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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不仅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而且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孙子有言:“激水之疾, 至于漂石者, 势也。”意思是说，湍急的水流为什么能将巨石冲走, 是因为柔弱的水蕴含着巨大的势能。与经济“硬实力”相协调、相促进的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是指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将之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中国书法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最能表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能强壮经济硬实力的“筋骨肉”,提振文化软实力的“精气神”。

这幅《梅花图》梅花三两枝的构图特别清爽冷艳，有一种“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元·王冕《题墨梅》）的意境。本书作者是一位在中央和地方党政部门及研究单位长期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研究和实际工作的国家公务员，搞好行政工作是职责所在，潜心书法又是贯穿其生命的全部爱好。学习书法诗词作者主张厚积薄发，低调宣传回馈社会，如写梅所题:“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作者自幼习书，半个多世纪临池不辍的习性、诗书画作的浸润和传统文化素养的磨砺，已使传统文化精髓与其融为一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生价值观和胸怀一直激励着作者把促进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表现在用毛笔、墨汁挥洒诗词书画的“特长”上，从中找到自己的天地，找到了精神的归宿与升华。^[1]

一个民族的崛起，必先有文化的崛起；一个国家的复兴，必先是文化的复兴。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得以延续，始终保持中华文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品格。比如，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全面体现。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状如算子的等量排列，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和”意义上的平衡。笔画间的映带之势、顾盼之姿，在注重个体存在的同时，兼顾补充其他的功用。如《兰亭序》的章法整体雅致均衡，也是通过对每一纵行的左偏右移不断调整、造险救险而实现的。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卷跋》的章法也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兰亭序》又名《兰亭宴集序》《兰亭集序》《临河序》《禊序》《禊帖》，行书法帖。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会上各人做诗，王羲之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序中记叙兰亭周围山水之美和聚会的欢乐之情，抒发作者对好景不长，生死无常的感慨。法帖相传之本，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王羲之33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行书第一”。唐时为太宗所得，推为王书代表，曾命赵模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可惜被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从此真迹永绝于世。

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

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表现了“黄书”的基本艺术特点。《卷跋》用笔锋利爽截而富有弹性，其字写得藏锋护尾，纵横奇崛，长笔画波势比较明显。由于黄庭坚善于把握字的松紧，因此形成了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们称其为辐射式书体。在布局上，《卷跋》常从欹侧中求平衡，于倾斜中见稳定，因此变化无穷，曲尽其妙。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从整体看，呼应对比，浑然一体。此跋给人以神情饱满，气势贯通的感受，决无荒率之病，达到了艺术的化境，所以他在最后不无得意地说:“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提升文化软实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文化软实力是一个民族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精神魅力，其主要的影响是对外而不是对内；二是其主体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本讲以此为重点展开分析。

文化软实力虽然含有现代文化的因子，但起着主导影响作用的仍是其自身原有的文化精髓，如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国学。何谓国学？简言之:国学为近代以来，运用现代和传统学术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和学术，主要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的，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也包括出土文物、民间口耳相传的资料，还包括海外汉学。可见国学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例如，经学乃是经天纬地、立心开命的天下之学，绝不限于只关涉一国一族之兴衰。

实际上，任何天下之学，其力量并非来自它对民族或国家的利益的表达和反映，而是来自它对天下普遍之理的觉悟以及这种觉悟的深度。其动机、使命和目标都不局限于为一族一国谋利益，而是明天下普遍之理于普天之下。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仅在于富国富民。复兴国学的立足点应在于会通天下之学，包括西学，以建立今日之天下普遍之学。也只有遵循和开显普遍之理的复兴事业才是可靠的和可持续的。

在周游列国的路上，孔子碰到过许多“持不同意见”者，也经受了许多的语言相讥，可孔子从不动摇自己胸中的信念，同时又能虚心向“攻击”他的人学习。

国学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道”字，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道”是指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包括“天道”“地道”“人道”。这个“道”是先贤强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规律，也是人生需要遵行的常理常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天由气化而成，“惟运动一气，鼓万物而生，无心以恤物。”（《易说上》）而人同样由清、浊不同之气所构成，天与人具有共同的物质基础“气”。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是通过体现“天人合一”宇宙生命意识、辩证思维、和谐统一、崇尚自由的精神，以及真善美的统一显现它在内容及形式上的“博、大、精、深”，用自己的笔穿越历史文化的层面，穿越社会生活的层面，艺术本体的层面，向生活体验靠近，向生命真谛靠近。

