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及物性

语言的经验功能还可以通过小句(clause)中的动词(verb)、参与者(participants)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来再现和构造语言外部的经验世界。韩礼德认为，小句(clause)是人们使用语言进行交流最重要的单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将较低层次的语言单位(词和短语)与较高层次的语言单位(句子)联系起来。一个小句由一个动词和一组参与者所构成。参与者是指用以命名人和物的名词或名词词组，这些人和物在由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事件、过程和状态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小句对经验功能的再现在系统功能语法中经常被称之为及物性。及物性是表现经验功能的一种语义形式，涉及小句中的过程类型(types of process)和相关的参与者类型(types of participant)。系统功能语法中的及物性概念与传统语法中的及物性概念不同，后者是指某个动词是否具备带宾语的能力。但是将动词划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过于简单，不能准确区分动词的语义差异和小句(clause)意义的差异。例如:He hits her.(他打她。)He hurts her.(他伤害她。)和He hates her.(他恨她。)三句中，动词hit，hurt和hate都是及物动词，但是它们表达的意义、情感和关注的焦点各不相同。^[27]

韩礼德认为，及物性是再现现实世界的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在主观世界

和客观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并指明与各种过程相关联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情景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过程”、“参与者”和“情景”是语义范畴(semantic categories)，用来解释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是如何通过语言结构得到再现和范畴化的。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The lion chased the tourist lazily through the bush.

(那头狮子穿过灌木丛懒散地追逐着游客。)

根据以上语义范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系统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种不同的过程(process):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下面通过列表方式简要说明这六种过程的定义、构成和例句。

如前文所述，语言范畴模式理论和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理论认为，人们在运用不同具体—抽象度的词汇来描述人、物或行为时，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暗指了不同的责任归因、反映了对外群体的偏见态度并维系了对他们的刻板形象。然而，两个都冠之以“语言”的理论只不过是讨论词汇的用法，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严格地说只能称之为群体间“词汇”偏见理论，其实群体间的偏见话语还可以通过语法来表达。

现实世界中的同一事件可以通过及物系统中的不同类型的过程来再现和构造，或者使用同一过程但改变参与者的位置，以主动语态或被动语态的形式来再现。然而，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所表达的意义并非完全一致，对其选择包含着多种动机:是凸显还是弱化动作的实施者?是明确还是转移，甚至是隐藏事件的责任归因?这些因素决定着是使用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试比较下列各句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1)The police shot 100 demonstrators.(物质过程)

(2)100 demonstrators were shot by the police.(物质过程/被动语态)

(3)100 demonstrators were shot.(物质过程/被动语态/施动者省略)

(4)100 demonstrators were dead.(关系过程)

(1)和(2)都用物质过程来报道事件，一个用主动语态，一个用被动语态，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在(1)中，police置于句首，表明作为行为者，他们要为枪杀行为负责;(2)采用被动语态将police置后，弱化了其责任。(3)在(2)的基础上，删掉了police进一步模糊了行为者;到了(4)则用关系过程来报道，告诉读者的仅仅是一种状态而已，police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是示威者相互冲突致死的?还是警察枪杀的?还是其他的?不得而知。

及物性还有一种变体形式——“名词化”(nominalization)。名词化是将某个过程(process)压缩转换成名词或复合名词(compound noun)，这种转换往往会导致某些成分的缺失，如时态、情态、施动者或受动者，将具体的过程或活动转化成抽象的状态或物体，从而起到模糊归因、掩盖责任人的作用。我们用在《绪论》中引用过的两个句子来说明:

(1)The club president will expel any member from the club who has been absent from meetings more than three times.

(直译:俱乐部主席将把任何缺会三次以上的会员驱逐出俱乐部。)

(2)Being absent from meetings more than three times means automatic expulsion.

