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喻

简单来说，隐喻(metaphor)是用一种事物去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乔治·雷科夫(George Lake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指出:“作为我们思考和行动依据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隐喻性(metaphorical)的。”^[17]隐喻性的概念系统规定着人们如何去感知、思考和行动。但是，概念系统本身人们是意识不到的，它主要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反之，人们也可以通过语言特征来窥探日常概念系统的隐喻性质。雷科夫和约翰逊以概念“Argument”(辩论、争辩)、概念性隐喻“Argument is war.”(辩论是战争。)，以及其各种不同的语言(英语)表达形式，来说明概念(concept)和概念性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语言证据(linguistic evidence)之间的关系。^[18]

ARGUMENT ISWAR.(争辩是战争。)

(1)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你的主张无可辩驳。(无法防御)

(2)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他攻击我的论据中的每一个弱点。

(3)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他的批评正中要害。(正中靶子)

(4)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我推翻了他的观点。

(5)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我从来没有赢过与他的辩论。

(6)You disagree?Okay，shoot!你不同意?那好吧，批吧!(射击吧!)

(7)If you use that strategy，he'll wipe you out.如果你用那种策略，他将刷掉你。(消灭)

(8)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s.他否定我所有的观点。(射落)

就其本质来讲，argument和war是两种不同的事物，表现为言语交往和武装冲突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由于两者都具有争斗的性质，于是argument就可以通过war而得以组织、理解、实施和谈论，从而产生大量的隐喻性语言表达。需要指出的是，隐喻性概念和隐喻性表达是要受到文化制约的。如果在另外一种文化中，argument被视为dance(跳舞)，那么其语言表达形式肯定大不相同。由此可见，探究话语中的概念、概念性隐喻的语言表达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话语生产者对人、事物和事件的看法，而这往往又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

范·迪克曾考察了荷兰报纸对进入荷兰的泰米尔人报道的标题和引语中所使用的词语。他发现在描述移民和难民(概念)时，存在着一个大量涌入的“水”的概念性隐喻，具体语言表现为在与“水流”意义相关的词汇域里进行不同的词汇选择:stream(川流不息)、wave(浪潮)、flood(洪水)，tide(潮流)等。并且，这些词汇本身所具有的特征通过关联性而发生转换，即移民和难民洪水般涌入，哪怕是在某个时间段里移民或难民的人数很少，这些词语依然在使用。例如:

(1)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数千泰米尔难民洪水般地涌入西欧。(Vrije Volk，1984年12月5日)

(2)很难容纳川流不息的泰米尔人。(Volkskrant，1985年1月22日)

(3)泰米尔潮流带来紧急情况。(Vrije Volk，1985年3月20日)

(4)联邦警察开始调查泰米尔人的入侵。(Telegraaf，1985年3月)^[19]

这些隐喻性词语含义丰富，隐含着对移民和难民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汹涌而入的移民和难民失去了人性，演变成自然灾害。而“入侵”(invasion)这个军事比喻的使用则不仅表明数量巨大，还暗示着外国人的敌视、占领和掠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免受其害，堵住这股浪潮就势在必行，于是宣布紧急状态，警察开始介入。这种隐喻性结构不仅是源源不断的话语偏见的生产框架，也成为影响人们理解和解释这些话语的框架。

对文本中的隐喻进行系统的批评性分析的是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他所提出的“批评性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理论，旨在综合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语料库分析、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隐喻。^[20]在《批评性隐喻分析之语料库研究方法》中，他指出隐喻具有激发情感和影响判断的语篇功能。为了论证该观点，他从政治、新闻报道和宗教等领域里筛选相关语篇来建立语料库。在对语料库里的语篇进行系统研究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分析隐喻的语篇模型。(见下图)

(该图源自:纪玉华，陈燕的《批评话语分析的新方法:批评隐喻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语篇中的隐喻选择是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两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个人资源包括个人的思想、情感、体验、对特定语境中意义的理解及其语义知识的掌握等;社会资源主要指意识形态(如政治观、宗教观等)、文化及历史记忆等。

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对语篇中隐喻的分析必须将语义、语用和认知综合起来考察。其中，查特里斯-布莱克特别强调隐喻的语用分析，主张从意识形态和修辞两方面来探讨隐喻的语用特征。一方面，隐喻用于劝导时表达了作者的评价，因而具有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从修辞角度来看，隐喻的使用是一种言语行为，不但有激起情感的潜势，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认识。作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批评性隐喻分析的目标与前者一致。批评性话语分析是要揭示语篇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和权力关系，批评性隐喻分析认为“社会上一些很动人的说法已经变成程式化的隐喻，并出现在媒体和学术话语中，成为一系列隐秘观念(意识形态)的言语证据，因此，这些常规隐喻对于研究意识形态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21]所以，对隐喻进行批评性分析不仅能够揭示话语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刻板成见、偏见歧视等，还能进一步解释语言、思维和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与诺曼·费尔克拉夫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框架相似，对隐喻的批评性分析也可分为三个步骤:(1)收集并分析语料(文本和会话)中的隐喻特征;(2)概括出其所代表的概念隐喻;(3)分析影响或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的思维模式。具体说来，首先对文本进行描述(description)以确定概念意义，辨识文本中存在的隐喻;隐喻的阐释(interpretation)是对人际意义的分析，考察通过隐喻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隐喻的解释(explanation)是对语篇意义的分析，即分析隐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隐喻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相关性。

批评性隐喻分析对跨文化传播的话语偏见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偏见往往以隐喻的方式微妙地表达出来，为人所不察。通过对文本中的暗喻的发掘和描述、对其生成和理解过程的阐释以及与社会语境之间关系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洞察隐喻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

纪玉华等运用批评性隐喻分析对英美政客在跨文化语境中所做的演讲里出现的隐喻进行了分析。^[22]他们按照不同的跨文化语境、演讲人和对象建立了若干个演讲语料库:英美政客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演讲库(W-W);英美政客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演讲库(W-E);在此基础上，再细分为英国、美国乃至以演讲者为单位的专题语料库。之后，按照批评性隐喻分析的方法和步骤，他们对语料库中演讲者所使用的隐喻进行了识别和分类。冲突类隐喻由fight，battle，defeat，destroy，kill，victory等关键词构成;建筑类隐喻由build，rebuild，house，foundation，pillar，window，room等关键词构成;旅行类隐喻由journey，travel，road，path，bridge，milestone等关键词构成;植物类隐喻由tree，flower，fruit，nourish，flourish，bloom，root等关键词构成。研究发现，隐喻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与演讲的跨文化语境和政治动机密切相关。隐喻不仅表达了演讲者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方面，其直接或间接评价义和劝导力还对听众情感、观念及听众对演讲者的印象都产生重要的影响。他们还对选择不同类型隐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英美政客在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常常强调国家和区域的安全、捍卫现行制度等，用大量的冲突类隐喻有利于提升听众的警觉和忧患意识。而在英美政客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跨文化交际时，他们的政治动机是劝导听众改变现行体制，树立自己国家的榜样和良友形象。植物类隐喻含有明显的积极评价义，运用大量的植物类隐喻，可使听众感到种植、生长和收获的关系性以及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的渐进性和可预测性;旅行类隐喻的使用有利于加强演讲者对听众的亲和力以及“选准道路，携手并进”的认同感……建筑类隐喻带有明显的积极联想义，表达人类渴望成功、向往美好的心理，常用来强调某项政治或经济政策的合理性、稳固性和永久性。总体来看，英美政客在其跨文化语境中使用的隐喻类型和数量往往与国际形势发展和西方政治意图有密切的关系。^[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