此图所绘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王的典故。画中孔子方面密髯，俯身拱手，席地而坐，神情恭肃；国王和颜悦色，静坐在孔子对面的红木椅上，作侧耳聆听状。国王身后三五随臣，交头接耳。

比如，孔子以“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来论证“中庸”之道，又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这说明，当处理事件的时候，观照事件的两端，以寻求中正的处事方法，是人人都可实践的事情；但要达到人生“中庸”的理想境界，则不可能在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它只存在于人生无限追求的理想之中。例如“法”与“德”两个方面，过重于“法”会出现短命的秦朝，太看重于“德”，就有懦弱之君，强盗之贼出现，因为人的私欲性先天就存在，其善良性也不一样，世界同样不得安宁。因此，中庸之道是创造和谐环境、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思想基础，这是中国人认识、把握宇宙和世界的最高境界。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我们研习国学的目的，就是要立志弘扬这个“道”。中国书法艺术是一种最直观的黑白两极世界的载体和表现物，当一位书法艺术家在这黑白世界纵横的时候，应从书法作品中的虚实、快慢、枯润、大小、徐疾、粗细以及用笔用墨、开合布局等方面，及时、准确地把握它的变化而保持它的阴阳平衡的意境。再从所表现出的意境中，看出书者认识宇宙与世界的思维，平和的心态以及高境界的人生观等。

仲尼梦奠，七十有二。周王九龄，俱不满百。彭祖资以导养，樊重任性，裁过盈数，终归冥灭，无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归丘墓，神还所受，痛毒辛酸，何可熟念。善恶报应，如影随形，必不差二。

一切体现或表现价值观的要素都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国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中的主流学术，渊博精深，源远流长。国学的概念及其内容不是静态的、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人们把国学当做塑造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的载体，它就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同时融会道家、佛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精髓的、兼容的文化思想，这就是国学的内核所在。

话说孔子绝粮于陈，学生就向老师建议，向对面那个有钱人家借一点米来吃吧！孔子心里很难受，好嘛！你们坚持要这样，你们去借吧！谁去呀？子路向来是最冲动的人，子路就去了。敲开门，那个人问，你是对面那一批落难的人吗？你既然是孔子的学生，一定认得中国字，我写个字给你认，认对了，不要借，送米给你们吃，不认得，就不借，有钱也不卖。他写了一个真假的“真”字，子路说，这个字你还拿来考我，这是“真”嘛！这个人把门一关说，你不认得，不借。子路吃了闭门羹，回去告诉老师，孔子说:我们到了这一步，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你还认“真”个什么！不应该认“真”了。这一句话讲完，子贡说:老师呀，我去借。子贡当然比子路高明得多，又去敲门，老头子出来又是写这个“真”字。子贡想到刚才子路为了认真吃瘪了，他就说这个是“假”字，老头子更生气，“碰”把门一关。子贡跑回来跟孔子一报告，孔子说:哎呀！有时候还是要认“真”的啊！难道像孔子这样大教育家的学生连真假的“真”字不认识吗？不是的，他只是写出世界上一个表面现象，主要考考他们是否认识世界事物本质的思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一切没有定相与定数，更何况世界上任何事物与事物的发展本身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没有固定的方法，随着时空的跨越与生活环境的变化，其形式和本质有时候也会发生变化，真与假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幻觉而已，从哲学上讲是对立统一。这正是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真正含义。所以，子思在《中庸》里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关键在于“用”的如何。

所以，在研习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可以旁及先秦诸子、佛道之书及诗词文史。中国古人不仅用诗歌来抒情写性，而且还用书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绝妙手笔，一种豪迈的志向和情怀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

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艺术家，真正能影响大众的是精英的文化，中国文化崇尚艺术化的人生态度。如果绕开精英，我们拿出的东西都是大众化的甚至快餐型的，就不能在一个量级上竞争。在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化中，重视人，但不是强调个人，而是重视人伦；重视在一定的伦理关系中负有责任的人，从而个人的德性和价值实现紧密地联结于他和他人的关系。从夏商周以来，在中华文化中“刚健有为”的精神传承不断，使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政治实体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稳定统一；而这种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要归功于儒家的文化自觉。儒家人格精神的基础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正是中国士大夫始终自觉传播、提倡、强调儒学的人文精神，使儒学的人文价值渗透在一切文化层次和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大众的文化心理。

