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泰戈尔的妇人论

泰戈尔帮助了他父亲做了许多关于社会，宗教及政治的改革的工作。他对于用教育来提高印度妇人的地位的事业，尤为注意。他绝对不相信妇人的劣等说。他表同情于孔德（Comte）的话：“无论男或女性，都有其他一性所无的东西，每一性补足其他一性，也受其他一性的补足；他们没有相同之处，两性的幸福与完美即在于此性要求或领受彼性所仅能给予的东西。”

在近代女权运动未发生之前，他已有一种公平的主张。他虽然不大相信妇女参政；但他却以为：如果男子在政治上能尽他们的责任，女子即完全没有选举权也不要紧。但是当男子不能实行他们的义务，不能正当的统治时，则女子出来要求选举权实是公平的举动。在二十几年以前，他有一封信，讲述他的妇人论甚详：

“我想了一会之后，得到一个结论：在男子的生活里没有那为妇人生活的特质的充实。妇人的言语、衣服、态度与责任，都是一种统一的继续。这个主要的原因，乃在于许多年代以来的自然，已经决定她们的活动的范围。这些时候内，在文明的理想上，并没有什么变迁、革命或转移，足以引导妇人离开她们的继续的路的。她们所有的事是工作，恋爱，安慰，再没有别的事了。这些功用的技能与美丽，愉妙的混在她们的形体，她们的言语及她们的举止上。她们的活动的范围，和她们的天性已互相合在一起，如花朵及它的芬香一样。所以充溢于她们之中的只有和谐。

“男子的生活便有许多不安定的地方了。他们经历各种的变迁与工作的过程的记号，是很显著的印在他们的形体与天性上的。前额的异常突起，鼻部的丑异的耸出，颔骨的不美的发达，在男子是很普通的，在妇人则不然。如果男子这许多年代以来，都沿了一条路走去，如果他被训练去做同一的工作，那么，男子便会有一个范式发生了，他的天性与工作，也会包笼在和谐之中了。在那种情形里，他们便不会去这样辛苦的思想着，奋斗着以完成他们的责任了。各种事件都会非常平顺而美丽的做去了。于是他们便发达了一种天性，他们的心灵也不会以最少可能的激怒，而即飘游开责任的路了。

“自然母亲铸造妇人于一个范式里。男人则没有这种原始的束缚，所以他不向一个中心观念而发展他的充实。他的歧异的不驯的热欲与情绪，站在他的和谐的发展的路上。韵律的束缚是诗歌的美的原因，同样的，定律的音韵的束缚也是妇人的所有的充实与美丽的原因。男子像不联络的怪异的散文一样，毫不和谐，毫不美丽。那便是诗人常以歌声、诗、花与河水来比妇人的原因；他们永不会想到以这些东西来比男子。妇人如自然界里的最美丽的东西一样，是联合的，是平均发展的……是受美好的束缚的。没有怀疑，没有相违的思想，没有专门的辩难，能够破坏一个妇人的有韵律的生活。妇人是完善的。”

东方与西方的妇人的地位的高低，是常引起辩论的一个题目。基督教里的人不明白印度社会组织的精神，他们以为印度妇人的命运是很悲惨的。印度的守旧者，则毫不明了印度以外的世界的情形，以为印度妇人的生活是极幸福的。但是泰戈尔则不然，他对于两种社会的情形都很熟悉，他看出两方的妇人都有好处与坏处。惟有施以适当的教育，才能矫正那些坏处而发展那些好处。他以为欧洲文明的进步，适足陷妇人于日益不幸的地位。男子受生活的压迫，都不愿意有家庭的负担，孩子一长成，便也立刻离开他母亲不一反顾。所以西方的妇人，不得不违反他们的天性，到社会里去求工作，求生存。泰戈尔以为这个社会和谐的破裂即欧洲妇人所以要求男女平权的主因。妇人既不欲在家庭，于是欧洲的家庭便渐渐的消灭，而旅馆则日见其增加。男子以马，以狗，以枪，以烟管，以游荡为娱乐，所有他们工作的钱，都耗在自己身上，而妇人的和谐生活，渐渐的被其破坏，她们对于这种生活环境的变迁，显然的还未十分习惯。其结果则为不安与艰苦。至于印度妇人则不然。她们使印度的家庭微笑着温柔，甜蜜与爱情。男子和治家的女子，住在一起觉得快乐，女子们也永不曾诉过苦。英国人在理想中，以为印度妇人是极苦的。泰戈尔以为这种思想正如水中的鱼类，以人类在陆地上的生活为不好，而欲发慈悲之心，引人类到海的深处去。英国人看见印度人的朴质生活，看见他们的小屋，他们的粗木的器具，油的土灯，绳结的床，棕叶的扇子，总悲悯他们的生活，总以为印度的妇人是男子的奴隶。然而在实际上，印度的男子与妇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虽没有沙发，没有美丽的舒适的家具，但他们却相信着。他们喜欢爱情与家庭生活较甚于一切物质上的享乐。至于西欧的人，则喜欢生活的快乐与家具，似乎较家庭与爱情为尤重。

他的关于女性的哲学，在他的诗剧《齐德拉》（Chitra）里，发挥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