多的猎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这种交换行为就是一种消费，换句话说，消费的本质不是把钱花出去，消费实际上是一种交换行为。当我们理解了这些最简单的概念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抓住这些最基本的概念，就可以理解很多看似很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土地为什么会升值？在原始社会，如果打来猎物只能让他能吃饱，土地还会值钱吗？一钱不值的，因为这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也就是说，当财富没有盈余时，土地是不值钱的。那么土地什么时候开始值钱呢？还是用猎人打猎的例子来说。当猎人有了弓箭，而弓箭提高了生产效率，他有了更多猎物，把这些猎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生产力的提升导致财富的溢出。财富可以流向黄金，可以流向珠宝，也可以流向土地，实际上，黄金、珠宝、土地，都是承载溢出财富的一种容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提升，就不会有土地的升值和金银珠宝的涨价。如果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看，道理也很简单。为什么北上广深的几亩地比新疆西藏的几亩地要值钱呢？道理在于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的生产效率高，生产模式和科学技术先进，导致每个人的平均生产率高，能够创造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财富溢出的过程中，就导致这些地区及周边的土地升值，不仅土地会升值，和田玉也会升值，字画也会升值，翡翠也会升值，因为这些东西是被生产率提高所拉动的。生产效率提升是一切增长的本质。

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比如说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时美国地产最热的是底特律，那是美国汽车工业制造的中心，底特律的地价连年上涨。但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之后到现在，底特律除了市中心的那几栋楼，两三条街道之外，会出现一栋一栋被废弃的大楼？那里的土地价格已经连续十几年不涨甚至是下跌，两三万美元可以买到三层楼。什么原因？因为没有就业机会。它的汽车工业被日本和德国打垮，在衰落。衰落了土地还能值钱吗？当然不能。

在理解这个逻辑之后，再看很多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口号，比如说“以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动力”，我认为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土地升值是被生产效率提高所拉动的，现在如此颠倒逻辑是企图让土地升值，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的需求，跟房地产结合在一起，人为地把地价抬高，这样财政就有钱了，房地产开发商也有了很多钱。但是颠倒逻辑之后，土地升值就等于是开发商给银行创造信用，银行以土地为抵押创造大量的货币。在生产效率没有提升的情况下，这会造成全社会的经济扩张，其结果是各种东西的成本都会涨，人力成本、交通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等。生产率没有提升，实业竞争力会变弱，因为生产成本是提高了的。搞实业的人会觉得辛苦搞十年，还不如买几亩地放个两三年，赚的钱比搞实业赚的钱还要多，那还有什么心思去搞实业？还有什么心思去搞生产创造？如果最后大家都这么想都这么干，最后就会形成资产泡沫。如果现在让土地价值无限上涨，就像美国当年一样，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那能挺多久？美国是从1996年到2006年，十年的时间，我认为最长的周期也不会超过十年。十年之后，由于资产价格定价过高，最后把实业的竞争力全部挤光，那就是泡沫破裂的时候了。

中国现在潜在的经济隐忧就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资产价值定价太高。对于实业而言，要在这么大投入或者借债的情况下，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还本付息后才能赚钱；而如果租金太高，或者银行贷款太高，赚的钱不能满足现金回报的话，就会破产，资金链就会断。这就是为什么土地价格定价不合理使得实业出现问题。欧债美债的危机，说到底都是地产领域的破产。

研究经济史会发现，比较好的例子是德国。德国从1870年统一以来，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出现种种问题，但是从经济政策来讲，从来没有利用过房地产来拉动经济增长。从一开始，德国人就相信一种生产力引导型的经济理论，或者叫生产力经济学，他们不主张通过资产价格的提升来拉动经济，所以德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泡沫。因为德国政府始终将房地产作为一种消费品，若有人要投资，就让他绝对赚不到钱，让他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实业去。所以，德国百年以上的中小企业有上万家。他们的工业制造在经过百年的时间之后，技术的水准已经非常高了；最后，这使得他们的原创技术积累就比其他国家更具有深度，在市场中获得超越其他国家的强大竞争力，特别是汽车工业。我认为技术原创，或者叫弓箭制造，是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前提。

而中国有什么呢？目前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技术积累实际上是不够的。中国在技术投资上最强大的公司我认为是华为公司，应该说在中国它对技术研发的投入最强。华为公司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连续这么多年每年拿出销售的10％用于科技研发，招募了两万五千多名最优秀的大学生，组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研发团队，到现在，每年投入的科研资金有七八十个亿。但问题是，它连续十几年动用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可到现在没有一项技术是华为原创的。这也是中国公司和西方公司最大的差别，在核心技术上干不过人家。为什么？人家积累了一百多年了，我们才搞了几十年，甚至是几年，这个技术积累的厚度太薄，使得我们在很多方面不能跟欧美真正的大公司形成有效的竞争。换句话说，公司业绩看起来都不错，但是上市的两千多家公司，三分之一的钱拿来投资房地产，还有三分之一所做的投资或多或少是跟房地产有关的，如果房地产价值上涨，整个股市就上升，趋势就很好，如果土地价格下跌，那么日子都不好过。如果土地价格在经济中起到这么大的影响，而科技发展积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又显然是非常非常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隐忧。