儒学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但其精神价值究竟是什么？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四点:崇德尚义、群体优先、刚健有为、文化自觉。首先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精英文化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精英文化的独到价值将被逐渐确认。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精英文化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承担着社会教化的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的功能，是“经典”和“正统”的解释者和传播者。面对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原有的社会地位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受到了挑战，因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都有所表现。

对立主要表现为:其一，价值取向上的对立。精英文化往往是社会生活恒常价值的体现者，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宣扬着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传播文明、弘扬社会正义、阐扬人生信念是精英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大众文化则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文化追求，是文化实践的多角度和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它以关注当下的感受状态为目的，不必过多关注价值的恒常性和超越性。其二，审美趣味的对抗。一般说来，精英文化是优秀规范和标准的当然继续者，它所关注的是审美的永恒价值，讲求伦理的严肃性、创造性和个性风格，因而形成了不断超越自身的内在动力；而大众文化则是取悦于大众的，旨在创造短暂的流行时尚，这是实现其商业价值的必然要求。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性的文化，它追求标准化、无个性、程式化，只求新奇刺激，而不必留意什么风格技巧。总之，精英文化追求的是永恒持久的审美卓越性，大众文化则追求短暂的流行效应。

汉字书写作为文人之必备，作为一种高尚艺术行为，发展到东晋时代，已经是诸体皆备，且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气质。王羲之的书法处处渗透着魏晋崇尚的那种“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国文化精神，使王氏书风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集众体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书和行草书，尤其是行书。其书法具有温润超迈、神骏典雅的美学特征。传世作品据（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载有465种，由于朝代更迭，战乱频仍，至今已无任何真迹流传下来，现所能见到的多为摹拓本和以真迹为蓝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书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 行书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 草书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远宦帖》等。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王羲之而已。到宋朝时，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2]

然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除了冲突和对立，也有相互融合和借鉴的可能，二者的分野也不是绝对的。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说，精英文化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精英”的地位的，也往往经历了从“后台”到“前台”、从“配角”到“主角”的转换才逐步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中间要通过各种途径去与其他文化形式交流、沟通，去传播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就大众文化说来，出于满足大众消费这样一种根本目的，它并不对其他文化形态有什么“心理设防”，甚至说，只要能流行，大众文化可以无所顾忌地借鉴任何文化素材得以滋养自身，尤其是从精英文化中吸取各种成熟的文化成果来为我所用。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历史转型促使着各种文化形式检讨反思自身，以确立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应有位置的情形下，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一定的文化实践层面上可以“握手言和”，达成谅解，共同推进文化生活的繁荣。

从孔子“述而不作”，整理经书，到汉学、宋学、清代朴学，中国学者开创和发展了成熟的国学整理研究方法，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辨伪学等，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国学与现行西式学术分科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

其一是综合性的优势。我国高等院校现行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体制，人文学科中文、史、哲三科分列。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三科分列的弊端日益显现。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慨叹知识面狭窄，博士不博，一代不如一代。国学与文、史、哲分科相比，具有综合性的优势。但国学绝对不是文史哲的简单综合，就经、史、子、集与文史哲的比较而言，传统的经学与子学不等同于今天的哲学，传统的史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等于今天的史学，传统的集部之学所涉及的范围也远远超过今天的所谓纯文学。只有综合性的教育，才能够培养出国学基础厚实、适应面宽广的新型人才。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要培养出“鸿儒”型的通才，必须走国学提倡的综合性道路。

司马迁，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念，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司马迁是有大志、有能力、道德高尚的人，是历代史学家、文学家及仁人志士效仿的人生楷模。《史记》记载了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公元前101年汉武帝时期，共3000多年的历史。

其二是国学与文史哲学科的关系。国学既是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基础，又是三科的综合与超越。我国高校经过几十年的文史哲分科教学研究实践，应当承认，文、史、哲分列，也有学科范畴清晰便于与西方学科体系接轨的优势。所以，国学学科的建立，并不是要用国学来掩盖和埋没文史哲各科的特长，而是要弥补缺陷，发挥互相补充的优势。国学主要承担奠定基础、横向综合的学科使命。没有对立，只有合作；合则双美，分则两伤。

“道”是什么？是大智慧，大境界。得 “道”就是在人生的各领域获得高层次的领悟、智慧或意识境界。

其三是沟通古今的优势。国学诞生在中国新旧社会转型之际，从它立名之日起，就担负着沟通古今的特殊使命。国学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中曾起到一种“中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已经由民国年间的“整理国故运动”得到证实。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事业中，国学承担着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掘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指导理念的任务。例如，“以人为本”就是一个既古老又时尚、可以沟通古今的概念。所谓古老，这个概念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子就曾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的思想，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都体现了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重视与肯定；所谓时尚，是因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以人为本”成为现代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且这个概念无所不及，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管理以人为本，政府管理以人为本，企业管理以人为本，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都在倡导以人为本的概念。

