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是说话的动物，通过说话与他人分享交流的意义和交流的自由，但话一出口就存在因话语偏见而“伤人”的危险，这是一件让人类沮丧的事情。于是，思想家们一直在尝试解构各式各样的话语偏见，如种族主义话语偏见、民族中心主义话语偏见、男权中心主义话语偏见、群体间话语偏见等。熊伟君博采众家之说而又另辟蹊径，在跨文化传播层面综合性地解析了跨文化语境中的话语偏见及其消解之道，形成了这部颇具创见的学术著作。对于处在多元文化互动时代而又深陷话语偏见困扰的人们来说，可以从这里获得某种可贵的启示。

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以我的理解，“家”(haus)的比喻暗示了语言的悖论:它既澄明又遮蔽了存在，既显示又隐蔽了人的存在及其文化，表现出交流与不可交流的矛盾。语言既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关系，又外化为人的语言规则、言语代码、交流方式等方面。这一方面意味着语言显示了无限可扩展的交流空间，或者说任何一种完备的语言所共有的语言能力或言语潜力，这使得一种语言能够翻译和解释其他语言中的任何一种表述，达成意义的分享;另一方面，语言的现实空间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关系所决定，由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就难免发生意义的遮蔽。语言这种既“显”且“隐”的矛盾性表现的是人的矛盾性，人渴望交流与理解，生活在语言与言说的世界里，同时又把语言变成包裹自己的工具，使语言成为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权力竞争的空间，不再是反映客观世界和内心思想的透明的媒介^[1]。话语作为使用中的语言很典型地表现着语言的悖论，由文化身份、意识形态、权力竞争等因素产生的偏见运行在日常语言之中，形成语言偏见，而语言偏见又反过来维护、再生着偏见，使偏见“脱口而出”，变得自然化、习惯化。人若要超越偏见，进入交流的自由之境，就必须面对这种如影随形的语言悖论。

事实上，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难以摆脱这种语言悖论的束缚。以作者在书中提到的英国作家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为例，这位周游世界的诗人感悟到隐含在日常话语中的“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表达了超越互为他者、互相敌视的良好愿望:“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同意，/所有善良的人都说，/所有像我们一样的好人是‘我们’/其余的人们是‘他们’;/然而一旦你们穿洋越海，/而不是在路的那一边，/就不会再把‘我们’看作仅仅/是一群某种‘他们’!”可是，“我们与他们”的诗意表述只不过再现了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的西方式认知，这样一来，殖民者的优越感还是镶嵌在他的一些文学性的话语之中，如“他像东方人一样说谎”(He could lie like an Oriental，小说《吉姆》)、殖民地的人民通常是一半是恶魔一半是孩子(half-devil and half-child，诗歌《白人的负担》)。

就如同纸是包不住火的，语言也是包不住偏见的。社会心理学家对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的不断验证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刺激既反映了又影响和引起了交流参与者的思维和认知内容，一个人不管如何深谙语言技巧，懂得用语言去掩饰自己的偏见，但是，语言还是会把潜藏在心灵深处的偏见显露无遗。比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语从某些人口中说出来: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认为要尊重我们之间的差异权;我对黑人没有偏见，但的确很多犯罪事件与他们相关;我并不认为伊斯兰教是恐怖宗教，但那些信徒确实参与了恐怖活动。这类话语极尽掩饰之技巧，但话语结构还是把说话者的意识形态和偏见显示在每一个听者面前。正是因为语言的这一特点，才构成了我们研究语言偏见的可能性。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就发现了存在于群体间交往中的语言偏见现象，根据他的观点，语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们的思维结构，特别是在内群体对待外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语言中看到内群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或对内群体的偏爱^[2]。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妮·马斯(Maass，Salvi，Arcuri＆Semin，1989)等人循此提出群体间语言偏见(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理论^[3]，认为在群体间交往的语境下，当遇到与关涉内-外群体的预设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语言的使用体现着刻板印象的痕迹。当描述一个内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时，人们往往使用更为抽象的语言;而当提起内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或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行为时，人们则使用更加具体的语言。这一理论把研究语言偏见的可能性变成了可操作的心理学方案，即在群体间交往的语境下，测量认知他者、传播刻板印象的心理过程与信息的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见解:群体间既存的偏见导致了偏见语言的使用，反过来，偏见语言的使用又巩固和维护了既存的偏见。熊伟君通过细密的梳理，完整地把握了这一理论的思维框架，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不足，如局限于词汇的具体-抽象度来表征群体间语言偏见，不能结合文本的整体结构、具体语境、传受双方的身份、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因素分析;对语言偏见产生的原因解释不足，未能触及更为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特别是未能考虑到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对语言偏见的影响;注意到了不同的语言偏见形式对接受者认知的影响，但忽略了接受者的批判性解读。这种理论反思意味着群体间语言偏见研究的跨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抽象程度转向跨文化交流语境，更深入地揭示话语(作为使用中的语言)是如何微妙地表达偏见的。相应地，心理学分析路径换成了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即以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三维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着眼于文本分析(语言形式特征分析)、话语分析(生产和接受过程分析)、批评分析(社会文化语境分析)，从而揭示隐蔽性的语言策略所表现出来的偏见。显然，这种转换将构成对群体间语言偏见理论的有益补充。