(直译:缺会三次以上意味着自动驱逐。)

很显然，相对于句(1)，句(2)掩盖了做出驱逐行为决定的责任人。

由此可见，使用语言去表征人、事物、行为或关系时，实际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但是选择哪一种过程，如何安排参与者的位置、时空环境等便与认知、动机、意识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与批评性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系统，以及通过文本分析来揭示语篇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的旨趣是相一致的。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的不同，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同一事件或行为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并采用不同类型过程的语言结构表达出来，这样往往就会产生话语偏见。

新闻报道的标题通常是用一个句子(或省略的句子)来表达，所以比较适合用及物性来分析。标题是新闻报道的“眼睛”。一方面，从编辑角度来看，新闻标题浓缩了新闻内容，反映了新闻报道的主题、观点和立场;另一方面，从认知角度来看，标题还引导着受众阅读和理解的方式。所以，传播媒介在制作新闻标题时，往往会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这里，笔者考察了2009年7月5日至10月16日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对新疆“7·5”事件的报道，该时间段基本上涵盖了事件的爆发、反复、趋稳、波动(针刺事件)、判决(首批)。之所以选择这两家报纸是因为它们在各自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基本上可以代表西方的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的思想意识。并且，两报在新闻报道中所秉承和坚持的新闻“客观性”原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客观”中的“不客观”——偏见是如何微妙表达的极好视角。

笔者以“Xinjiang”为检索词在《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网站上进行检索，然后将所收集到的全文报道进行通读，剔除与新疆“7·5”事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报道。经过多次核对之后，在《纽约时报》上共搜集到57篇有关新疆“7·5”事件的文字报道;在《泰晤士报》上搜集到28篇。文本总量为85篇，从报道量来看，《纽约时报》几乎是《泰晤士报》的两倍。这些报道包括消息、特写、评论等。

在对这些报道的标题进行及物性分析后，笔者发现在《纽约时报》关于新疆“7·5”事件的57篇报道的标题中，采用物质过程的有38篇，约占总篇数的67%;关系过程的有5篇，约占总篇数的9%;言语过程有5篇，也约占9%;其他9篇(其他是指标题采用短语形式或难以归类的形式)，约占15%。在《泰晤士报》的28篇报道中，采用物质过程的有22篇，约占总篇数的79%;关系过程2篇，约占7%;存在过程1篇，约占4%;其他3篇，约占10%。

在这些选择物质过程作为标题的报道中，以中国(或北京、中国人、中国领导人、中国军警)为施动者的，在《纽约时报》中有20篇，占总报道篇数的35%。这些标题见下表:

在《泰晤士报》采用物质过程制作的标题中，以中国(或中国军队、警察、汉族暴徒)作为施动者的有6篇，占总报道篇数的21%。这些标题见下表:

如前文所述，一个(英语)句子的起始单词或短语具有认知显著性，能够很容易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并激活他们头脑中的施动者—受动者(agent-patient)认知图式，从而有意识地将事件归因导向特定群体。两报大量使用中国、中国军队、警察、中国领导人等作为施动者，凸显了中国政府在这次骚乱中的主导地位，他们“镇压”、“封锁”、“指责”、“宣判”……而骚乱者和犯罪者很少作为施动者。通过语法手段，这些报道被架构(framed)成“中国对维族”的镇压和种族冲突。在这些以物质过程表示的标题中，有的还通过变化位置来模糊归因，转嫁责任。例如:

China Locks Down Restive Region after Deadly Clashes(7/7)(The New York Times，July 7，2009)

(直译:中国封锁了不安定地区在致命冲突发生后。)

Riot police Battle protesters as China's Uighur Crisis Escalates(7/7)(The Times，July 7，2009)

(直译:防暴警察与抗议者冲突使中国的维吾尔危机加剧。)

在第一句中，正常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在致命冲突发生后，中国封锁了不安定地区”，标题通过变换位置弱化了因果关系，强化了中国对不安定地区的封锁行为。在第二句中，将“防暴警察与抗议者冲突”置于句首，使之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同时凸显了防暴警察的施动者角色，强化了他们的责任归因，而事件的真正原因“危机加剧”则被弱化了。两报的立场和态度，以及内在的意识形态偏见便由以上语言策略非常隐蔽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