其四是沟通中外的优势。在中国本土之外，有一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国文化圈，呈现出三重结构:以中国内地和港台为内圈，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中圈，以欧美为外圈。海外有一大批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事业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被称为“海外汉学”或“海外中国学”。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供国学研究借鉴，并帮助中国国学研究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我们相信，国学的存在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携天时、地利、人和与厚重的学理基础，国学学科必定会在当代和未来的学者手上，拓展开一片美好的前景。

文化的根本功能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为社会生活提供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 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各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以文化人” 方能致远。构建与经济“硬实力”相协调、相促进的文化“软实力”，就在于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而要做到这一点，靠的是每一个人的自觉。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哲学求真，道德或宗教求善，介乎于二者之间表达我们情绪中的深境和实现人格的谐和的是“美”。人生的艺术化是最高的艺术境界，是书法作者的艺术灵性与学问、修养、道德、品格的融会贯通和高度概括，从而能在任何状态下都是一气呵成的真实体现。

文人爱竹、咏竹、写竹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渊源和哲学基础的。《竹林品古》写文人雅士聚于竹庭之中，品评古玩字画，以细腻的笔触将情态一一表出，格调清逸。此图册用工笔重彩，在绚丽中呈现出精细、粗劲、灿烂、清雅等变化，可见其娴熟、高超的画艺。

所以，倡导中国书法现代性的精神是指当代书法艺术所体现、传导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趋向。东汉王充说:“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联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论衡·超奇》）王充所谓“鸿儒”是指能独立思考、著书立说的通才。如果同样的话题你讲的巧, 同质的工作你做的精, 同行的关系你处的好, 大家就会从内心里敬佩你。实际上, 这种由文化所彰显的软实力, 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王道”一脉相承,具有一种安近来远的力量。因为凡事比较之下，自会现出高低来。

1．浓郁的书卷气表达人生境界

就中国而言，国学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就人类文明而言，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文明经验对世界曾经做出过较大贡献，今后也要有所贡献，而出发点即是国学，是中国智慧。笔者就是从博大精深的“国学”中发掘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资源。《论语》中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不仅是一个善良的好人，还要是一个伟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怀天下、奋发有为。这是一份担当、这是一份责任、这是高远的志向，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境界。中国书法用笔沉稳有力，结体构形俊美，章法流畅自然的书风艺术，呈现出气息流畅、既温婉沉静又内蓄筋骨的气象:“流美者, 人也。”我们在欣赏流美隽永的同时, 也在欣赏钦敬一种雅洁高古的艺术人生。

大象无形, 道法自然，使得中华文化以其自然的规律延续发展。中国书法历经数千年的延续和发展, 在历史上数度辉煌, 逐渐形成了完整、博大、独立的艺术体系, 是整个华夏灿烂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大我的圆融机智才是大道正纲, 这种文化心态也恰恰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核心。

2．“立志须高，入门须正”博大坚毅的人格魅力

所谓文化，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人创造的，凡一代文化大师都有着博大的胸襟，坚毅的人格力量。我们从《论语》《老子》《庄子》《诗经》《离骚》《红楼梦》《阿Q正传》等文化典籍中读到作者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广的忧患、诗意的体悟、华美的词章，究天下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人格力量，感受到一颗伟大的心灵在颤动。同样，我们也能从陆柬之、张旭、怀素、二王、颜、柳、欧、赵、苏、黄、米、蔡的书作解读到他们严肃而潇洒的人生态度，读到文人的风骨和气韵。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博大精深的，研习“国学”需要把握要领，端正态度，“立志须高，入门须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书法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想要研习好的书法，就不能舍弃中国好的文化。创作书法需要一种风骨，而一个不了解传统文化的人是不可能具有这种风骨的。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和继承我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才能在书法创作上更有建树。

袁守启（启笛）先生的书法不仅饱含国学，更充满爱心，不仅使人能读出书品，也能读出他的人品。曾为受洪灾、震灾地区先后捐助善款，并曾为一位身患癌症的书法爱好者完成了题字的心愿。十多年前，他拿出自己的作品参加赈灾拍卖，将拍卖所得的30万元港币、5万元美金全部捐献给了当时正在发洪水的灾区。十年后，汶川地震深深震动了这位书法大家的心灵，他把自己书法拍卖款780万元全部捐献给了灾区。他用自己的笔墨告诉地震灾区人民: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摘自新华网）

