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妈祖信仰
（一）马来西亚的妈祖信仰
妈祖信仰起源于宋代福建莆田的一位民间女神，南宋高宗时被封为灵惠妃，元初封为天妃，清初改封天后。[61]马来西亚是早期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移民将其本土的宗教带往侨居地，成为许多研究东南亚的学者所说的“移神”现象。妈祖作为保护航海渔民之神，自然也成为移居南洋的华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早期研究南洋华人社会的学者陈达在其《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中描绘妈祖祭祀的情况：“闽粤的沿海居民，凡以捕鱼及航运为业者，大都奉祀之。在南洋华侨众多的区域，通常有两个重要的宗教中心：‘公祠’以敬祖，‘妈祖宫’所以祀神。”[62]这足见妈祖信仰在马来西亚华人中的尊崇地位。
马六甲重要的华人庙宇青云亭和宝山亭分别建于17世纪末年和1795年，虽然其主神为观音菩萨（南洋华人一般称之为观音佛祖）而非妈祖，但均以妈祖为配祀神明。据苏庆华教授的研究指出，在马来半岛东海岸吉兰丹和丁加奴两个州可以找到年代较为久远的妈祖庙。[63]例如有一座建于距吉兰丹的科特拉（Ketereh）附近六英里的督公村（Kampung To’Tong）被称为圣春宫的妈祖庙，据说是由来自福建漳州六甲乡乡民林伯显所建的小庙发展起来的。据吉兰丹州的记录，林伯显大约于清朝雍正五年（1727）乘船南渡，中途遇到台风，仍安全漂流抵达吉兰丹万捷（Bachok）的海岸。举凡闽粤出海之人无不带有妈祖神像以保平安，林伯显遇难而能安然着陆，于是在今圣春宫原址建立一座小庙，以奉祀随身所带的妈祖神像。在同一个州内，有另外两座分灵圣春宫的妈祖庙，一间是镇安宫，建于1967年，坐落于吉兰丹州的巴西富地（Pasir Putih）。另一间是坐落于吉兰丹州的首都哥打峇鲁的唐人坡的镇兴宫，庙内的匾额为清代同治七年（1868）所题。这两座妈祖庙都是由前面提到的圣春宫分灵而来的。目前此地的妈祖庙每年最大的活动就是农历三月二十日的妈祖诞辰。善男信女都会在这一天到妈祖庙请金龟或金牌。欲求金龟者必须在神坛之前掷茭杯，一直到茭杯显示一阴一阳（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信杯”为止，信杯表示神明许可，才能将金龟请回家。信众每掷一次茭杯必须支付缘金十元马币，使得每年寺庙的收入得以维持。他们深信从妈祖庙中请回的金龟或金牌可以使商人的生意蓬勃发展，带来无限的财气，这使妈祖又具有财神的宗教职能。[64]
也有学者认为海南人在马来西亚各地所建立的天后宫中，以槟城的天后宫为最早。根据南洋学者韩槐准的考证，1830年琼州的帆船已经开抵槟城通商，妈祖的信仰随着海上移民进入此区域。根据该馆所存的木刻显示，槟城的天后宫应建于1870年之前。1925年王谟仁建议将天后宫改名为“琼州会馆”，然而馆内继续供奉妈祖天后。学者也指出海南人在古晋亚答街所建的天后庙也是历史悠久的，于1878年间即光绪戊寅年四年落成。[65]另外在丁加奴州海口（Kuala Terngganu）的和安宫，建立于公元1801年之前，也是以妈祖为主神的庙宇。位于槟榔屿和日落洞网寮的山海宫建于1890年左右，其初期的庙宇是由福建漳浦的杨姓渔民所建立的，逐渐发展而成。每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诞是最热闹的日子，香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网寮的渔民习惯向妈祖乞求面龟和令旗，信众深信吃了妈祖庙的面龟能带来平安，此外将庙里的令旗插在渔船之上，则能保护渔民出海安全，使其安心打鱼。[66]
就妈祖神庙的形态来看，马来西亚各地的天后宫之中有许多是与会馆相互结合的。而且是先成立天后宫，然后再建会馆，以会馆来管理天后宫。这也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华人共有的宗教文化现象。基本上马来西亚妈祖信仰的形态，可说是会馆与天后宫的结合，这延续了自清朝以来闽商会馆的宗教传统。乡土观念本是人之常情，但中国人对乡土籍贯的感情之浓厚，的确远胜于西方人。