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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的重要智囊，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

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的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2009年入选“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

我前几天刚刚参加了两会[^[1]]，发现今年的两会与往年有所不同，强调改革和转型的声音、公开性、民主性都要比往年更强烈、明显。今年两会引起国际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今年中国GDP预期增长目标调整为7.5％，八年来首次低于8％。为什么今年会提出这个目标？第一，外部市场的变化使得今年的外贸出口增长同上一年相比是负增长，这是因为欧美市场结构变化使得市场不稳定；第二，更重要的是发生在我们大家身边的、都能感受到的变化——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些前几年很畅销的产品，今年却滞销或停产。改革开放最初的一二十年，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吃饭等生存问题，属于生存阶段。而进入本世纪新的发展阶段后，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和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身发展直接相联系的问题，比如公共产品、医疗、住房、就业、环境保护等，越来越成为现在社会的突出矛盾，过去吃饭穿衣的短缺总体上已成为历史。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公共产品的短缺取代了私人产品的短缺，成为我们社会的突出矛盾。

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可现实中的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严重不适应这样的发展需求。比如说今年的城市化达到50％，而服务业只有43％左右；文化增加值占国内GDP比重不到3％，而美国文化增加值却占美国经济总量的20％，甚至2007年美国文化增加值的经济总量等于当年中国GDP总量的75％左右。大家的文化需求提高了，而整个文化的发展却与之严重不适应。用王岐山副总理这次在山东团审议时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再次开始真正进入一个经济增长的拐弯时期”，如果拐弯时方向不准，肯定会出问题。中国未来三十年里最关键的时期是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这五至十年，被称为“历史转型五到十年”。要解决的是以过去重化工业为主体、投资为主导的供给和生产结构，与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之间的矛盾。

在历史的拐点怎么办？速度要慢，把短期的三五年的转弯与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相结合，具体要求就是把2012年的7.5％与“十二五”规划相结合，把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未来经济的稳定增长相结合，确保转弯的时候不会发生大问题，不要掉下去，解决转弯以后怎样才能走得更好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弯往哪里转？从去年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到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再到这次政府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国家提出了越来越明确的目标，我们转弯的关键就是从投资主导走向消费主导。李克强副总理反复强调中国最大的结构调整就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拉动消费需求。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形成消费主导的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既是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提出消费主导以后，很多人讨论和质疑：“消费主导能拉动中国的结构调整吗？”“如果走向消费主导，会不会出现美国这样的局面？”我跟大家说，现在是转弯的时刻，别无选择。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里最大的潜力在哪里？就在于十三亿人的消费需求，这是可以支持中国未来二十年经济较快发展的基础。两年前，世界银行的报告特别提出，具有七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大市场将是世界消费版图的最大亮点。所以，这是中国面对国际市场变化、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最大选择，如果中国能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成为一个消费大国，将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最重要的战略地位。

具体来看，消费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我列了以下三个决定：

第一，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现在经济学家有两种判断，一种是经过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结束了高速增长期，将进入一个中低期的发展阶段，估计到2016年中国增长速度将降到6％；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乐观，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巨大的投资，国家掌握巨大的国有资本，从短期看，仅投资就可以保持8％的增长。我的看法是，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未来五到十年的增长速度是较高的8％，还是中速的7％，或是低速的6％。但是消费主导型的转型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对中国产生绝对性的影响，因为它决定了经济增长能量潜力的释放。如果消费能得到初步释放，五年内初步实现消费主导，十年内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话，我们完全有可能、有条件实现8％左右的增长速度。如果在转弯的时候出现方向选择的问题，那么即使这两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但从中期来看恐怕经济还是会出大问题。

第二，决定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我这里概括为三方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消费结构变化，技术结构升级和市场需求变化，城乡结构改变与农村消费潜力释放。经济结构调整的决定因素在于需求结构的变化，现在不是没有消费潜力，而是供给严重不到位，供给与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的改变，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决定公平发展的程度。公平的前提，一是机会平等，二是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是基本的公平，现在我们的消费公平是什么情况呢？可以看到，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一年大概有三千亿左右，都属于高收入群体，可国内的消费力却逐年走低，降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最低点。为什么？就在于中低收入群体没有成为消费的主体，而茅台再涨也有人喝。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现在是不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拐点？我认为不但是，而且正处于历史拐点的最关键时期。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城市化率大概是每年0.8个百分点，在9.7％的GDP增长速度中贡献了3个百分点，三分之一左右。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至少有10到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并不是政府在到处搞城市化这种概念，而是现在很多从农村出来“80后”、“90后”还会回到农村去吗？未来有年均1到1.2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发展空间相当大，所以我赞成李克强副总理的判断：“中国拉动消费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二十一世纪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亮点，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一个是中国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拉动消费的载体，一个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村人消费的3到3.5倍。所以，我们现在处于如何有序地顺应历史发展，使中国进入城市化的时代。

