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平等、不平衡的传播权力与跨文化话语偏见

国家或文化间不平等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带来了它们之间不平等的传播权力，而不平等的传播权力又导致了它们之间不平等的话语权。萨义德在其杰作《东方主义》的开篇引用了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记，“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书中，萨义德在东西方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中对这句话作了进一步解释:

我对东方学文本的分析将重点放在这种作为表述的表述，而不是作为对东方的“自然”描写的表述上。这一点既非常显著地体现在所谓真实的文本(历史著作、语言分析、政治论文)之中。人们关注的是风格、修辞、置景、叙述技巧、历史社会背景，而不是表述的正确性，也不是其逼真性。表述的外在性总是为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所控制: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28]

那么东方为什么不能表述自己呢?西方能真实地表述东方吗?萨义德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直截了当，一针见血。他认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东方之所以不能表述自己是因为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然。至于表述的真实性，他相信:“将东方学视为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比将其视为关于东方的真实话语(这正是东方学学术研究所声称的)更有价值。”^[29]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拥有三个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以东方作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学科;二是将东方/西方的区分视作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思维方式;三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和统治的权力话语。这些含义带有明显的福柯“话语/权力/知识”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的烙印。东方主义是在东西方不平等力量模式下运用话语所生产出来的一套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以权力关系为前提，反过来又建构和维系着权力关系。作为在后现代思潮中兴起的一种批评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杂糅了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后学理论，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旧式殖民主义的军事入侵、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而是转向对帝国主义在文化层面的渗透和扩张的考察和批判。文化层面上的帝国主义扩张表现为:

一个“成文”(texting)、“文本化”(textualising)、“艺术化”(making into art)的过程，一个“形成某个供认识理解的对象”(making into an object to be understood)的过程(斯皮瓦克语)，是一个形成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过程(E.萨义德语)^[30]。

于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东方”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一个想象的、文本化了的东方。东方的一切，历史、地理、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传统等便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下通过话语过程而被建构成各种文本，进而形成一个知识系统，以便于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和统治。东方也不是一个行动和思想的主体，只是西方界定自己的“他者”形象，一个可被观察、凝视、言说、研究、评判、约束和管制的对象。一言以蔽之，“东方”是以“西方”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的，是一种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关系。这样，文本化的东方便与真实的东方本身没有太大关系了，“‘真正’的东方至多激发了作家的想象，但很少能控制其想象”。萨义德写道:

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语言本身是一高度系统化的编码体系，拥有许多用以表达、显现、交流信息和进行表述的手段，这一点几乎无需多加说明。至少是就书面语言而言，不存在直接的在场(presence)，只存在间接的在场(re-presence)或表述(representation)。因此，有关东方的书面论述的价值、效用、力量和所谓的真实性就很少依赖，也无法依赖，东方本身。相反，书面论述对读者之所以具有在场性是因为它将任何像“东方”这样真实的东西排除在外，使其位移，令其显得多余。因此，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31]

萨义德的这番言论可谓是对跨文化话语偏见进行的高屋建瓴、力透纸背的批评性分析。“东方化”了的东方是“哈哈镜”中的东方，是不真实和充满偏见的。它既可以代表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也可以沦入邪恶的渊薮，可憎和恐怖的地狱。而为了维护西方文化相对于东方文化的优势和支配地位，东方更多的是在东方主义话语的“魔镜”中不断地被西方刻板形象化，甚至是妖魔化，以彰显“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西方则是理性的、纯洁的、成熟的和正常的。不仅如此，西方还竭力使这种二元对立关系本质化、自然化和合法化。为此，后殖民文化批评所承担的使命就是要“‘揭秘’(de-mystify)、解码(decode)，即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看似自然的各种文本进行解构，揭示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种新的话语整合，形成一种新的认识”。^[32]由此可见，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就其实质上讲，可以说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和跨文化视野中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将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与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结合起来将更有助于我们考察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