3．与人为善，淡定从容的处世态度

感召力是指一种不依靠物质刺激或强迫,而全凭人格和信仰去领导和鼓舞的能力。政治家的使命是关注国计民生, 艺术家的使命是维护艺术规律的真实, 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与人为善，完善自我。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其视为一种高尚的品德，并强调这种品德在立身处世，协调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书经》说:“有容，德乃大。”认为能够宽厚容人，乃是最高最美的道德，是待人的一种质朴、正直、善良、理解、谅解的态度。

袁守启（启笛）先生就是依靠这种感召力，多年来，大力支持社会公益事业，致力于书法艺术教育和普及，将其作为终生的事业并身体力行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淡定从容，是接触袁守启（启笛）先生最初的感觉，也是一直持续的感觉，是对他为文的感觉，也是对他为人的感觉。先生的文字，大气时，可以笔走龙蛇起雷声；细腻时，可以天飘雨丝浸柔情。读他的文字，你能够汲取厚重人生的深沉哲理，也可以感知平常生活的质朴况味。未加渲染、毫不造作的文字，已然烘托出人生和世道的冷暖。如果非要给这种穿透力极强的笔法寻找一个理由，那个理由便是暗藏于文字背后的深厚功力。“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清·曹雪芹《红楼梦》），先生有着抵达此等境界的基础和功力。（摘自求实杂志社主办的《中国小康网》）

中国书法有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一个灵魂:柔情性。讲用笔，中国历代书法主张“方圆兼备”“藏露互见”“纵收得体”“中锋用笔”“侧笔取势”“沉着痛快”“力透纸背”“藏头护尾,力在字中”。

结字讲“平正为骨，变化为辅”“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密处不犯，疏处不离”“计白当黑”“围绕中心，穿插避就”。

章法上讲究“统视连行，相承起复”“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上下连带，左右呼应”“密不能风，疏可走马”等等。凡此种种，都在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支配之下，它蕴含着中华文化思想和时代气息，也折射出书家的禀赋、学养、性格、追求、理想、情操、瞬间感情波变。

中国书法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沃土,融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情感、思维方式、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书法艺术虽不能直接描绘生活中存在的善,但却可以通过作品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审美特色把善反映或暗示出来。例如，以沉着雄浑、严整朴茂的阳刚气势来显示崇高、伟大、坚毅、果敢、勇猛精进的精神;以精劲匀净、秀丽婉畅的阴柔风格来传送愉悦、热情、友善、乐观、向上的精神。

通过欣赏作者优秀书法作品不难看出,这些书作显示出的不仅仅是精湛高超的书法技巧和艺术水平,更在于它们闪耀着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正直高洁、崇尚自由、富于创新的人文精神。正是这些人文精神赋予书法独特的魅力，是书法艺术的生命和灵魂。袁守启（启笛）先生性情所致喜作小楷，寓规整中求萧散跌宕、遒劲中求古朴含蓄，追求晋人端劲天真的书风。

4．书法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

书法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语言的构成艺术,形式语言是精神内容的物化形式, 是思想感情的依托, 形式语言是和精神内容合二为一, 互为表里的, 用自己的真情实感造就作品的灵魂, 表达对人生社会体验的总合, 墨迹的迂回散落诠释的都是书家的精神意志, 其间网罗的无不是天地运行的灵气, 贯穿着天地人文的生命真谛。具有传统文人书法的神韵, 决定其作品高雅而不流世俗的品格。