未来十年我们至少还有10到20个百分点的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今天全世界的服务业平均水平是60％左右，发达国家80％以上。香港是90％以上，而我们内地只有43％左右。未来十年内，中国随着结构调整的加快转型升级，服务业有可能进入建国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的十年。我们再经过十年的努力，赶上世界平均水平的话，这个转型是巨大的，并且会带来巨大的消费市场。国家制订的规划是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广东的规划是到2018年，珠三角则是2016年基本实现公共服务一体化，这就会明显改善老百姓的消费预期，对提高消费主导具有重要影响。

广东这个地方正处在一个转型升级转弯最最关键的时期。广东这两年的增长可以低一点，但如果三到五年内基本完成转型升级这个目标，那么未来的十年二十年，广东将会进入新一轮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广东现在也正在落实一些积极的探索。所以我十分赞成广东将在5月份召开的党代会的报告，它的主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汪洋书记组织开省委会议时，一开始我们讨论说广东只有8000亿来搞公共和金融，最后汪洋书记提出：要改变财政结构，拿2.5万亿解决全省的基本公共和金融化。你看，不是没钱，关键是钱往哪里投，财政支出结构要作较大的改变。因此我今天又提出一个提案，就是要把提高消费率作为政府的主要约束性目标，约束到哪里呢？就是未来的“十二五”，能不能使我们的最终消费率从现在的48％提高到55％以上，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33.8％提高到45％以上，消费贡献力稳定在40％，使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如果“十二五”能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就说明我们转弯转得好！如果能够转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最近的两三年降到7％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为未来较快的发展打好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最终消费率是62％，居民消费率是50％。未来五到十年，当现在的年轻人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骨干力量时，我们的消费率能不能恢复到三十几年前的水平，使得消费基本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一切取决于这两年怎么拐弯，往哪里拐，取决于政府能不能在这个拐弯中清醒地发挥作用，这十分关键。所以，正因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上，去年到今年的两会，我都一再建议要把提高消费率作为政府工作的约束目标。

我们要走向这个目标，关键要做到几个方面，这里主要讲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收入分配。毫无疑问，要走向消费，在于老百姓要有钱，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基本的分析，我认为可能有三件很重要的事：

第一，如何客观估计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现状？网友说我在两会中喊的话比较多，还有人说我在帮富人研究贫困的问题。这次两会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很强烈，首要原因就是大家站在不同角度对它的看法不一样。有人说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并不十分严重，有人则说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再不解决会出大问题。我想我们国家的总体情况应当说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几年来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逐步拉大的趋势。去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美国60％的财富；中国呢？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4％的财富，中等收入群体大概只有23％左右。这就表明，两头大，表明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不过这两年倒是有一个变化，就是城乡居民在名义上的收入差距（我讲的是名义上）从2009年的3.3倍变成了去年3.13倍，缩小了0.2个百分点。这是因为最近两年，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增长都在两位数，去年农村实际收入增长是15％左右，城市只有8.4％。但整体来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第二，行业收入差距很大，比如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行业，他们的职工人数占全国的不到8％　但他们的实际收入，工资与福利水平的总额相当于全国职工总额的50％。

第三，在这么一个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的背景下，整体的收入分配调节还严重不到位，灰色收入比较突出、比较严重。去年总理的工作报告讲到要治理灰色收入，但是到现在为止为什么治理不了呢？是因为财产公开的基础制度没有健全，财产不透明，收入不透明。收入不公开，很难调节。所以，两会当中我说过一句话，收入分配调节的制度基础是财产公开，财产公开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决心问题。

以上是第一个条件。总体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好处是，在再分配方面中央的投资是最大的，但是收入分配的整体现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行业差距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城乡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总体上还是3.13倍，和1986年的1.86倍比，和世界平均水平不超过2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第二方面，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现在只有20％左右呢？我认为和我们的增长方式有关系。过去我们解决温饱问题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国家的力量迅速做大GDP总量，这创造了一个人类的奇迹，三十年内消灭了3.5亿人的绝对性贫困，为全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形成了一套国库优先增长的模式。这之中有两个问题摆着：第一，连续若干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呈三倍左右高于GDP，高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2005年以来到现在，每年国家财政的收入增长大概都在24％以上，GDP在9％左右，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则在8％左右。第二，国有资本的增长远大于社会资本增长。2005年以来，国有资本总体上大概以每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在扩展，从本世纪头几年的23万亿到现在的至少55万亿，五六年的时间就增长了一倍多；而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呢？看看中小企业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就知道。