顺着这种研究路径，作者让我们感知到，在文本分析层面，语言可以通过各种策略(词汇、语法、篇章等)间接、微妙和策略地反映、建构和维护偏见;在话语的生产与接受的实践层面，话语偏见不仅与文本的生产者有关，还与接受者解读文本的方式有关;在社会文化语境层面，话语偏见的生产与理解过程，以及文本的语言形式特征还受到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意识形态(如东方主义)和权力关系(不平等的传播权力，反过来它们又维护和巩固了既存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这些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的话语实践常常为权力关系所架构，人们很难拥有产生互惠性理解的对话机会，当这种情况持续发生的时候，某些弱势的语言群体要么因发现自己原有的身份被社会所贬低，而使对话偏向消极效应(如偏见、不信任和冲突)，要么被强势语言群体所支配而丧失自我语言的表达能力。这就是我们常常担忧的话语权的丧失，既失去对话能力，又失去说话能力。

面对人的语言困境，作者基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试图从语言对社会的反作用力上做文章，以寻求策略性改变。他导入费尔克拉夫的“解放的话语”(emancipatory discourse)概念，即干扰和打断既存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常识”性，打破常规，改变现有的话语秩序，使之“去自然化”(denaturalized)和“陌生化”(defamiliarized)。以本人的观察，这其实是有成功的先例的，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印第安原住民的信息化游击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那里的人们用语言改变命运，将自己化为了一个叫做“萨帕提斯塔(Zapatista)”的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着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控诉、对生存权利的渴望、对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的诉求——他们称这个符号是为全世界的边缘群体所共同创建的，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人都是萨帕提斯塔，他们由此建构了印第安人的身份认同，而且把它扩展为全世界边缘群体的身份认同。更使人瞩目的是，他们并不仅仅局限于守住印第安文化或玛雅文化，而是形成了改变生存处境的积极的沟通策略^[4]:“我们必须要说话，而且要让别人听到。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别人会替我们说，谎言就会不由自主地从他们的嘴巴里说出来。必须找到说我们自己的话的途径，说给那些想听的人。”他们通过这种策略冲破了英语的牢笼，部分突破了“被英语说”的格局，同时也解放了自身被方言分割的语言空间，使之成为内群体沟通和群体间沟通的力量。这其实就是后殖民主义的“反话语”策略，即发展文本策略，寻找对话空间，消耗主流话语的偏见，找回自己遗失的说话能力。

当然，每一种理论建构都会存在自身的偏向与缺失，这本书也不例外。作者所依赖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强调反思语言使用中的社会不平等，认为语言使用具有建构性、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受到历史、社会、权力、意识形态的影响，试图解释语言偏见生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这使得作者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反思，忽略了对语言偏见的心理学分析成果的吸收与转化，这样一来，对语言偏见的分析常常停留于抽象的层面，难以形成面向事实本身、面向语言意识本身的现象直观。一般说来，理论的姿态就是“全神贯注地看”，实际上，所有的科学方法都是在创造一种看的方式，虽然各种看的方式难免相互矛盾，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偏向一隅，而是要解放看的方式，创造新的方法。如果作者能给批评性话语分析注入现象直观的内容，更多地关注日常话语实践的案例而非偏重于政治性话语实践，也许能为话语偏见的跨文化分析打开更广阔的理论视野。

熊伟君乃仁厚君子，身处权力纷争、偏见丛生的世界，心忧文化冲突、权力宰制，向往理解与沟通、信任与合作的跨文化理想，为此而沉潜于跨文化传播领域，心无旁骛，殚精竭虑，深造而自得之，实现了为人与为学的合一，为学界诸君所称道。作为他的朋友，我真诚地祝福他永葆学人本色，乘着跨文化理想的翅膀，跃上学术新高度。

是为序。

单波

2011年盛夏于珞珈山

【注释】

[1]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

[2]Allport，G.W.The Nature of Prejudice.Reading，MA:Addison-Wesley.1954．

[3]Maass，Anne，and Daniela Salvi.“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Vol.57，No.6，1989．

[4]参见(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二版)，曹荣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