何炳棣指出一般学者都认为最早的会馆创设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67]学者陈尚胜也指出会馆起源于明朝后期，这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他引用明朝人刘侗《帝京景物略》卷四来说明：“尝考会馆设于都中，故未有也，始嘉（靖）隆（庆）建……用建会馆，士绅是主。”[68]广义言之，会馆基本上就是一种同乡组织。根据何炳棣的研究，北京设置的会馆可以追溯到永乐年间（1403—1424）。在京师的会馆最初是“同乡仕宦公余聚会之所，逐渐才变成试馆，但始终不免同乡商人参加的痕迹。京师以外的会馆多属同乡工商组合的性质，但亦往往有仕宦参加的痕迹”。[69]在最近的研究中，学者李华指出，截至清末，北京共有392处会馆，称为“公所”和“公会”者尚且不在此数之内。李华将会馆分为三类。[70]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会馆是所谓的“试馆”，其目的在帮助当时进京赶考的文人解决他们考试期间的食宿问题，这类会馆的经营和经费都是封建官僚一手承办。第二类的会馆是由学徒和手工业者成立的会馆。第三类就是由在京的各地商人，同乡或者同行成立的地方商人组织，便利商人开会办事等，所以当时人们又将之称为“行会”。
简言之，会馆就是同一籍贯的士商在一些城市或集镇建立的馆所，其目的在于方便商人集会议事或者提供同乡人在外地寄寓之所。本来会馆聚集于北京，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中国商业化的程度加深，会馆也从北京扩展到一般商业城市。在诸多会馆之中，闽商占了绝大多数，其次是潮州与客家商人的会馆，也有少数由山东商人所建立的北方会馆。[71]会馆往往也是行会组织，每一个行会组织不仅是工商业者开会议事的场所，而且是他们共同祭祀神明的地方。一般他们祭祀的神明有两种，第一是本行业的祖师爷，如玉器行奉邱真人、土木工匠奉鲁班、铜铁锡炭诸帮奉老君。第二是祭祀本乡本土的神，如山西商人供奉关羽、福建商人普遍供奉天妃、江西商人祭祀许真人等。第三，为了发财致富，工商业者普遍供奉福禄财神。[72]另外，行会的组织主要的业务也包含了周济贫病、养生送死等帮助同乡的福利事务。从这几点来看，在创建初期，新加坡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的成立与清代以来行会的组织功能没有明显的差异。根据学者蒋维锬的调查，到清朝末年为止，中国沿海沿江地区商帮兼天后宫的例子共有291座，分布在京、津、辽、鲁、沪、苏、浙、闽、粤、琼、桂、湘、川、渝、滇十五个省份，200多个大小商埠。[73]就各省商帮所建的天后宫数量而言，福建帮最多，广东帮次之，再次为浙江帮和山东帮。这些数字和记载说明了会馆和天后宫结合的形态无疑是福建商帮所创立的。他们在传播天后信仰上可说是最大的功臣。
马来西亚的移民以福建人居多，槟城的海南会馆和兴安会馆都属于福建方言群，兴安会馆总会属下在马来西亚各州共有十七间兴安会馆的分馆，都设有天后宫膜拜妈祖。海南会馆的属下六十八间分馆，其中三十五间设有天后宫，四十六间供奉妈祖。[74]除了会馆之外，也有许多民间宗祠崇祀妈祖，如马六甲的西河堂林氏宗祠，槟城的林氏九龙堂、林氏双桂堂、林氏忠孝堂、峇株巴辖天后宫、昔加末林氏宗祠天后宫、新山林氏宗亲会、笨珍林氏公会等林氏族人的宗祠，都将原名林默娘的妈祖神当成祖姑来祭祀，使妈祖成为家族之神。[75]新加坡的林氏宗亲会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也是南洋妈祖信仰与其他地区迥异的一个特点。
马来西亚会馆和天后宫结合的现象在海南会馆中表现最为明显，最为典型。最早成立的海南会馆是马六甲的海南会馆，大约于1869年间成立，但是在此之前，槟城的海南籍人士早已建立了天后宫供奉妈祖。[76]槟城的琼州会馆建于天后宫之后，而天后宫在1870年前早已存在，1925年重修天后宫，然后正式命名为海南琼州会馆。古晋的亚达街的天后庙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1825年之前已建有天后宫，1830年之后才成立古晋海南会馆。此处不得不提到马来西亚最富丽堂皇的天后宫，即乐圣岭天后宫，这座雪隆海南会馆（前称为雪兰莪琼州会馆）成立于1889年，地址在谐街四十九号。会馆后座为天后宫，供奉天后圣母，而以水尾圣娘和一百零八位兄弟公（或称昭应公）陪祀。根据1993年《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六十周年纪念特刊》记录的海南联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
