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跨文化话语偏见的消减:反话语策略(代结语)

如在《绪论》中所述，本书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群体间既存的偏见导致偏见语言的使用，反过来偏见语言的使用又巩固、维护和再生了偏见。然而，大量的偏见传播是微妙的，很难为人所觉察和测量。语言由于能够微妙地反映人类的思维结构，所以通过语言我们有可能窥探到群体间的偏见是如何得以间接地、隐蔽地和策略性地表达的。为了研究偏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笔者首先考察了偏见的含义、特点、形式、功能、成因，总结了跨文化传播中偏见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并指出了偏见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跨文化传播中的偏见进行研究，首先必须拓展对“偏见”的理解，不能仅仅只将偏见看作群体间的一种消极态度，还存在解释学意义上作为理解方式的偏见，其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并存;再者，对偏见成因的分析除了认知和动机两大主要原因以外，还应将偏见置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框架中进行考察。

在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和某些话语分析路径的偏见研究进行梳理和比较后，笔者认为，这些理论和方法虽然都对语言是如何微妙地反映、建构、维护和再生产偏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为了更好地研究跨文化话语偏见问题，笔者把目光投向批评性话语分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将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的社会分析结合起来，旨在捕获话语所生产和反映的意识形态意义，特别是那些人们习焉不察的偏见、歧视和对事实的歪曲，并解释它们存在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通过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核心思想、原则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归纳分析，笔者发现它十分适合于跨文化话语偏见的研究。

在众多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中，笔者选择了诺曼·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路径，并结合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语言范畴模式理论、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编码/解码理论、符号学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等)，在三个维度上对跨文化话语偏见进行了语言表达策略的分析(文本分析)、生产和理解过程的分析(话语分析)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分析(批评分析)。研究基本上回答了本文开始所提出的四个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一是语言可以通过各种策略(词汇、语法和篇章等)来间接、微妙和策略性地反映、建构和维护偏见;二是从话语实践过程的角度考察了话语偏见是如何在生产和理解的过程中产生的，指出话语偏见不仅与文本的生产者有关，还与接受者解读文本的方式有关;三是话语偏见的生产和理解过程，以及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还要受到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意识形态(例如东方主义)和权力关系(不平等的传播权力)，反过来它们又维护和巩固了既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是第四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如何消减跨文化话语偏见，从而促进偏见本身的消减?本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带有尝试性和探讨性。

本研究对偏见的研究是从语言入手的，那么如何消减话语偏见，以及偏见本身是如何从语言入手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强调社会对语言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对社会的反作用力。社会的变化反映在语言中，而语言的变化也可以促进社会的变迁。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外群体的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媒介生产和再生产的偏见话语的影响而形成的，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可以策略性地改变偏见话语和话语秩序来达到消减话语偏见，进而达到消减偏见本身的目的呢?其实，在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的拓展中，已有学者提出群体间语言偏见的产生不是一个超语境和不变的过程，而是要受到语境的制约。策略性地选择具体或抽象的语言来编码外群体的行为，可以改变内外群体之间的相互看法，从而起到或巩固、或疏远人际关系的作用。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具有改善群体间关系的能动性作用。^[1]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中诞生的一种文化批评话语的集合体。作为一种具有强烈解构性和颠覆性的文化政治批评理论，它关注的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话语霸权，旨在消减西方中心论和权威性，以建立一种东西方之间新型的对话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旨趣与批评性话语理论有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后殖民主义可以说是具有跨文化视野的，更为恢弘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因此，以批评性话语分析为基础，吸纳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某些策略如“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可以帮助我们在揭示跨文化话语偏见的表现形式、生成的机制以及在权力关系斗争中的作用之后，策略性地来消减话语偏见，从而达到跨文化对话和理解沟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