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陈铁凡在傅吾康、陈铁凡合编的《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篇》第一卷《前言》中指出：“华人定居本邦，历年久远。……照理应该留存下相当可观的史迹，可是实际上却十分贫乏。”^[1]安焕然亦对新马一带常被人喻为“文化沙漠”的说法深有此感。^[2]面对先天不足的不利条件，想搞好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显然是件吃力的工作。所幸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马曾有过一批人，默默地从事东南亚史的研究工作。他们于1940年3月17日组织了南洋学会，^[3]并于同年6月出版《南洋学报》创刊号。^[4]成立南洋学会的目的，乃“推动东南亚研究工作，尤其是想促使国内外华人学者对东南亚研究这门学科的重视”。所以，在该学会创始人当中，不仅有新、马学术界人士，还有长期在中国从事东南亚研究工作的诸前辈学者，他们以韩槐准的寓所“愚趣园”作为学术交流的中心。^[5]安焕然形容“那是一段四十、五十年代的微笑，令人倾慕不已”。^[6]

然而，翻查《南洋学报》第一卷至第三十卷总目录，有关民间宗教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而且只局限于20世纪的40年代至50年代的大伯公和天后这两位神明和一篇真空教研究（见下文）。有意思的是：这类文章被该刊归入“民俗研究”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或许与“五四”以来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历程有着一定的联系。董晓萍《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一文^[7]中即指出：科学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产生于“五四”时期。它的早期理论评价和学者活动的中心，是重视口头文学，宣传通俗文艺，提倡白话和推行国语，以及搜集整理一般民俗资料。她将此一时期的民间文艺学、中国民俗学这两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分作“北大时期”^[8]、“中大时期”^[9]和“杭州时期”^[10]加以论证。其中，以广州中山大学时期产生的影响较大。董氏认为：“这一阶段研究者的视野相应开阔。由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兴起，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不少吸收了这些学科的观点。”

1929年5月17日至19日，时在广州中山大学的顾颉刚回到北京与魏建功、白涤洲等人组织了妙峰山进香调查团，对妙峰山信仰民俗进行了第二次有组织的考察。考察成果，刊登于同年7月中大出版的《民俗周刊》第69—70期合刊。吴效群给予此成果颇高的评价，他认为：这次的调查“无论在民俗学、宗教学理论的掌握上，还是在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上，都较第一次有了很大的提高，是一次成功的民俗学调查研究，显示出扎实成熟的风格”。^[11]无论如何，这份今日看来不算怎么样的进香调查报告，却出人意料地发挥其辐射作用和遗温，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重又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12]以及大陆学者吴效群和王晓丽，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撰写了有关妙峰山的调查研究著作。^[13]

本文拟由此观察切入，综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史。为了方便其后的讨论，在未进入正题之前，先针对“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试加界定如下：

赵世瑜认为：“所谓‘民间宗教’，指的是不被官方认可的、由民众组织和参与的宗教体系和组织，它们有自己的组织系统、自己的教义，在思想内容上与官方认可的佛教、道教有一定的联系，可是往往被官方视为危险的邪教和异端”；而“所谓‘民间信仰’，则指普通百姓所具有的神灵信仰，包括围绕这些信仰而建立的各种仪式活动。它们往往没有组织系统、教义和特定的戒律，既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活动和外在的行为表现，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14]杨庆堃（C．K．Yang）亦尝区分二者，称前者为“教派宗教”（sectarianism），后者则为“扩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

马西沙则将二者相互转换运用，并整合统称为“民间宗教”。他认为：“民间宗教属于下层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但又与上层统治思想关联颇深、丝丝入扣。它既属于底层文化系统中的一环，又是整个民间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指出：“中国民间宗教不仅在组织、教仪、戒律诸方面与正统宗教密切相关，并自成体系，而且在反映教义的经典方面逐渐脱离正统轨道而形成蔚为大观的气候。真正形成体系的民间宗教教义，是在‘宝卷’问世以后。”“明宣德间问世的罗教的《五部六册》宝卷，在民间宗教世界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宝卷如洪水猛兽不可遏止，大量印行，风靡下层社会。为数众多的民间宗教预言家动辄撰经写卷，皆冠以宝卷名目，从此宝卷几乎成为民间宗教教门经书的代称。在（统治阶级）当局的眼中，宝卷则成为‘邪说’、‘妖书’的同义词。”他特别强调：“宗教信仰有层次，有文野之分、精粗之分，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研究者来说，最可怕的是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戴着有色眼镜，厚此薄彼，这种态度实为现代人所不取。”^[15]

诚然，以无区别之心对待学术研究对象的民间宗教，是研究者应抱持的客观态度。赵世瑜认为：“‘自下而上’的或‘走向民间’的历史学，是走向整体历史或总体史学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了纠正以往史学研究中（“自上而下”）的偏差。这项任务将由更为广义的、作为历史学研究新范式的社会史来承担。”^[16]赵氏继称：“作为范式出现的社会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她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这种整体的和综合的特征并不标志它是一种宏观的通史，也不代表它只是研究对象的社会背景，它可以在非常具体而微观的研究中表现出来。”^[17]

鉴于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方面的资料非常零散和难以收齐，笔者在撰写此究史时拟采取宏观和微观兼并的综合讨论方式，试图组构能反映出较全面的整体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史概况。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指陈的民间宗教研究内容，乃涵盖定界较为宽松的、广义的民间宗教及其类别。冀望当中搜集到的许多微观个案研究资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反映赵世瑜所谓的“自下而上”民间宗教研究史观有所助益。文中呈现或罗列的国别资料之多寡，乃客观因素的局限。这一点，也是必须在此加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