全马六十八间海南会馆中，有五十一间供奉神明。其中，卅五间设有天后宫，供奉天后圣母最多，有四十六间；水尾圣娘四十二间；百零八兄弟宫廿八间。各会馆内供奉的神明，尚有冼太夫人、华光大帝、关帝、观音、三圣娘娘、李英娘娘、李府五爷、福德正神、财神、神、土地公、拿督公、天公、洪仙大帝等。[77]
雪隆海南会馆可说是马来西亚海南会馆的典型，由于1980年来的重建，使之成为马国最具规模的天后宫。纵观天后宫与会馆结合的宗教现象，学者指出由于受到方言群的局限，天后宫的实体设在会馆的建筑物之内，使得祭拜妈祖的宗教活动局限于海南或者其他方言群的会员，同时也限制了妈祖作为一个宗教神明的扩张及影响。苏庆华教授指出雪隆海南会馆的前主席龙学品先生当年曾经呼吁，企盼使天后宫成为华族文化中心，而非只是海南人的会馆。然而未来是否能够达成这个理想，端赖海南会馆的领导层的决策。[78]颜清湟也评论了新加坡天福宫的情况，他认为由于天福宫的创建人多数为闽南人，控制该宫的理事会者也是闽南人，使人先入为主地认为天福宫乃是福建方言群所垄断的一座庙宇。在互相猜疑和不信任的情况下，最终导致其他方言群不再参与该宫的活动。[79]然而从最近十年来的活动来看，新加坡天福宫的活动都是朝着跨越方言、地域，甚至种族的方向前进。整个会馆的活动也比以前更为对外开放。
马来西亚天后宫兼会馆目前的主要活动，除了每年农历三月廿三日庆祝妈祖诞辰外，大致也走向社会慈善和福利的道路。其常年活动包含了颁发清寒奖助学金、赞助教育事业、捐献帮助孤儿院或者各种慈善团体等。
马来西亚的妈祖信仰到了21世纪仍然非常兴盛，例如1982年在槟城高渊港口（Sungai Udang，Nibong Tebel）的天后圣母宫的落成。据当地的渔民说，一百年前在供奉妈祖之前，当地居民经常遭受鳄鱼的攻击，自从一名潮籍的渔民自中国请来妈祖香火之后，鳄鱼的数目明显地减少了。除了供奉妈祖外，当地还供奉唐人拿督公和孔夫子。据说当地人希望能够以诸神明促进当地之文风，使该村也能出个大学生。[80]另外槟城的浮罗山背双溪槟榔港口，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渔村，该村的天后宫为全村的社区中心，举凡庆典、纠纷、福利事务，无不在庙中进行，足见妈祖庙在该村的重要核心地位。马来西亚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的有心人士，包含会长张裕民先生和李雄之先生，在2003年12 月19日召开了名为“妈祖文化与廿一世纪东亚文明”的国际研讨会，并于该日成立妈祖文化研究中心。到目前为止，出版了两辑《妈祖研究学报》。[81]
雪隆海南会馆鉴于马来西亚的天后信仰乏人研究，发起成立马来西亚天后宫总会，并于2006年4月16日成立，其雪隆会馆会长（兼任马来西亚天后宫总会会长）张裕民与其妈祖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雄之决定集聚资源，聘用学者来编纂马来西亚的天后宫大观。主要由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苏庆华教授和刘崇汉先生来组织指导，苏教授为东南亚著名的民间宗教专家。《大观》的第一辑在地理上的分布包括了槟榔屿、霹雳、雪兰莪、吉隆坡、森美兰、马六甲、柔佛和彭亨诸州属。此书乃根据张裕民先生所倡导的宗旨来进行：“结合全国各地天后宫的力量，部分彼此共同弘扬妈祖慈衷普济精神，并为建设我国和谐社会添砖加瓦、奉献爱心。”[82]因此这个研究计划不但将包含海南会馆天后宫，还囊括其他在马来西亚各地的天后宫。从此可以看出主事者决心以大局为重，刻意打破方言、地域的限制，团结全马来西亚的妈祖庙宇。可预见这样的计划一定能使外界更为了解马来西亚的妈祖信仰情况，对内则能团结全马各个妈祖信仰团体。第一辑的《马来西亚天后宫大观》首先介绍槟城的海南会馆天后宫，详细介绍建庙的历史、创庙原因、神明配置、宗教活动和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与匾额文献。加上多张彩色图片，可说是完美地结合了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东南亚的庙宇大多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因此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必将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这样详尽的设计也看出编纂者的专业训练。我们学界对此乐观其成，期盼这项计划能够早日完成，这必将成为东南亚民间宗教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