书法的传承，历来有两种方式:一为顺向继承；二为逆向继承。袁守启（启笛）的书法属于前者，是在尊重古人的基础上继承，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不断求新、求变。袁守启（启笛）5岁习字，六十年临池不辍，遍临名家碑帖，尤于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怀素、米芾浸润久长，逐渐完成了书法的骨、韵、势、气等方面的整合，20世纪六十年代，经成仿吾校长推荐从师郭沫若，被收为“关门弟子”，兼学诗文绘画，注重学识修养，擅长行草、小楷、兼魏碑、隶书，讲究结体、布局、行气，书作俊秀潇洒，气韵贯通。80年代加入中国书协，受业于启功、欧阳中石先生，作品入选国内外重大书展。被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军事科学院和国家博物馆收藏。为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书写施政纲领。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接受作者本人书法中堂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并亲笔回信感谢。2005年春，又为克林顿题写了“克林顿图书馆”馆名。袁守启（启笛）的作品曾作为国礼赠送给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以及日本首相、韩国总统、巴西总统等外国元首。袁守启（启笛）在几十年的工作和实践中，著书舞墨造诣颇深，他的书法艺术神采独具，是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出版了《中国书法简明教程》《中国书法文化史话》《启笛书毛泽东诗词67首》《启笛楷书唐诗三百首》等《国学书法系列丛书》。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书法展。2000年5月，中央电视台摄制播出《山路弯弯》启笛书法专题片。2003年他以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的身份，率大陆文化参访团赴台湾交流书法和儒学文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响遏行云般地喊出:“能移人情,乃为书之至极。”把书法的抒情写志作为第一要务,把书法艺术移人情性作为至极,是中国书法至此最深刻的阐释，也是袁守启（启笛）无日或间沉湎于中国的诗书画作的艺术追求。（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表现是书法创作的命脉，笔者用自己的理解对现有对象进行了再创造。再创造，既不是挪移也不是临摹，而是把原先的刻板的成分一扫而尽。笔的挥运讲求起止、提按、疾涩、迟速的辩证统一,须做到上能覆下,下以承上,左右相让,向背映带,以阴阳互济来成就自然、活泼、美观的字态。墨的运用,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带燥方润, 将浓遂枯”。既丰而实, 又灵而活,变化生动, 一如自然。而结字的生动美妙全在于正、欹的辩证统一。章法布局, 则要求做到前呼后应、大小错落、计白当黑、虚实相生, 符合阴阳合德的自然之理。从笔法看, 有藏锋、露锋、中锋、侧锋等, 藏锋凝重, 露锋刚健, 中锋圆润遒劲,侧锋妩媚涩滞。如果一幅书法作品全是中锋、藏锋,则显得沉重呆板；若全是露锋、侧锋,则不够含蓄。从线条看,有长短粗细,圆方直曲, 轻重疾徐等。线条过细过圆, 则柔弱无骨；过粗过重, 则显压抑；行笔过慢则毫无生气, 行笔过快则显浮躁。从用墨看,有浓淡枯湿润五色,过浓则整幅作品太沉闷, 过淡则漂浮无力, 过于枯则失气韵,过湿则臃胀无力。

因此,完美的书法作品应是藏锋、露锋、中锋、侧锋并用；线条刚柔相济,时轻时重,有疾有徐,直中有曲,圆中有方；墨色有浓有淡,有枯有湿。当然,所有这些要素并非各占一半,而是运用程度上的一种互补,从而达至一种和谐。在一幅书法作品中,相同的字的写法要避免雷同,同样的笔法不能同时出现,要有变化,欹正、开合、主次、虚实,而统一于一个整体。在创作心态上,要求情理结合,情理统一,情感抒发要合乎理性规范,做到适中而有节制、志气平和,这样方显“气宇融和、精神洒脱”。

国学以经、史、子、集作为研究主体的学科构架应该是可以达成共识的。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所说:“经、史、子、集，区分为四，九流百氏，咸类附焉，一定之体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经、史、子、集不仅是目录学上的典籍分类，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流别，所以章学诚才主张面对文献典籍，必须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序》）的功夫。国学以经史子集作为文献载体或研究对象，从学问或学术的角度，又可以划分成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个门类。考据之学是接受和检验知识之学，由外向内，应该达到至真的境界。辞章之学发抒情意，描状自然之态，由内向外，应该达到至美的境界。义理之学是体，经世之学是用，体用结合，内外兼修，旨在造福人类社会，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综合为用，结合成一个整体，表现出国学的丰厚意蕴。国学的文献载体是经、史、子、集，国学的学术门类是义理、考据、辞章和经世之学。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来看，国学以国学研究作为一级学科，以国学基础（小学）、国学方法、经学研究、诸子学研究、史学研究、集部研究、国学与宗教、国学与少数民族文化、国学与社会习俗、国学与出土文物、国学与海外汉学等作为二级学科。当然，具体学科门类还可以集思广益，结合当今社会的需要，作深入的考察论证，相信对促进综合性大学，特别是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文理交融、协调发展将会有积极作用。

