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在香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学者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一、以香港作为其从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基地的华裔学者，而不管他是以何种语言撰写的有关著作。从这个角度出发，还需严肃处理其时间点，即只处理他们在香港期间进行过的相关研究，而不是来港前或离港后的相关学术研究；当然，我们也要兼顾其长期研究的延续性，因此也不能一刀切。

二、以香港作为其从事中国民间信仰学术研究基地的外裔学者，也要注意处理其时间点。许多外裔学者，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由于不易进入大陆做田野调查等原因，基本上是以香港的华人，特别是新界原居民的民间信仰与风俗习惯，作为他们从事中国民间信仰学术研究的对象。举例说，如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就很有代表性。该会自1959年恢复以来，^[1]聚集了一批热衷香港史地文化的研究学者，当中不少为外籍的政府官员或专家学者。自1961年起出版年刊，近年更出版香港研究系列，时有论述香港民间信仰的研究课题，是探讨香港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者所不容忽视的。又如一些日本的汉学家，他们的中国民间信仰学术研究，是从香港起步的或是以香港为重点的，曾多次在香港作过重要的田野调查。

上述两大类研究者，我们都把他们纳入“香港学者”的范畴。

至于“民间信仰”的界定，目前学术界理论方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的看法是应该采取一种相对的、模糊的但又可为众多信众和学者所能接受的界定，约有下列三点：

（一）信众但知所信仰的是什么，而对所信仰的对象应归属于哪一个正式宗教，或哪一个教派，并无清楚、固定或执著的认知。

（二）该信仰并无大规模或历史悠久且具一定哲学、神学理论体系相对完整的系统化经典。

（三）该信仰本身并没有一套相对完整而系统化的宗教仪式，所有科仪皆属借用别的宗教的，而且具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随意性。

举例说，我们不能因为过去历史上曾有代表官方的朝廷向关公、天后等民间信仰中的俗神致祭、赐封号等，就硬说这些也不能算是民间信仰了，因为他已经官方化了、儒家礼制化了。这种说法是不能服人的，因为信仰中国民间俗神的信众不会管这些。再举例说，香港非常流行的黄大仙信仰，本来也可以被纳入道教中的，但香港的信众不管道教不道教的，他们多半只承认自己是拜黄大仙的。又如教派问题，在香港，先天道、同善社和一贯道诸派已被纳入代表道教这个正式宗教的香港道教联合会，但香港的诸派及其信众在相当长的历史里仍有颇为强烈的为着社会生存而策略性地依附道教的心态表现，许多信众并不承认自己是道教徒，仍然保留一定程度的秘密宗教或教派色彩。

据此，下面我们将按历史事实，分为三个阶段、六大主题部分来论述，而每一部分又再按具有代表性学者所从事相关研究的时间点，先后加以述评并带出每个主题下的若干分题。所谓三个阶段，即第一，早期南来学人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第二，1950年代起外籍学者在香港所进行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第三，1980年后香港本土学者及旅港外籍学者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而六大主题则为俗神信仰研究、庙宇研究、民间教派研究、祭祀研究、民俗信仰研究和香港地区渔、农社会之族群信仰研究。

第一阶段的早期南来学人之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主要是指在1949年或之前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前辈学者，在中国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这个阶段主要的学者有：1935年夏接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的许地山，1949年移居香港的罗香林和饶宗颐等三位。许氏对佛教、道教和基督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港大约七年，著成了《扶箕迷信底研究》一书，开创了香港学者研究中国民俗信仰的先河。罗氏也长期关注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的某几个专题，像对女神碧霞元君和对真空教的研究，持续数十年，锲而不舍。其研究开创了后来的香港学者研究中国民间俗神信仰和民间教派的先河。饶氏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中国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其实并不太多，但其每一个研究都很有针对性，也能对一些专题作长期的研究，例如对敦煌本《老子想尔注》便前后研究了三十多年。因此，我们虽把他们列在第一阶段，但考虑到特别是罗、饶二位在研究时的持续发展，如罗氏的相关研究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而饶氏更至今仍健在，八九十年代更不时有相关论著发表，所以我们只能实事求是地在不同的阶段里予以恰当的论述。

第二阶段主要是指1950年代起至1970年代末（小部分延续至1980年代初）这一段时期的一大批外籍学者在香港进行中国民间信仰研究，这些人部分是当时西方著名学府的学者，部分是港英政府的官僚，大多具备人类学、社会学的学术背景。他们之间多数人都受过非常正统的西方高校高级学位的专业而系统的学术训练。但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没有受过汉学或中国传统学术的训练（这一点跟真正学贯中西的许地山、饶宗颐有很大的分别），许多甚至不能阅读中文文献，或不能详尽而准确地理解中文文献；少数只能讲一点粤语或方言，在研究的时候变得十分依赖中介人。当然，这阶段还有少数中文程度较佳的日本汉学家，如田仲一成，成绩斐然。这阶段所以有一大批外籍学者为主力，其原因有二：一、本土较年轻一代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学者尚未成长，而南来的前辈学者如罗香林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已渐豹隐（至1978年逝世），饶宗颐虽仍活跃于学术研究，但其间多年在新加坡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及欧洲等地访问、教学和研究，加上他本人的研究兴趣太过多元化，致以民间信仰研究论著不多；二、1950年代起至1970年代末，西方学者不容易进入中国大陆，只能以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平台。

第三个阶段是指1980年代至今的研究情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批不同学术背景的本土学者成长起来，而且日渐成熟，渐次成为香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主力。当然，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仍有许多旅港外籍学者以香港为研究基地，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