（二）新加坡的妈祖信仰
新加坡从1819年开埠以来就是一个海港城市，同时也是一个移民城市。早期的移民以中国福建、广东、海南各省为主，他们从家乡带来自己崇拜的神祇，并在海外建造起与家乡类似的神庙，形成了一个以海洋文化为背景的宗教形态。从宋元以来，妈祖就成为闽粤地区崇拜的海上救难女神。而最晚自清朝以来，各地商人特别是闽粤地区的商人纷纷在其经商地区建立会馆及天后宫，一方面方便商务管理及合作，一方面则照顾同乡的生活，增加乡人的凝聚力。这种模式在新加坡的移民社会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验证和发展。由新加坡福建帮在1840年建立的天福宫就是会馆和神庙结合的一个例子。天福宫的发展就是新加坡妈祖信仰发展的一个缩影。下面将从新加坡的海洋历史、天福宫的成立和发展以及福建会馆的参与等方面来讨论新加坡妈祖信仰的形成与变迁。
1﹒新加坡的海洋移民历史
1819年1月28日英国莱佛士（Raffles）在曹亚志引导下登陆新加坡。他与当时马来亚柔佛州苏丹派驻在新加坡的行政首长天猛公达成协议，使新加坡成为英国的保护地。柔佛境内其他地点不得再租让他国，柔佛也不得与其他外国签订条约。英国保证苏丹的安全，并且每年须交付苏丹五千西班牙币，支付天猛公三千西班牙币。[83]从此新加坡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步入了英国殖民地的时代，莱佛士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招徕各地商人，促进新加坡商业的繁荣。此举奠定了日后新加坡成为一个国际港城的基础。新加坡地处马来半岛南端，自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点，古名有石叻（Selat）、龙牙门、淡马锡（Tamasek）和长腰屿等。1819年开埠后，莱佛士正式将此地命名为“新加坡拉”（Singapura）。新加坡也成为南中国省份移民的主要区域之一。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远不如现代，渔民到海上捕鱼经常遭遇危险，而从中国南方长途移民到东南亚更具有巨大的危险。早期移民海上交通的困难与危险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在茫茫大海之上，人命就像风中残烛，没有任何的保障，因此这些移民需要一个超现实的精神支柱。闽粤沿海一带的渔民和移民每当出海之时，都必定要到当地的妈祖神庙去祈求平安，当时妈祖已成为主要的海上救难的女神。除了航海本身具有极大风险性之外，明清以来实施的海禁更使许多人不能光明正大做出海的准备，而必须深夜偷渡，如此性命更是朝不保夕。因此福建泉州的船主、水手、海商出海之前必至天后宫膜拜，以求海上航行的安全。[84]当然妈祖在当时不是唯一的航海之神，但其地位凌驾于其他神之上。从大英博物馆发现的《送彩科仪》的道教科仪书中，可看到福建商人将太上老君、五方五帝行病大王、天地水三界行瘟使者、河伯水官哑口禅师、船头艄公、船尾二郎、海澄县城隍尊神、福德土地正神等七十个民间诸神与妈祖一起列入海船拜祭的范围。[85]这份文献说明福建人在长期的航海生活中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而其中妈祖是最重要的航海保护神。
妈祖信仰起源于中国大陆，其宗教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并非短期内形成的普遍信仰。根据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在《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一书的研究，妈祖是航海之人的女神，但一直到1200年，天妃仍属一个局限于福建地区的地方神祇，到了南宋才逐渐传到其他地区。宋代天妃庙的分布基本上就在福建省的沿海地带和大运河沿线。[86]这些海运和河运商人的事业必须和海洋争斗，因此天妃的信仰就由他们发扬光大。沿着运河他们将妈祖的信仰带到全国各地，大大扩展了天妃的信仰圈。前面提到天后信仰源于宋代，南宋时期妈祖的神庙已经遍及福建、广东、浙江等数省，到了元代更为普遍。