据中央电视台《与您相约》栏目组报道，袁守启（启笛）先生从事推广中国书法的工作，被多所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还通过办书法展、培训班等方式，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唤起大中小学生对书法的热爱，使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发扬。袁守启（启笛）参展的五十米长卷小楷作品《唐诗三百首》和《毛泽东诗词》，是他几十年书法艺术生涯中的精品。启功先生曾为此题写“启笛楷书精卷”“启笛楷书唐诗三百首碑林”，著名诗人臧克家生前为此写了《序言》。观赏者无不被这两幅作品所感染、所震撼，表示“应把袁守启（启笛）先生的书法作品固化下来安排在城市公共空间如公园等地永久展出，这将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历史性文化工程。固化形式可以首选碑林或各种石刻，但一定要根据诗词内容，选择不同造型，避免呆板，让广大市民和中小学生喜闻乐见，做到寓教于乐，使这一文化系列工程真正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奥运赋》和《北京奥运赋》是袁守启（启笛）为第2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呕心沥血、倾心书写的，凭借着他对“赋”和书法艺术的独特见解，透过洋洋洒洒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深厚的书法功力，体现了北京人文奥运理念的恢宏气势。在他的书法艺术创作中，先后书写了《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红楼梦诗词》，老子《道德经》、佛教《心经》《金刚经》《药师经》《孝经》《父母恩重难报经》和《毛泽东诗词》《邓小平语录》等十几部国学名篇，其艺术作品影响深远。《北京奥运赋启笛楷书篇》（陈鷟撰文）已刻在青岛奥林匹克文化雕塑园内。

5．启笛楷书基本笔画

在抽象的线条练习、临摹中找到乐趣，同时掌握基本用笔是书法学习的第一步。字体的形态表现如何，关键在于点画的用笔如何。举凡点画的起止长短，方圆肥瘦，偃仰向背，正直弧斜，轻重徐疾，虚实映带以及转折顿挫，藏锋露锋等用笔问题，也就关系到字体形态的表现问题，笔法是用笔的技巧和方法。用毛笔写字，因工具的特有性能，技巧技法相当丰富，而且极其微妙。因此，人们对笔法往往有一种神秘感。其实在今天看来，笔法并不神秘，它是合理的手腕生理动作和书写工具笔墨纸张相配合相适应的结果，是书写出理想的笔画的操纵毛笔的方法。主要的笔法有:中锋、侧锋，方笔、圆笔，提笔、按笔，藏锋、露锋，疾涩等。

右圆点:逆锋起笔折向右下重按。锋圆转向左上，从点内提收。

左圆点:运笔方法同右圆点，只是方向不同。

相对点:左点与撇点左右相对。左点写法与左圆点相同，方向偏左出锋，右点与右圆点相同，向左下出锋，左低右高。

（1）中锋、侧锋

中锋指在行笔过程中笔锋处在笔画的中间而不偏侧。用中锋书写，笔毫正而顺，墨水顺笔毫流注而下均匀渗开，因而点画墨色停匀，笔道两边质感一致，显得厚重、饱满，富有立体感。中锋是书法的根本笔法。与中锋相应的是侧锋。侧锋是指运笔使笔锋略微侧向笔画的一边。侧锋写出来的笔画往往轻重不匀，笔画两边的质感也不一样。但这样正好与中锋写出来的笔画形成对比，相应成趣。即所谓中锋立骨，侧锋取妍。要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中侧互用。

八字点:左撇点与右圆点形如"八"字。撇点用方笔，形劲直，右点方圆皆可，收笔位置，左低右高。

竖三点:上点写法同右圆点，中点略向左凸，下点用挑点，挑点略偏左。

横四点:四点排成横势。四点左右外点较大，内点较小。

（2）方笔、圆笔

方笔、圆笔主要表现在笔画的起止和转折之处。运笔时断然地改变方向，写出来的笔画棱角分明，这叫方笔。运笔时缓缓地改变方向，笔毫的运动轨迹呈圆弧形，写出来的笔画不露圭角浑圆含蓄，这种笔法叫圆笔。圆笔锋须正，用绞。方笔微倒其锋，急折。

长横:逆向左轻落笔，中锋引笔，末端微向上吊起，重按向左折回，提锋收笔。

短横:入笔略轻，中锋引笔至右端，加力顿笔提收。

悬针竖:逆向起笔，中锋引笔，至末端顺势向下边按边收。

垂露竖:逆起中引，至末端先向右下作顿，再回向上收笔。

（3）提笔、按笔

提笔是在垂直方向上的运笔动作。向上叫做提笔，向下则为按笔。提笔与按笔形成轻重肥瘦的笔道变化。提按结合使笔毫富有弹性，铺得开、收得拢，书写出来的笔画有力、有势、有精神。提按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在运笔时提按交替、随倒随起，笔毫自无僵卧之病，其神采自然跃于纸上。

