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得诺贝尔奖金与其后

一千九百十三年的冬天，瑞典的文学会，以诺贝尔奖金（Nobel Prize）奉给泰戈尔。这是东方人第一次在欧洲得到的荣誉。在这个时候以前，泰戈尔的《吉檀迦利》（Gitanjali）的出版，虽然使欧洲读它的人为之惊异不止，然而对于泰戈尔并未十分了解。但从这个把一九一三年的诺贝尔奖金给予他的消息传出后，他的名字才常常在许多平常人的口中说着，他的作品才常常有人去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才常常有人要想知道。他的文学上的地位，从这时起才在世界文坛上确定了；他的名誉，也从这时起才变为世界的了。——不仅欧洲人美洲人知道他，连东方的中国与日本向来与世界文学，尤其是自己东方的近代文学，不相接近的，也立刻认识了他。

这一次诺贝尔文学奖金之给予泰戈尔，除了关于泰戈尔的自身外，许多人都以为是世界上一个很大的消息。欧洲的文坛，本来不大与东方的文坛接近，对于近代东方文学尤有蔑视之意。从这时以后，这种意见才渐渐的泯灭。一个美国的著作家这样说道：“这个奖金将勉励西方的人类去访求东方的人类所已说的话，或将要说的话。这件事将把以前永未解释过的东方，为西方解释一下。所以这件事成了一件历史上的事实，一个那半球明白这半球的转点。”不仅如此，这件事且表白出东与西的友谊一个新时代的黎明。东与西的文学，艺术与理想的互相了解，互相赞赏，如一阵大风似的，能够把国际间或人种间的敌视的与歧异的见解的黑云吹散到天外去。这个期望，我们在这时说出，也许觉得是过早，但我们看泰戈尔近来在欧洲的影响与他近来的努力的成绩，却使我们决不能相信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期望。

他的作品，从这个时候以后，译为英文的一天多似一天。有的是他自己译的，有的是他朋友译的；后来又有人把他们译为德文、法文及其他各国的文字。

他以前曾到过英国，曾到过美国，但他的来与去，都不为一般社会所知。从得诺贝尔奖金的前后，他的生活却不能如此的自由了。他走一处，这一处的人便带着热忱欢迎他，要求他的思想上的赠品。如他到了英国，英国人便要他讲演；他的《生之实现》一部论文集，便是一九一三年夏天前后在英国讲的演说稿。英国人及爱尔兰人之欢迎他，较之本国内的任何文人都甚些。有的人甚至于伏在地上，吻他的足。以后他又到美国去，美国人欢迎他的盛况，也不下于英国人及爱尔兰人。他的《人格论》，即为那时在美国讲演的稿子。以后，他又到过日本，日本人敬奉他如神明，称他为“圣的泰戈尔”。日文的泰戈尔著作的译本与论泰戈尔生平的与思想的书，立刻出版了不少。他的《国家主义》的论文集，即为那时在日本的讲演集。

自一九一七年欧洲大战告终以后，世界上到处都弥漫着和平的新觉悟。泰戈尔的思想与精神益受各处求和平者的欢迎。他往来欧洲各地，为印度民族向英国政府求自由，又与世界的知识阶级的代表，如巴比塞（Barbusse）、罗素（Russel）、勃兰特（Brandes）诸人组织“光明团”发表宣言。后来又回到印度，定居在鲍尔甫（Bolpur）的和平之院里，又计划着把和平之院改组为国际大学。他在他的国际大学宣言里说道：

“在现代，人类的地理上的区分，差不多已经消灭了。不但各种不同的部落，便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也都在生死的关头，不是创造新的生活，便不免沦于灭亡。在我们的前面，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全地球的统一的国家的创造。把各民族都发展开来，便各成为全世界的大结合的一分子，也像把各个人发展开，成为民族的一分子一样，这在现在，不已是可能么？

“所谓世界的大结合，是说把人类都团结起来，比现在一切的联盟团体，更为深切，更为坚固。这种结合应该以人的神性的出发点为基础。我们应该建筑一所世界的大殿，以供奉人类公共的神道。这种理想实现的第一步是在于使民族都表示他们的精神的主宰，但在猜忌和斗争支配一切的时候，这样的理想是不会达到的。所以我们应当创立人类相互交通的机关，以消灭各民族间的敌忾心。只有国际的大学，才配作为这一种交通的机关。因为在大学里，我们可以一块儿寻求真理；利用了几千百年来的人类遗产，一块儿研究学术；全世界的艺术家可以共同创作艺术品；科学家共同开发自然的秘密；哲学家共同解放人类的思想，圣人贤者共同实现人生的理想，他们干这些，不但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全人类。

