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态

批评性话语分析从系统功能语法中借用的另一重要的语言分析工具是情态(modality)。情态系统表达人际功能，是“讲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28]例如，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说:The universe is limitless.(宇宙是无限的。)，也可以断然否定地说:The universe is not limitless.(宇宙不是无限的。)还可以模棱两可、不确定地说:The universe may be/is probably/is possibly/is sort of limitless.(宇宙可能是无限的。)

情态系统可以通过多种语言形式来表达，而不仅仅限于传统语法上的情态动词(如must，can，may，should等)。时态(如一般现在时经常表达对某个命题的绝对认可);副词(probably，possibly，obviously，definitely，likely，etc.)或其对应的形容词(如probable，possible etc.);人称代词(we/us，our/ours);闪烁其词(hedge)(如sort of，bit of，etc.);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等都可以表达情态意义。情态还可分为主观情态(subjective modality)和客观情态(objective modality)。主观情态是指主观明确地表达对某个命题的认可度，如I think/believe/guess/reckon/ suspect/doubt that the earth is flat.;在客观情态中(如The earth may be/is probably flat.)，对命题看法的视角不明，有可能是说话者将自己的看法泛化为普遍看法，或是说话者只是转达其他人或群体的看法。

费尔克拉夫认为，情态是话语中现实意指和社会关系显现的交接点，或用系统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交接点。^[29]语言的概念功能是指说话人使用语言，对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经验进行表达的功能。那么，人们如何去理解世界和整理经验呢?在批评性话语分析里，意识形态概念的意义比较宽泛，可以泛指人们理解世界，以及整理和归纳经验时所持有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就是人们要表达的语义内容，语言(语篇)则是表达的形式。在表达语义内容时，有很多语言形式可供选择，而选择哪一种语言形式又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对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目的的考量。因此，情态模式的选择便具有了意识形态意义。

情态还可以表达语言的人际元功能。人际功能具有表达说话者的地位、身份、态度、动机以及对事物推断的功能，它直接与态度、观点等密切相关，是一条展现意识形态作用的捷径。^[30]情态不仅反映了说话者对所说命题真实性的“亲近度”(degree of affinity)，还建构了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亲密度”(solidarity)或权力差异。首先，对命题的高亲近度蕴含着建立亲密关系的动机。例如:It is a fine day，isn't it?(天气很好，是吗?)说这话的人显然希望听话人认同他的看法，但重要的不在于此，而在于以此建立起某种关系。对命题的高亲近度往往与拥有较多的权力有关，而低亲近度与其说是对某种知识的不确定，还不如说是缺乏对知识的权力，因为权力决定什么是知识。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句话是否还可按福柯的思想译作“知识就是权力”?所以，说“The earth is sort of flat”(地球可能是平的。)的那个人很显然处于权力关系的弱势一方。如果某人拥有足够的权力，他甚至可以“指鹿为马”，说“The earth is flat”(地球是平的)。所以，处于权力关系优势的一方往往选择体现高度责任的情态模式(如you must，you should，it's necessary that□)，或高度可能性情态模式(如definitely，obviously，I'mcertain that□)，而权力弱势方则倾向选择体现倾向性的情态模式(如I'mkeen，I'mwilling，etc.)和低度可能性的情态模式(如sort of，bit of，perhaps，may，I guess，etc.)

批评性话语分析对于文本中的情态意义分析的目的在于:(1)弄清说话者对话语命题真实性所承担的责任的程度和对未来行为做出的承诺或承担的义务;(2)了解说话者对听话者和情景成分的态度，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和权力关系等。^[31]情态对于跨文化传播中的话语偏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一下情态转换(transformation of modality)是如何表达话语偏见的。简单来说，情态转换是指在高/低亲近度、主观/客观之间进行的情态变化。对一个命题的情态选择不仅反映着说话者对现实世界中的人、事件或行为的看法，还充满着意识形态和权力争斗，这一点在各种媒介话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媒介话语经常系统地将只不过是对一系列复杂、模糊和混乱事件的解释转换成“事实”，所采取的情态手段之一就是偏爱使用绝对情态(categorical modalities)、肯定和否定的断言，以及将某种视角的看法转变成普遍的看法的客观情态。为此，费尔克拉夫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1989年5月30日，北约峰会讨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北约在协商削减欧洲短程导弹的问题上应持何种立场?会议被多方认为是消除了或掩盖了分歧，但并没有什么定论，然而，以下三则报道的标题无一例外地使用了“绝对情态”:

NATO Summit Ends in Uneasy Compromise(Guardian)

“北约峰会以令人不安的妥协告终”(《卫报》)

Maggie's Nuclear Victory in the Battle of Brussels(Mail)

“玛吉在布鲁塞尔之战中赢得了核胜利”(《邮报》)

Bush Hails NATO Unity as Missiles Row Is Settled(Daily Telegraph)

“布什因导弹争端的解决为北约的团结喝彩”(《每日电信报》)

由此，费尔克拉夫总结道:“报纸往往提供有关真相的几种竞争性的(虽然往往是和谐的)说法，其中每个说法都基于下述含蓄而又不可辩解的断言，即事件可以被直接、明确地表述出来，观点可以得到普遍化。这一虚构观念巩固了媒介的意识形态作用:提供现实的形象和为现实提供范畴，确定和构成社会主体，在相当程度上致力于社会控制和社会再生产。”^[32]他的断言在布什政府为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而编织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言论中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