长撇:起笔与竖的笔法相同，折锋向下，中锋引笔，至末端顺势向左下用锋收笔。

短撇:运笔方法与长撇相同。笔划略平。

斜捺:起笔向右轻落笔，再折向右轻顿。铺毫向右下中锋引笔，边引边按，至末端折向右，转锋，平向右边提边收。

平捺:写法与长捺相同。形较平，斜度较小。

（4）藏锋、露锋

藏锋、露锋也多用在笔画的起止之处。起笔逆锋入纸，收笔回锋、隐锋敛锷叫做藏锋。顺锋起笔，出锋收笔、锋芒外露叫露锋。藏锋笔画含蓄凝练，露锋精神外耀。正谓其“藏锋以包其气，露锋以纵其神。”

反捺:形与长点相似，顺锋起笔，边引边按，末端折向下后回锋提收。

竖钩:写法与竖画相同，收笔时向下顿笔，折向左边折边提，平向左钩出。

横钩:横部宜轻，钩部略重，左低右高。

弯钩:写法与竖钩相似，起笔多用顺锋，较轻向右凸出，首尾上下对正。

（5）疾笔、涩笔

疾笔、涩笔与行笔的快慢迟速有关，但又不完全是。疾笔有挥戈斫阵之势，行貌似快似速，然得力得势，非拂掠之快速。涩笔似慢似迟，然笔底聚满能量，抗争着果断前行。若笔在纸上平拖滑过是与疾笔无缘的，肆意搓揉抖动，涉于狂怪亦非真正的涩笔。涩笔之法当注意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逐步顿挫，鳞次以进而不露停留的痕迹。

斜钩:竖部斜向右弯，弯度较小，首尾较重，引笔较轻。出钩向右上，较短。

戈钩:顺锋向右下轻起，引笔由轻到重，形弯，后段较平，收笔折向左上出钩。

竖弯钩:竖部略向左斜，后段横部较平。转折处宜轻，钩部较重，出钩向右上。

横折竖钩:由横与竖钩合成。竖部形长要正。折部外突，竖钩劲停有力。

在掌握了基本用笔方法后，临帖时要注意加强对笔画、结构基本特征的观察力。在第一册已有详解，从整体上了解广泛使用的欧、颜、柳、赵四家各具风格的字体。欧字峻拔紧凑，左敛而右放，于险绝中求平正；颜字方阔，重心偏低，内疏外紧，布白停匀；柳字修长，重心偏高，内紧外疏，长画向外舒展，字内空白讲究对比和变化；赵字形体趋扁，疏密有致，稳重而又灵动，楷书带有行书意味。在传统的书法教学中，总是把基本笔画的写法要求说得很繁杂深奥。其实可以归纳为:横上斜，竖挺直，撇捺出锋，点要快。

横折斜钩:与横折竖钩相似。竖部较短，向左内斜，钩与撇头对正。

折弯钩:由横与竖右弯钩合成。横画较斜，左低右高。

折折钩:上折方，下折圆，钩与转处对正。

6．启笛楷书基本结构

理解能力是学书法更深层次的要求。临帖时应多独立思考，对汉字笔画、结字规律及章法处理在了解的同时逐步运用到实际书写中去。间架结构的研究古今之述备矣。结合本人多年的实践总结规律是:左右靠得紧，上下要对齐；笔画不打架，均匀来安排；相同笔画不一样，一字之中有重点。具体看下面的范字。

横画要平:字中的横画，要写得平平正正，尤其是长横，多为字的主笔，主横平正，字形才正。

竖要写直:字中的竖画包括竖钩要写得端端正正，主要是长竖、中竖，多为字的主笔，主竖端正，字形才端正、平稳。

弯中求正:弯钩作为主笔，也要弯中求正。这个“正”是指弯钩的首尾上下对正，首尾的连线为垂线，钩画中段的弯曲程度因字而异。

斜中求正:斜钩作为字的主笔，支撑字的重心时，斜钩的钩部要居中，字形才平稳。

横竖均匀:一字之中，横与横、竖与竖之间的间距应基本相等、均匀，以免字的局部过松过紧，让人有不稳定的感觉。

斜画均匀:字中斜画之间也要排列均匀。这个“均匀”主要看笔画之间所形成的"空白"，空白大小相近，也就是均匀。

左右对称:字分左右，左右两边互相对应的笔画，其长短、大小位置要相互对称，尤其是撇捺，其倾斜程度也要相同，长短要相互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