这就是国库优先的增长模式。它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消灭绝对贫困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问题在于走到今天，我们要走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再这样就走不下去了。老百姓劳动报酬的水平在整体这块蛋糕中的分量在减弱，尽管这几年劳动成本有所提高，但是劳动总报酬在大蛋糕中所占的份额却有所下降，我们确实需要由国库优先发展向民富优先发展的转变。

第三个方面，在收入分配上我们能做点什么事？在我看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上是三大层面。首先是初次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基础制度。工资不是随便定的，工资的高低是大家谈判定的，谈判不了就罢工、停产，政府要调解基础的事情就是要在初次分配上形成劳资协商谈判、工资竞争机制，这是最基础的；但是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靠政府下令，而是在于大家要谈判。国家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问题是我们的工会怎样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工会的改革现在也得到了重视，要真正能代表职工。第二是再分配，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难弄？政府自身的利益，各部门的利益，行业与地方的利益，谁来协调这些利益？所以，改革的高层次协调很重要。第三，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要把全民约束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相结合；但这取决于阳光政府，政府要公开。比如我们年年讲公车制度改革，可年年公车的费用还在上升，每年10％，如果把它公开于社会的严格监督之下，那么这些问题就会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或者至少会形成某些制约。在公开情况下的约束制度，这是解决政府自身利益十分重要的措施。

中国政府体制改革制定很多年了，然而很多制度没有实行，这是一个事实，但社会公共需求变化一定会进一步推动政府体制改革。老百姓的社会公共需求变了，要什么呢？要公共产品。怎么才能提供公共产品呢？只有公共财政。怎么才能建立公共财政呢？要公共信息。有了公共信息怎么办呢？公共参与、社会监督，最后走到公共制度。这就很务实，适应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变化，务实地推进一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保持经济社会不出大乱的前提下，达到改革的目的。

中国未来五年、十年，如果不出大的问题，十年内增长前景会很好，二十年增长肯定没有问题。二十年以后，当现在的年轻人成为社会主力军的时候，可以看看我们国家会成什么样子。未来我们面临着走向消费主导的二次转型，二次改革。怎么转型、怎么改革？我提出几个口号，主要包括：以消费为主导，以结构调整为重点，以协调利益为主线，以公平、可持续为目标。转型和改革的重点，我则概括为二十个字：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如果这二十个字能够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有实质性突破，那么就可以取得历史性成果，奠定未来二十年中国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推动这一转型改革，说点话，做点事，思考点问题。

提　问：中国的改革是否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如何做到自下而上？

迟福林：现在我们面临着三个大问题，第一，改革共识的普遍缺失。很多改革不到位，滞后，甚至扭曲变样。第二，谁来推动改革？第三，改革的决策有，但决而不做，做而不迫，今天说抓紧，明天说尽快。改革的共识是在改革的行动当中出现的，改革没有正确的行动哪里来的共识？改革的推动者也正是在于上层以更大的决心来推动改革，让老百姓看到改革有希望。其实就是中央一再讲的，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改革，朝着老百姓需求的方向去做，我想共识就会由此而生，形成自下而上的改革。改革能适应老百姓的需求，我想这种时候大家都应当支持，对不对？

提　问：中国未来的城乡一体化如何发展？

迟福林：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较快发展。未来十年左右，农村还有将近两亿的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而城乡一体化的关键第一步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是城市农村问题的焦点，是中国城市化建设当中的一个突出的矛盾。其次，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不能以城市消灭农村，中国绝不能走这条路，不能采取以土地换社保的方式剥夺农民土地，这是一种不平等、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会造成多方面的恶果。我们要改造农村，逐步形成现代化的农村，工业化要走到农村去，比如金融、加工工业、运输行业、与农村相关的服务业等，从而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

提　问：您认为消费主导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迟福林：如果中产阶层能达到40％、50％，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以后，经过五到十年能有多数成为中产阶层，甚至高产阶层的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那么现在最大的问题，中国要走向消费主导，就要调整利益格局，调整利益格局的关键有三点：收入分配改革要有突破，国有资本要作重大的战略性调整，政府转型要真正到位。

提　问：目前国内存在做蛋糕、分蛋糕的争论，引发了“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讨论，您怎么看？

迟福林：在我看来，做大蛋糕是我们未来二十年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消费主导，中国正处在可以做大蛋糕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问题在于怎样做大，使得蛋糕可以吃，好吃，还要好消化？确实，如果分不好蛋糕，就难以继续做大、做好、做出有质量的蛋糕。口号很重要，但是口号要和现实的基本国情相适应，口号要代表趋势，不能仅仅是口号。如果想通过口号而不是一个实际行动来达到一种目标，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我很赞同广东的务实，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式，加快结构调整，才能建设幸福广东。要采取务实的办法，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有机地统一起来。第一步就是要缓解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