“气象学家曾经发明过一个真理，他们证明地面上的大气都是属于同一气层的，虽然各处的气候各不相同。我们可以同样的证明人类在精神生活上是全相一致的，虽然体质可以各不相同。我们应该知道：所谓人类大结合，并不是把一切的民族都变成齐一，乃是说叫各种不同的民族互相协调的意思。在现时，似乎大家都已负着这重要的责任了。为了这个责任，我特在印度创立国际大学，我的意见，以为这是促进东西人类相互协调的最善方法。我打算邀请西方各国学者到这里来，住在印度生活中来研究印度的哲学，艺术，音乐，由印度学的专家指导他们。”

国际大学发起的原因是如此。和平之院本是由泰戈尔独力担任，丝毫不受英国政府的津贴。现在这个国际大学的经费也是如此。他把诺贝尔奖金捐给这座学校；他所有的著作上的报酬，也大都送给了它。

一九二一年，他又作欧洲之游。这时，他已被他们称为传道的大师。为战争所疲劳的德国人民，对于他所称道的东方生活与东方思想，尤为颂赞鼓吹。他在柏林及其他地方讲演了好几次，听的人都十分的拥挤。入场券所售得的款，都捐入他的国际大学。他讲演的台上，布了一个森林的景致。当他到郊外森林中游散时，已有数万人预先在那里等候他。他一到，欢呼之声大作，有许多人唱歌，还有许多小孩子手执鲜花到他面前跳舞。他在其他各地，所得到的待遇也是如此。最近出版的《创造的统一》（Creative Unity）一书，即是他在这时前后所做的论文集。

他到欧洲去，原抱有很大的志愿，他在一封信上说道：

“向来和平之泉都是源于东方，所以今日欧洲便不期而然的回面向着东方来了。欧洲好像一个在游戏中受伤的孩子，现在他正离去众人，在找他的母亲呢。这样说来，东方怕不就是精神的人道主义的母亲——能舍她自己的生命与人的么？我们印度人还盲然不知欧洲人已在我们门前求救——还不知乘他们需要的时候，以人道主义与之；这真是一件可叹的事！”

但印度人虽不知道救欧洲人，而泰戈尔他自己则已开始到欧洲去做这种事业了。当他将倦游归来时，当他在盼望归期时，心里还忧愁着，踌躇着，想在欧洲至少再住上一年，以尽他的责任。

不过他究竟是一个诗人，——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对于传道的事业，他似乎不大适宜。他自己说道：“当我向来在柏特玛大河的河心住居的时候，我不过是个抒情诗人，但自从移居和平之院后，我逐渐成了一个教师的模样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的真实的先知的资格，从此就要断送了。现在已是谁都向我请求教训，生怕有一天我不免要使他们失望呢。”所以他虽然很想尽他的在欧洲传布他的和平的福音的责任，而故乡的精灵，黄金彭加尔的景色，却时时在他心灵呼唤他回去；他虽然在欧洲受到一种极热忱的欢迎，极崇敬的待遇，而在他自己的心里，却反觉得彷徨与不安。下面的几封信，可以把他那时的情况充分的表白出：

“我在欧洲到处都受热切的欢迎，料想你是在报纸上看到了。我非常感谢欧洲人待我的好意，这是无疑的，可是，在我的心里，总像有些惶惑，——而且也几乎要暗暗地叫苦。

“凡是群众的感情的表示，其中总有一大部分是不真实的。群众的表示，往往不免过度夸张，这只是由于群众心理中感情累积的结果。就像在一座广厅中所发的声音，因为有室内各处的回声混合其中，所以所听得的已全不是原来的声音了。群众的感情，大部分是相率附和而成。——这是非理性的，群众里边的各分子，都有根据自己的想象造成他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他们理想中的我，决不是真的我。我为了这个担忧，也为了我自己担忧。这使我对于我从前的隐居生活，不禁起无穷的恋念。被迫在别人的幻想所构成的世界里生活着，这委实是最烦厌的事了。我曾见许多人迫住了我，扯住我的衣裾，毕恭毕敬的向我衣裙亲吻——于是忧郁罩住了我的心了。我怎样才能使这些人相信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并不是超出他们之上的，在他们中间也就有许多是值得我的尊敬的，我却又怎能使他们相信呢？