明代郑和下西洋，他自己虽是回教徒，但也重视妈祖信仰，每次出海也将妈祖的崇祀带到南洋。到了19世纪，大量来自中国福建、广东、海南的移民更将妈祖的信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带建立起来。根据海峡殖民地的档案（SSR，L6，P17），1819年莱佛士尚未登陆之前，在新加坡直落亚逸（马来语Telok Ayer为海湾之义）一带就有华人建立一间古庙。[87]这一带就是新加坡最著名的妈祖庙天福宫的原址，姑且不论其可信度如何，但妈祖信仰由中国南方移民引入东南亚，由来已久，新加坡早期虽然没有具规模的庙宇，但其信仰之流传必然早于庙宇的建构，应是合理的推测。
2﹒天福宫———新加坡祭祀妈祖的会馆和庙宇
基本上新加坡妈祖信仰的形态，可说是会馆与天后宫的结合，如前所说这个传统是自清朝以来闽商会馆的宗教文化特色。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形态只能在东南亚见到，在中国大陆本土早已没有这种现象了。
本节就新加坡最有规模的妈祖庙天福宫，来讨论妈祖信仰在本地的发展。天福宫的由来得从新加坡早期的历史追溯起。据说在14世纪室利佛逝王朝的全盛时期，新加坡便有了一个马来名称叫“淡马锡”（Temasek），意思就是“海城”。[88]其海洋交通枢纽的地位很早就受到了注意。泉州晋江人移民新加坡的年代最早，据英国人芬理逊的记述，新加坡开埠后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1821 年1月18日，第一艘中国帆船自厦门直接开抵新加坡。这位英国人认为这是新加坡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中国大批帆船南来，开启了新加坡未来的繁荣。[89]这艘船其实是一艘泉州船，就是一般俗称的乌槽船，直航到新加坡。泉州最早远航南抵新加坡的是泉州晋江祥芝乡人，其次是深沪乡人，再其次是东石等乡的人。根据老船员黄渊捷，听老一辈舵工说这一艘帆船在直落亚逸靠岸时，“即在天福宫现址之海滩上，摆上香炉，安上天后神位，设立神龛，膜拜起来”。早期移民，百废待兴，故因陋就简，从天后神龛的聚会，遂形成漳泉移民的集议所。因为当时移民们最关注的两件大事：一为设立保护平安的神庙；一为设立葬身之地的坟山。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早在1810年，即新加坡开埠前九年，就已经有人在天福宫原址祭祀妈祖。[90]虽然这是无法完全确认的历史传说，但也足见妈祖信仰和早期商船及移民的密切关系。远渡重洋的中国移民，首先需要妈祖的保护，作为奋斗的精神支柱；其次，落叶归根本是中国人的生命理想，既然身处异乡，无法埋骨桑梓地，那么寻找公冢便成了大事。所以新加坡一带最早受到尊崇的另一神明乃是石叻路的大伯公庙恒山亭（管理公墓的机构），大伯公即闽南俗称的土地公。[91]当然马来西亚的妈祖信仰更早于新加坡，1673年马六甲就建有青云亭，内祀观音、妈祖和关公，1779年廖内群岛中丹戎槟榔建有天后圣庙，1800年槟城建有广福宫（原主祀妈祖，今主祀观音）。[92]此处不复赘言。
新加坡早期建立的会馆多与天后宫结合起来，这固然是继承了清代以来的传统，但是清代时在中国大陆成立的会馆似乎却没有一个能够延续到现代的，因此无法看出其可能发展的方向。而新加坡的会馆则从19世纪以来一直延续的现在，虽然此传统逐渐式微，但仍是一个活生生的传统。新加坡的会馆和天后宫往往结合为一体，并且根据中国各地的移民省籍来区分为不同的团体。以下根据方言群来分类：[93]
福建方言群
（1）天福宫（158 Telok Ayer Street，Singapore 0106）
（2）福州会馆天后宫（21 Tyrwhitt Road，Singapore 0802）
（3）南洋莆田会馆天后宫（25 Geylang Lorong 33，Singapore 1438）
（4）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家族自治会天后宫（239 241 Cantonment Road，Singapore 0208）
潮州方言群
（1）粤海清庙（16A Philip Street，Singapore 0104）
（2）新加坡潮州西河公会天后宫（285 River Valley Road，S’pore 0923）
（3）西河旧家天后宫（BLK 1002 Yishun Industrial Park A＃01 488，S’pore 2776）