日本和德国是比较像的，也是重视科技研发。日本超过百年的老店公司也有一万多家，但是日本公司跟德国有一点是不同的，就是对待房地产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1985年时美国迫使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二者升值差不多，日本政府为了弥补日元在升值过程导致的出口受损和企业利益变薄而降息，帮助企业通过低成本来融到资金，同时希望他们投资本行业。但是他们没有，低利率的环境一定是刺激房地产的。日本企业家拿到这些钱之后，就炒东京的地产。日本的房地产随着1985年减息大量信贷扩张之后，都去赚快钱了。只要放松信贷一定是干投机，所有国家都一样。

日本在1990年的时候，东京这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产值就超过了全美国的房地产。这么高的地价，怎么能够保证实业有利润？不可能的。最后一个巨大的资产泡沫破裂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萧条。当然这个萧条还有日本其他方面原因，包括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等，但是资产泡沫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明显的。而德国，1985年开始，德国马克也开始被迫升值，但是德国人在升值过程中还不停地加息，最高达到了8％，就是不让房地产起来，或者不让投资资产泡沫起来，结果在1990年日本经济崩溃之后德国没事。但是德国由于两德统一之后，经济消耗比较严重，但这是由于政治问题导致的，消耗完成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为什么会有欧债危机？欧债危机说白了跟美国的问题一样，地产上的破坏导致了一个巨大资产泡沫的破裂，之后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在欧洲出现了南部欧洲和北部欧洲之间的资金链断裂，北部欧洲就是以德国荷兰为首的这些国家，他们强调实业，创造了大量的出口盈余。如果把南部欧洲的出口盈余和北部欧洲的出口盈余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北部欧洲的出口盈余是1800亿欧元，而南部欧洲这几个国家的赤字正好也是1800亿欧元。换句话说，德国荷兰的大量工业产品涌向了南部欧洲。在货币统一之后，大家都使用欧元，以前在跟意大利竞争的时候，可以贬低里拉、让里拉变得不值钱，这样来提升工业竞争能力；但是现在加入欧元区之后，由于德国控制通货膨胀做得比较好，在整个欧洲进入2％以下这样低利息的环境，南部欧洲贷了钱之后都去炒房地产，北部欧洲和南部欧洲形成这种巨大的差距之后，德国货打垮了意大利货、西班牙货、葡萄牙货，大量的德国工业品占领了南部欧洲，这些国家的实业瓦解，竞争力衰退，失业问题严重，当地政府为了改进就业、刺激经济，就继续刺激房地产。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统统都是这样，把地产做起来，房产泡沫起来了，西班牙的房产泡沫跟中国有得拼，涨价速度非常高。但是房地产涨到一定的程度，没有实业产生的现金额作为回报支撑，其结果就是巨大的泡沫破裂，就会发生像日本那样的情况。银行体系一堆烂账，然后政府去埋单，埋单的结果就是信用缺失、通胀，就是货币不值钱。说到底这是通胀问题引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在2009年放宽信贷经济增长这一步走得过急了。这个钱出来之后，当然很多的钱是进入了高铁等实体经济中，但也有很多钱进入了房地产行业，把房产炒得过高。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调整或不去控制的话，任由这个资产价格涨下去，大家不要以为房子价格上涨是得到一种财富，房子价格上涨的同时意味着信贷的增长，因为房产商没有那么多钱去搞开发，老百姓没有那么多人有现金一次性支付，必须靠银行，换句话说，房地产最大的功能就是拉动信贷的膨胀，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信贷膨胀的根源。大量土地的贷款，大量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如果把信用算进来的话，整个国家的货币控制量非常惊人。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兑换的东西越来越贵，说到底是钞票薄了。

研究经济发展时，如果我们抓住了本质就会发现很多逻辑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战争能刺激经济，我们经常看到媒体或者专家这么说，因为打仗消耗资源，消耗刺激GDP，GDP增长之后就会带来繁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二战”。战争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最后拉动美国走出了萧条，这是很多人持有的观点。如果经济繁荣真的像把东西拿到战争中摧毁这么简单的话，那么经济繁荣也太简单了，就打仗呗。读过经济史会知道，美国在战前有1300多万人失业，失业率常年为20％；打仗使美国29％的劳动力直接参与军事作战，人都打仗去了，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在生产线上都是妇孺孩子上岗，产品质量一定下降。这个时候美国的GDP是很高的，参战的头几年，美国的GDP每年达到13％，美国在此之前这个数经常是负数。在十一年的大萧条中，四年是正数，四年是负数，再三年是正数。只是正数很少，都是百分之一点几，但是在战时达到13％，这就是经济学家拿出来的证据，说战争刺激了经济，战争拉动了发展，战争带来了繁荣，战争带出了萧条。

