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解放话语”

在现代社会中，泛滥的文本将人们包围起来，堵塞了他们同客观世界的联系，因为人们主要是通过话语所构造的媒介景观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另一方面，话语又是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的，规定着特定领域所做陈述的类型，决定着真理的标准，界定着言说的内容和方式，充当着人们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框架。所以，话语体现着一种知识意志和权力意志，也正因为如此，语言成为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之间竞相争夺的符号资本。他们展开各种各样的话语斗争(discursive struggle)，以期将那些“浮动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固定到某些特殊的符号指向的构造(signifying configurations)中去。权力支配阶级经常操纵裹挟着意识形态意义的话语，通过“合意”(consent)而不是“强制”(coercion)的方式来隐蔽、稳定和持久地维护其统治地位和实施权力控制。所以，对浸润着意识形态和体现权力关系的话语的分析，就不仅仅是一个话语分析，还是一种政治分析。

诺曼·费尔克拉夫在《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一书的开篇即阐明了写作该书的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比较理论化，帮助纠正广泛存在的对语言在生产、维护和改变社会权力关系中的重要作用的低估。第二个目的比较实际，帮助强化人们对语言是如何服务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的意识，因为意识是走向解放的第一步。^[2]这些目的实际上再次重申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社会政治性介入(sociopolitical intervention)目标，那就是要改变社会中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不平等、不公正现象。实现的途径是首先对表征这些现象的威力强大的文本进行批评性分析，以揭示意识形态运行的隐秘机制和影响，干扰或打断意识形态话语的常识性和自然性，给不平等的权力体系带来冲击和危机，动摇现存的社会秩序，帮助人类从各种限制、暴力和导致歪曲交流的条件下解放出来，以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人类“解放的兴趣”(the emancipatory interest)。

所以，为了求得人类的解放，必须要有语言批评意识(critical language awareness)，以此来打破“语言的牢笼”。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某一支配阶级或群体所拥有的权力关系部分来自其对话语实践和话语次序的控制，话语次序是社会秩序在语言运用中的体现，而“自然化”和习惯化的话语规范是建构、巩固和再生产意识形态霸权和权力关系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或瓦解这种意识形态霸权和权力关系就必须干扰和打断既存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常识”性，使之“去自然化”和“陌生化”。为此，费尔克拉夫提出了一个“解放的话语”(emancipatory discourse)概念^[3]，以与支配性的话语规约相区分。“解放的话语”实际上是“获得权力”(empowerment)，其目的帮助那些通常被排除在某种特定话语类型，或某种特定话语类型里的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之外的人们来打破常规，改变现有的话语次序。这种改变并不是彻底的、根本性、另起炉灶的改变，而是“进入”(entering)到这些话语类型或主体位置。“获得权力”的威力不是直接的而是潜在的，它通过向人们展示现存的话语次序是可以改变的来帮助人们克服无力感，改变话语次序实际上就是要系统性地解构现有的秩序和重构新的秩序。例如，费尔克拉夫提出，可以让通常排除在撰写历史权力之外的人们，使用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或一种英语的非标准变体去书写一个边缘群体的历史。艾伦·卢克(Allan Luke)指出，为了各种解放的目标，批评性话语分析应关注以下领域:

1.未被诸种统治性制度所“书写”的各种少数群体的话语，各种散居异乡的群体的声音、各种文本与各种陈述;

2.新出现的，同各种统治性的教育话语相对立的、由初学者所产生的、关于杂交的认同的各种话语;

3.异质的地区性理解——费尔克劳的关于解释的各种状况——在这些地区性理解中，人类主体们集中地接受宣传广播，或集中性地接收各种统治性的文本与话语，并且用服务于他们的各种地区性的政治利益的诸种特殊方法来再解释、再利用与再述它们;

4.在面对面的各种制度的与人际的环境下，说话者们所采用的关于打断、抵抗，以及反话语的那些微观政治策略。^[4]

“解放的话语”启示着我们思考如何解构和重构既存的跨文化传播话语次序来消减跨文化话语偏见。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反话语”概念实际上是后殖民文化批评所使用的一种解构性和颠覆性策略。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具有杂糅性，主要综合借鉴了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利奥塔对宏大叙事质疑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既是一种话语批评理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它的使命就是要揭秘、解码和解构那些隐藏在文本中，看似自然的意识形态偏见，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种新的话语整合，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而重新整合话语，形成新认识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反话语”。“反话语”的概念与“解放的话语”颇有共通之处，但前者由于其本身具有的跨文化对话性质，对我们研究如何消减跨文化话语偏见更具借鉴意义。当然，跨文化偏见的消减不可能仅仅从消减话语偏见那里获得，还需要采取一些实际的、可见的具体措施。关于后者，跨文化传播学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减少偏见和歧视的建议和方法，这里我们就不做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