广东方言群
（1）宁阳会馆天后宫（133B South Bridge Road，S’pore 0105）
（2）云峰天后庙（No．8 Ang Mo Kio Ave 10 St．44，S’pore 2056）
（3）金榜山亭天后宫（99 Sin Min Road，S’pore 2057）
客家方言群
（高廉桂）三和会馆天后宫（409 A Jalan Besar，S’pore 0820）
海南方言群
琼州会馆天后宫（47 Beach Road S’pore 0781）
这些方言群中无疑以闽南语势力最强。在新加坡一带人们常将“福建话”称为闽南语，其实福建省具有多种方言，所谓“福建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不熟悉当地语言的人，往往容易引起误解。但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了闽南人为福建人之代表在新加坡的强大势力。天福宫建立于1840年，十年后才立碑文记录建庙始末以及赞助人名录。作于道光三十年（1850）的《建立天福宫碑记》：
新加坡天福宫，崇祀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自嘉庆廿三〔1819〕，英吏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商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汊，于是舟樯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盛，数年之间，遂成一大都会。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新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遂签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兴筑，鸠工庀材，于道光廿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圣母神像，特表尊崇，于殿之东堂祀关圣帝君，于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复于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颜［言］其宫曰天福者，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共庆落成，爱勒贞石，志其创始之由，并将捐题姓氏列于碑荫，以垂永久，卑［俾］后之好义者所考稽，以广其祀于无穷焉。是为记。[94]
天福宫是从1839年开始兴建，1840年落成。所有的一砖一瓦都由中国直接运来，可谓有心人事竟成。其建筑富丽堂皇，极具中国传统特色。全部建筑费用约三万七千西班牙银元，全数由当地福建富商、各界以及漳州籍、泉州籍船主乐捐而来。两位大董事陈笃生（1798—1850）与薛福记（1793—1847）捐款最巨。[95]这篇碑文说明了建造天福宫的目的，主神为天后，陪祀的神明为关圣帝君、观音大士和保生大帝。[96]其中前二者是遍及中国的神明，而保生大帝则是福建人所最尊崇的医神。这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普遍特色。
天福宫原来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方言群，而是所有新加坡华人的信仰重心之一。但由于后来管理天福宫的董事多为福建人士，因此天福宫逐渐成为福建会馆的前身。福建会馆确切成立时间不可考，大约成立于1860年之前。福建会馆在1915年获得华民政务司署批准，豁免注册，称为“天福宫福建会馆”。基本上，早期福建的移民多居住在直落亚逸和福建街一带，以此处为中心发展出去。新加坡福建移民以漳州、泉州、永春、福州和兴化五府人士为主干。[97]天福宫最初的理事会由三大董事和九位大总理组成。三位大董事为陈笃生、薛佛记、龚光传，三位都是来自马六甲的富商。2005年福建会馆编的《波靖南溟———天福宫与福建会馆》将福建会馆的发展分为数个时期，而以不同时期的大董事作为各个时期的中心支柱，先后分别是陈武烈（陈笃生的曾孙）、陈嘉庚、陈六使、黄祖耀。福建会馆的权利领导中心是以漳泉集团为核心，因此像著名的太平绅士陈金声（1805—1864）虽然被当时政府视为陈笃生之继承人，但仍无法问鼎天福宫大董事之位，因为他原籍永春，而非漳泉人。可见当时的会馆以籍贯为重要标准，重视同乡是早期所有会馆的特色。