实际上，什么是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就是在没有任何限制条件之下，老百姓消费者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在美国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战争中，政府规定，三年之内不能换新车，为什么？政府的钢铁拿去做炮弹、做飞机、做军舰了。所以，消费者要压抑消费需求。当时参战的国家，英国德国法国，全部要进行消费管治。德国管治得更厉害，连买面包黄油都有定量。这叫经济繁荣吗？这种数据有意义吗？其实没有意义，因为这是在压抑下的高数字，而这个数字是政府定价的。以前买一个鸡蛋一块钱，现在政府规定要两块钱，GDP数字自然上去了，这意味着繁荣吗？这是假繁荣和真萧条。美国之所以最后成为全世界经济老大，不是战争拉动经济增长的，而是战后它的欧洲竞争对手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了。他们双方对射，你在旁边看着，对方都把彼此射死了，就剩你了。这时候英国货、法国货都没了，就剩美国货在世界上供应了，这才使得美国取得了世界的真正霸权，而不是战争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我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发现很多逻辑是有问题的，包括凯恩斯主义，只要政府花钱，花到一定程度经济就被拉起来了。这可能吗？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先例。凯恩斯主义的极致就是“二战”。还有一个就是自然灾害能带来经济繁荣。比如说地震，有一次我去汶川，当地政府跟我说，地震对我们还不完全是坏事。我说地震也能带来经济繁荣那也太简单了，那我们就成天搞地震呗，地震自己搞不了就搞爆破呗，把楼炸了再重修。这些东西都是明显违反生活常识和常理的东西，但是有很多专家或者媒体经常提供这样在我看来基本逻辑都是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只看GDP数字，而这个数字跟经济繁荣不是一码事。以汶川地震作为一个例子，四川积累百年的财富全部被震垮了，这是一个好事吗？那为什么它震后发展那么快呢？那是因为全国各城市的对口支援。比如说，广州对口支援一个乡，广东可能对口支援一个县，是广东人将自己的储蓄移了一部分到四川；也就是说吃的是有限的，广东人少吃了一口，把这口省下来给了四川了。北京也是，上海也是，全国都把自己的储蓄移了一部分到四川，它当然发展起来了。但这意味着广东人需要压抑自己的消费，因为猎物就这么多，拿去搞投资就不能消费，拿去消费就不能搞投资。第三个问题是，很多人都认为，比如说伯兰克认为，量化宽松就是印钞票能创造财富。印钞票能创造猎物吗？如果印钞票不能产生真实的储蓄，那有用吗？实际上是没用的。只有先有了储蓄，才能去投资，才能去进行真实的消费，印钞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谓的印钞票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这个逻辑也是有问题的。

今天讲了一些经济领域里大家常见但可能想不清楚的问题。我希望大家以后在思考时，凡事要抓住问题的核心和逻辑基础，再去详细了解经济发展的例子，所有问题背后都有真实的案例，就在经济发展史之中，经济学中的一切概念必须对应到真实的历史中去才有意义。当你把这些真实案例都弄明白之后，会发现很多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

宋鸿兵：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自主权，换句话说，我们得听美联储的，我们得跟着外部的货币政策走。我们为什么前不久调整存款储蓄金？因为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出现了问题，它的增长幅度在下降，甚至变成负数，而中国现在基准货币的投放主要是依靠外汇储备。当外汇储备减少的时候，基准货币就会收缩。为了对冲这种收缩，就调降货币基准金率，启用以前冻结的资金。我的判断是，这是在被动应对国际上出现的问题。

提　问：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资本全球化，而劳动力却不能全球化，因此全球的金融中心会出一些问题。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宋鸿兵：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资本全球化，劳动力或者其他因素不能全球化，这其实就是在说欧债危机。在欧洲的市场中，资金可以到处投资，银行业也是开放的，劳动力其实现在也已经开放了，比如说波兰，波兰的劳工可以随便到德国或者其他国家打工，这些问题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真正阻碍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最大问题是欧洲企业的跨国并购，大量企业的融合兼并实际上没有做到位。某种意义上，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的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了资源配置的错位，但是并不意味着大家都打开国门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全部放开的话产生冲击的可能更大。比如说，央行提出人民币自由流动或者让人民币国际化——提出这种口号的人显然是受到美元驻地税的诱惑，但是，这会导致中国丧失对人民币跟其他货币比价的定价权。并且，当人民币流向国际的时候，能不能有效监控这些钱也是个问题，也就是中国能不能够掌握全球清算系统。还有就是，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后三年收益1000亿美元，但是是冒着失去1500亿甚至是5000亿的风险，那到底合算不合算？我觉得这个要从商业的角度去分析判断，到底值不值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