“可是我也知道在他们当中像我那样的诗人，是一个也没有。但用了这种的敬礼，来敬礼诗人，委实是不对的。诗人是在人生的筵席中司仪的；他所得的报酬就只是在一切筵席中都有他的份儿。假如诗人是成功了，他便被任为人类的永远的伴侣，——只是伴侣，却不是指导者呀。但要是我被盛名的恶戏所捉弄，被他们扛到神坛上去了，于是在人生的筵席里就没有我的座位了。”

“那种盛誉，实非我所能当；实不能不谓之无相当的时间而施与过骤呢。这就是我感着惊异，厌倦，——甚至忧闷的缘故。我自思正如一个家畜的羔羊，只能居在屋角庭隅，以嫟爱亲交友朋，倘若一旦厕身大庭广众之场，我便要觉得卑微，对群星告不敏了。”

“凡我所到的地方，不论德国或斯坎德那维亚半岛，都有一种热烈的爱恋，随着我，包围着我，这事，我想你一定想不到。我所欲的就是欲回到自己的人民里去——回到咒诅不绝的环境里去。我生长在那边，我工作在那边，我在那边给我的爱，所以我生命的收获在那边。即使得不到完全的偿报也不要紧，仅收获自己的成熟，已给我以莫大的偿报了。所以那边的田野似乎有一种呼声到我这里来，那边的日光是等候着我，那边的四季更替的季节是在问着我的归期。他们知道我的一生都在把我的梦的种子撒在那边。但是暮色已深沉的照在我的路上，我是倦了。我不欲得国人的赞美与责备。我只愿休息在星光的下面。”

他从欧洲回来之后，即休息于彭加尔鲍尔甫的和平之院的里边。他现在年龄已高，不大高兴出去，但远游之念却还未绝。明年三月间，林花烂发，山鸟奏歌之时，他大约会在我们中国的春光秀媚的地方出现。

他在晚年，很想逃避名誉，虽然名誉的石碑，已重重的压在他的身上。他自己说道：“总有一天，我要从我自己的名誉中突围而出；因为虽然有这庞大而且日益增长的障壁，阻隔着，但是柏特玛河却仍旧在向我招呼呢。他仿佛向我说：‘诗人，你在哪里？’于是我的心，我的灵魂都想去找寻那诗人。但是那诗人已经是不容易找到了。因为一大群的人把荣誉堆满在他的身上，他被荣誉压在底下，已不能脱逃了。”

这是很可诧怪的，少年的作者总是努力向着名誉的山巅爬上去，他们虽不全以名誉为他们的太阳，为他们的活动力的源泉，而享受名誉的愉乐却至少是他们的成功的骄傲之一；至于已享盛名的作者，在饱餍了名誉的食品之后，却反渐渐的有些厌恶它了。名誉反成了压迫他们的重负，使他们不得不逃避。泰戈尔如此，托尔斯泰（leo Tolstoi）也是如此。

诗人的成功，即是诗人的寂寞；诗人的名誉，则如黑雾似的，使他不能找到他的自己。这即是泰戈尔所以眷恋柏特玛河上的自由生活而欲逃避出现在的名誉之墙的原因。

然而名誉究竟能逃避么？名誉如好花的清香，发麝鹿的芬芳，如秋晨的晴空，如春池的绿波，——不然，还比譬得不对，他们虽然如名誉一般，一附上去，便非待花枯了，鹿死了，白日终止，池水干竭之时不能消灭，但名誉的寿命，却较他们为更长更久。诗人的歌声虽有止歇之时，而诗人的歌，却终将永久的，永久的，在新的活泼的必再唱出来；诗人的形骸虽有时而长眠于青松绿萝之间，而诗人的名誉，却终将永久的，永久的，挂在千百代后的千万人的口中。

“你是谁，读者呀，在百年之后读我的诗者呀？

“我在这样的春天的繁富里，不能送给一朵花，不能送给前面云端的一缕金色。

“请开了你的门，向外望着。

“从你的百卉盛放的园中，收集百年以前的已灭之花的芬香的回忆。

“在你心的愉乐里，也许你会觉得在一个春天的清晨歌唱着而送它的快活的声音度过百年的时间的那种活泼泼的愉乐。”

——《园丁集》第八十五首。

诗人的不朽，不朽的诗人。谁能逃避了这名誉的不朽的墙呢？灿烂的春光，年年是繁花似锦，绿柳如丝；静谧的秋空，年年是片云高挂，山色清幽；伟大的诗人泰戈尔的名誉也将如这样的春光与秋空，历千万年而不朽，而更新。人间的屋基不完全毁灭，他的名誉的墙是永远不能倒的，——虽然他自己是想逃避出这座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