福建会馆天福宫成为福建帮的中心机构。乡绅对地方神庙的控制显示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利。这些董事掌握了维持当地治安的权利，协助当地政府调停帮会纠纷。天福宫与福建会馆的结合，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可说包含了多项功能，宗教信仰的场所、帮助同乡举行婚礼的社会机构、创办学校推动教育、募款赈灾、保存推动华族文化。陈嘉庚（1874—1961）是福建同安县人，1910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陈嘉庚以办理教育事业闻名中外，1927年7月16日闽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出了十二人组成福建会馆董事兼教育委员会，陈嘉庚就是当时的委员会主席。他进行改革，将闽帮的三个学校，道南、爱同、崇福纳入福建会馆属校，再由福建会馆来出资资助八间学校。[98]这是天福宫福建会馆所从事的社会福利事业，名义上是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结合，实际上当然福建会馆为其主干。在陈嘉庚领导下，为破除迷信，决定废除天福宫历年盛大的迎神赛会，后来又允许有限制的迎神出游。这种限制固然端正社会风气，但对于民众对妈祖的信仰热情却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福建会馆对新加坡的葬仪也提出改革，基本上限制过去华人在葬礼上的铺张浪费。1950年陈嘉庚回到中国，继承他主掌福建会馆的是陈六使（1896—1972），他是陈嘉庚的同乡，在位期间最大的功绩是1953年领导全南洋华人创办南洋大学。他也和陈嘉庚一样致力于百年树人之教育事业。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辞退福建会馆董事一职不到一个月就与世长辞了。接着大华银行的董事长黄祖耀接任了会馆主席之位，继续朝教育和慈善事业的方向努力，并在1999年集资修葺了天福宫。据福建会馆的公告：
我会理事于五月在天福宫内，循古礼恭送妈祖回銮，特邀高僧法照师父主持仪式。后，天福宫将关闭，进行为期两年之修复工程。天福宫虽是我会之产业，但也是新加坡国家古迹局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更是新加坡华人重要之文化遗产。
我会为了保存古迹，不惜耗资300万元，进行此次修复工程，并从福建省请来了70名工匠参与工作。目前工程正积极展开，进展顺利预计能在今年底完成。[99]
新加坡政府于1973年将天福宫列为国家保护古迹，福建会馆此举配合了政府的政策，同时也更新了天福宫的建筑，使天福宫成为新加坡人共同的文化遗产，可谓一举两得。
从19世纪以来到今日之21世纪，新加坡的妈祖信仰历经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峡华人宋旺相在他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中描述了移民初期祭祀妈祖的盛况：
迎神庙会的行列约有三分之一英里长，伴随惯常的铜锣和各种形状以及大小不一五光十色的彩旗。……迎神队伍中最大特色是一些五岁到八岁的小女孩子，穿着各式各样鞑靼（Tartar）戏服和中国戏服，几个人一群地高坐在装饰得很华丽的阁台让人家抬着走。这些小女孩们的座位是用小铁枝支撑着，小铁枝都被他们的服装遮盖了起来，幼孩的娇姿媚态由于所打扮的奇装艳服而极其自如地显露出来，人们用大洋伞把他们遮护着以防日晒……那女神正身是安置在黄色绸缎和黑皱纱装饰得非常精美雅观的有华盖神轿椅，神轿当中由人们扛运着，神轿的周围由一些穿着同一颜色的古装袍的华人卫队围绕护卫着。我们不能够明辨女神的不同属性特征，但是看来他似乎受到人们极其虔诚地崇拜着。在市区里，华人早就依照他们所喜爱的形式建造了一座非常精美壮丽的寺庙即〔天福宫）来接纳这尊女神雕像了。华人把女神称为天上圣母（Thien‐Siang Sing‐bo）或称为妈祖婆（Ma‐cho‐po），就是通常称为天上圣母的神祇（Mother of Heavenly Sages）。大家认为她是对那些在海洋上航行的人们的特别有灵圣的女保护者，因此，中国的海员们对这女神的神龛至少是作为海上女神（Goddess of the Sea）来加以虔诚的崇拜，所以在出海航行的每只帆船中都备有对她奉献的祭坛。这次迎神行列队伍的举行被认为是天上圣母到达这个殖民地对全体华人的一种正式的通告，据说在寺庙那儿陈列着的参加奉献节筵上的物品一共花费达六千元以上。[100]
