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即不平等、不平衡的传播权力

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体现在当今世界跨文化/国际传播体系中就是不平衡、不合理和不平等的信息生产和流通结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势媒体凭借强大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主宰着当今世界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导致了信息生产、供给和流通的体系失衡，造成了信息从“信息富有国”向“信息贫穷国”单向流通的不平等结构。其主要特征是:

1.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力量的不平衡

传播力量建立在经济和技术实力的基础上。相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装备了大量现代化的新闻传播工具，建立起了非常发达的新闻传播事业。

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力量极不平衡。在全世界每天出版的报纸中，西方发达国家要占总发行量的70%，而拥有世界3/4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却只占30%。在全世界出版的书籍中，发达国家占73.5%，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6.5%，每百万人平均的书籍出版种数，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9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的电影绝对数量相差不大，但美、法、意、英、德5个国家占据了世界电影总出口量的80%～90%。发达国家拥有的电视机占全球份额的77%，电视发射系统的84%，而发展中国家只分别占23%和16%。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通信卫星，发达国家占90%。

在互联网领域里，全球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全球互联网业务中有90%在美国发起终结或通过;互联网81%的网页是英语的;互联网中访问量最大的网站终端中，有94个在美国境内。美国有一半的公民在家上网，而在阿拉伯国家、非洲和南亚网民不足总人口的1%，且主要是在网吧上网。^[19]

不平等的传播权力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还体现在发达国家内部。以美国为例，“二战”后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日益加剧，有影响的报纸逐渐被少数财团所兼并和掌控，90%以上的城市形成“一城一报”的现象，而广播电视则集中到ABC、CBS、NBC、FOX和CNN五大公司手中。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巨头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受众，甚至相当多的其他国家的受众能读到、看到和听到什么，影响和控制着他们头脑中对于他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利益甚至是国家主权等“现实”图景的建构。

2.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信息流量与流向的不平衡

不平衡的传播力量必然会导致信息流量和流向的不平衡。据估计，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流向非西方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100倍。现在，世界上有2/3的信息源来自只占世界人口1/7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大约80%来自西方的主要通讯社，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合众社。^[20]流量和流向的不平衡还表现在信息产品在贸易中的比例。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5%，但美国却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美国电视节目所占比例达60%～80%。美国的电影生产总量占世界电影生产量的6%～7%，但却占据了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一半以上。以美国好莱坞、迪斯尼为主导的影视娱乐体系也控制了世界75%的影视节目制作和生产。^[21]信息流量和流向不平衡所形成的“知识鸿沟”驱动着信息在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中不均衡的流动。

3.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语言与文化的不平衡

信息产品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语言来承载的，而语言又是特定文化的反映。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通过语言人们可以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然而，不同的语言所具有的这个特权的大小是不同的。强势语言具有较大的建构现实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来自它本身，其实质是强势文化的权力。一种语言成为国际间的通行语言也不是由其自身来决定，而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权力博弈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拉丁语、法语，东方的汉语，非洲的斯瓦西里语都曾在不同的区域里承担了这一角色，而在当今英语毫无疑问充当着国际“普通话”的角色。根据英国文化委员会“English 2000”的调查，全世界大约有3.5亿人以英语为母语;4.5亿人以英语为第二语言并能熟练使用;大约有70个国家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这些国家的人口总计为14亿。目前，全世界3/4的邮件用英文书写;全世界2/3的科学家能读英语;全球80%的电子信息用英语储存;到2000年，全世界将有10亿人学英语。^[22]

文化可以被定义为是“共享的意义或共享的概念图”，而语言就是对某种特定文化共享意义或概念图的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某种语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就意味着该语言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扩张和殖民，这被称之为语言主义(linguicism)，菲利普森将其定义为“意识形态、结构和实践被用来使以语言为基础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和资源(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不平等分配合法化、有效化和再生化”。^[23]因此，人们对英语作为语言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的担忧其实是对裹挟于其中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忧虑。加纳社会语言学家吉尔伯特·安斯里(Gilbert Ansre)对语言帝国主义的影响深表担忧:

当说某种语言的人们的思维和生活被另一种语言所控制到达某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认为，在处理更为高级的生活方面，如教育、哲学、文学、政府、司法体系等方面时，他们只能也应该只使用那种外语……语言帝国主义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扭曲着一个社会中地位甚至最为高贵者的思维、态度和志向，阻碍着他去欣赏和了解本土语言的全部潜能。^[24]

而当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插上因特网的翅膀后，其扩张和殖民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威力更大，正如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所言:“因特网上，英语的使用占绝对优势，这暗含着美国权力的延伸，这就好像只有美国的电子邮件地址不需国别码一样。因特网将美国用户标准化了。”^[25]标准化的恐怕不止是美国用户，标准化的还有英语话语霸权所推行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即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26]

所以，当英语在跨文化/国际传播中作为信息流通的主要载体时，英语国家所输出的文化产品(音乐、影视等)中就必然包含着该文化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进而也塑造和传播了该文化的强势形象。

4.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内容的不平衡

传播力量上的不平衡、信息流量和流向的不平衡，以及语言和文化的不平衡最后必定反映在内容的不平衡上。垄断是自由的天敌，而垄断又是跨文化/国际传播的最主要的特征。当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日益集中到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里的某几个大媒体手中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主宰了国际新闻传播秩序，“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变成了“一个世界，少数几个声音”。西方发达国家的四大通讯社(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和法新社)控制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新闻报道，其后果是严重阻挠，甚至是剥夺了世界各国，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充分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也妨碍和屏蔽了他们获取客观、公正信息的自由。在跨文化/国际传播中，他们不再强调在其国内新闻传播中所倡导的“社会责任理论”，而是打着信息自由流通的旗号，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通过设置国际事务中的议题，为受众构造他国或他文化形象，影响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以及被报道国家的国际形象、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或通过文化信息产品来输出他们的文化价值观。于是，在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中，焦点便往往锁定在战争、灾祸、动乱、政变和腐败等负面事件上，并按照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理解和编码，从而歪曲了事实、传播了偏见、制造了隔阂乃至煽动了仇恨、对抗和颠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0年发表的《多个声音，一个世界》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信息被扭曲，因为新闻报道参照的是某些国家特有的道德、文化或政治价值观，完全无视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指导新闻选择的标准或有意或无意地建立在跨国体系，以及创设该体系的那些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至上。^[27]

虽然也有西方学者辩称，报道负面新闻是由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和媒体的受众取向所决定的，在他们的国内报道中也莫不如此，但是他们忽略了国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的差异。在国内新闻传播中，受众可以将负面的新闻报道与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文化现实进行两相比照，从而可以相对容易地判断出报道是客观真实的，还是虚假捏造的。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很多人了解他文化的唯一途径，经由媒介所“制造的现实”如果不客观、不公正，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和扭曲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偏见就会在误解和误读中聚沙成塔，不断积淀发酵，并有可能导致各种歧视性甚至是敌对性行为。想想看，为什么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美国还有那么多的人对中国的理解还停留在小脚、小老婆等印象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西方人对“中国威胁论”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