韩槐准在《天后圣母与华侨南进》中形容当年祭祀妈祖的盛况：“三十年前，凡逢天后诞期（旧历三月廿三日），星嘉坡华侨必奉该神游街，鼓乐喧天，仪仗甚盛，同时亦演戏酬神，乃华侨社会最热闹之一日。”[101]马来西亚吉兰丹的华人每年正月十五日和三月廿三日也一定要到供奉妈祖的镇兴宫去聚会膜拜，演戏庆祝。[102]妈祖的确是早期移民最尊崇的神明，其诞辰自然成为当时最大的庆典。
一百多年来，妈祖成为许多华人传统行业所奉祀的神明。在新加坡的社团或同业公会有许多以天后为其行业神。其中至少包含了湖峰社、官山社、金浯山、金侨友、古宁同乡会、合安、金合法、东安、浯江公会、文山社、浯卿公所、新加坡红灯码头电船工会以及新加坡摩哆船主联合会等，还有星洲炭商工会的会员也都以天后为崇祀的主神，妈祖的信仰确实是深入人心。而专门供奉妈祖的宗教团体也不在少数，例如金榜山亭的天后宫，木山圣母宫、波东巴西联合庙内云峰天后宫、后港联合庙的天后宫、德光岛太阳宫联合庙内的天照佛堂等。[103]另外，新加坡福建林氏九龙堂以及后期的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更尊妈祖为其祖姑。[104]将民间的尊神转化为自己家族的祖神，这是一种特别的做法，也是妈祖信仰特有的现象。
这些情况有些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有些则成为持续不变的传统，但这些都代表了妈祖信仰在新加坡曾经盛极一时的事实。然而，由于时代的改变，尽管新加坡仍是东南亚的交通枢纽，但妈祖信仰已大不如前。对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来说，新加坡已是他们的家园，东南亚也不再是陌生危险的地方。他们也不再像祖先一样需要冒险渡海南来。赖世昭认为会馆早期与天后宫关系密切，现在却越来越疏远，以前会馆所肩负的宗教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减弱了。新加坡现代城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几乎已经没有渔民或渔业的存在。随着西化程度的加深，在宗教上也呈现西化的现象，许多年轻人转向基督教，对中国传统的宗教缺乏热情。因此对妈祖的信仰式微，与台湾对天后进香的盛况相比，更无法相提并论。[105]这个现象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尽管妈祖信仰圈极大，但早期的天后信仰并未囊括新加坡的全部华人。学者估计信仰妈祖的新加坡华人约占了百分之八十，主要的信徒包括福建籍、潮州籍、广东籍（广肇惠）和海南籍的移民。[106]马来西亚的情况虽然没有详细的调查，大致看来应该与此类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早期的妈祖信仰都呈现了会馆和天后宫结合的状态，延续了中国大陆福建商人所建立的会馆形式。后来会馆从最早以照顾同乡为责任的机构转变为新加坡全国性的文化社会组织，其活动对象不分籍贯，如颁发奖学金等，都扩展到全国各族子弟。籍贯的观念第二、三代的新加坡华人已逐渐淡薄，第三代之后还会说自己祖籍家乡话的子弟也逐渐减少。唯有放弃狭隘的籍贯观念，宗乡会馆在现代才有存在的意义。不过近十年来，新中国移民不断涌入，许多会馆又担负起照顾同乡的责任。目前新加坡体现妈祖信仰的庙宇呈现出综合性庙宇的形态，也就是释、道、儒及无法以三教概括的民间宗教混合起来的一种宗教形式。天福宫的建庙初期，有关圣帝君、保生大帝和观世音菩萨从祀妈祖，现在则又加入了孔子、伽蓝菩萨、开漳圣王、月宫娘娘和太阳公，可谓一应俱全，包含了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宗教的神明。这象征了新加坡立国以来，社会的不断转型，天福宫作为新加坡的宗教文化的重要机构，涵盖了最普遍的华人民间宗教信仰。从最初的海洋移民社会，热烈崇祀海上女神，天后的信仰曾经盛极一时。到如今作为一个现代化、相当西化的国家，新加坡的妈祖信仰也历经了不同阶段的转变，尤其反映了海外东南亚华人移民、海洋文化的宗教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