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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口头文学在讲述流传中，因人而异，因时不同，因地而变，形成了民间文学最具个性也最具魅力的特色。这就是民间文学的变异性。变异性是民间文学最生动、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作家书面文学不可逾越、无法攀比、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本性。变异性使民间文学具备了与作家文学相提并论、不分轩轾的属性，是民间文学获得独特审美品格、独具社会文化价值的本质。

所谓变异性，其表现是一个口头文学作品具有多种体裁载体又具有多种讲述方式和多种讲述“版本”，即有多种异文；这种一作多“本”的现象，就是民间文学的变异性。对异文及其揭示的变异本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人民的口头创作和民间文学的深刻实质。

变异的民间文学，其各种异文均围绕同一个故事（或人物、事件、主题），或大同小异，或大异小同，或前缀，或后续，或旁出，或另叙，或新编……各种异文，均能独自成篇，均可独自传播，集合起来，洋洋大观，成一本民间文学的“大书”，也是一部民间文化的“天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深不可测的奥秘。

本文从中国民间著名的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入手，以蠡测海，一睹民间文学变异性的奥妙。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这个传说最早见于宋代张津所著浙江省宁波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其文曰：“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引者注：指鄞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这段记述表明，梁祝传说在宋以前就颇有规模，并有庙祝民俗相配；又，《十道四蕃志》乃初唐李哲（唐中宗）时代人物梁载言所著。宋人所见唐人文字已有梁祝故事，又可推论梁祝传说还可前推至唐代。

至明代，记载又多。明徐树丕《识小录》云：“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会稽异闻》已不可考，《金楼子》为南北朝梁文帝所作，这又把梁祝故事的流传时间推向了距晋不远。明黄润玉《宁波府简要志》在记叙“义妇冢”时有句：“东晋丞相谢安奏封为‘义妇冢’。”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七有“梁山伯访友”条，引晚唐张读所著《宣室志》亦云：“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直把梁祝故事记为晋代即有。如此说来，这个故事传至今天，已有1600余年。

以上早期梁祝故事，主要包括了以下情节：1.梁祝二人同学三年，祝英台女扮男装，梁不知祝为女，质朴非常；2.梁祝生前未配，死后同冢。这两种情节或故事，在此之际都别有记载、另有讲述，如元朝时《华山畿》故事，“事与祝英台同”；北朝时《木兰诗》则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梁祝把这两种传奇融为一体，主题归为爱情，产生了神奇和传奇的效果。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中通行的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婚姻上则要的是媒妁之言，多见殉葬、殉节乃至冥婚，少有殉情的自由的悲剧；所以，梁祝一出，不断流传演变，历久弥新，成一大作、名作。初步统计，梁祝故事迄今所见，已记录叙事体异文数百篇、韵体歌谣百余篇，说唱百余种，戏曲60余种，流传地区广布至中国大陆的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汉族、少数民族中和东亚、东南亚诸国。梁祝传说的情节也由两个母题、单元或要素，发展成难以计数的、迄今未有穷尽仍在衍生的壮阔图景。例如，从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同窗攻读，就生发出了伪装游学、与嫂嫂盟誓、思兄、逃婚、抗婚、草桥结拜、十八相送、英台巧掩女儿身等；由合葬情节生发了被嫁马氏、劝婚骂媒、楼台会、吊孝哭灵、祭坟、化蝶等诸多故事。一棵稚嫩的情节小苗，长成了枝繁叶茂的传说大树。

梁祝传说的变异又可以分为体裁或形式变异和同体裁不同异文的变异两种。前者指的是梁祝故事有传说、歌谣、说唱、戏曲等多种体裁样式，虽情节上还各自有别，但主要是体裁的差异；后者指同是梁祝故事，传说不一，众口纷纭，说法多样，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与另一个人的讲述完全重合，相反，每一个人每一种讲述都在或增或删，或完全另起炉灶。在同一种体裁内考察各种不同的异文，是解开变异奥秘的必经之路，故本文着眼于口头传说的种种异文。

梁祝口头传说是沿着两个路向发生异变或裂变的。一个是文学方向，一个是文化方向。

首先看文学方向。文学方向是由传说的口头文学性质规定或决定的。民间文学作品能否经久流传和广泛传播，有两种情况：一是取决于这部作品在民族文化仪式中的作用和这个仪式是否在生活中长久与广泛地传承；二是取决于这部作品是否有触及人类心灵深处审美渴求的内核。梁祝传说属于后者。梁祝在广阔的时空里传承和蔓延，主要原因就是它的“传奇性”以及这种传奇引发出的人们的审美好奇、审美趣味、审美愿望、审美理想。其中的传奇要素，最重要的是女扮男装及其引发的男女感情、爱情和爱情毁灭的悲剧。这个“传奇”审美内核，引发了人们无限丰富的想象，激发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好奇心、同情心和共鸣，被人们一代代地传诵、传承。口头文学、口头传播的一个根本特性即口语因人而异的不确定性，每个讲述者对另一人讲述的再现，都不可能像文字作品那样一字不差，所以，口头文学的变异是与生俱来的，真正是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讲述者都会在他的即兴讲述中，加入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演绎、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语言风格等等。所以，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往往就会因此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令人百听不厌、百传不烦。梁祝是属于能吸引民间讲述家倾注兴趣、情感和技巧的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它情节曲折，饱含喜剧趣味，又有悲剧的震撼人心的力度、强度和张力，给讲述者留有无限丰富的想象与创造的空间，故能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记得我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经验时说过，他的写作诀窍，在于他能把一个事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和各种可能都尽量想到，并把它们组合起来成一小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创作经验，并且通常只有少数大家才具备这种想象预设和构思的天才。文学家成就的高低，就是由他对所掌握的素材开掘的广度和深度来决定的。有趣的是，民间文学是口口相传，众人添柴式地创作与传播，是有多种异文和变体的集合式作品。各种异文汇集一起，就包容着这个素材所能指向的各种情节可能，人物命运的种种变化，事件结局的种种结果。与作家文学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作家文学（如小说）中情节、人物、结局只能沿着一个“合理”的命运逻辑发展，而民间文学都是发散式发展，可以是完全矛盾、完全冲突的发展，也可以是一个方向永无止境的发展，这种容量，这种涵括，使得民间文学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和审美趣味，又有深刻厚重的文化价值，成为人类精神财富中价值连城的珍宝。

比如梁祝传说，从“二人少曾同学，比及三年，梁山伯初不知英台为女也”就生发出无限生动曲折的讲述。最初是按照文学讲述基本框架，把它完善成一个完整、合理的故事。于是在基本的流传中，出现了这样的讲述：古时有一个姑娘叫祝英台，生性聪明喜欢读书，由于女人不得外出读书，就向其父提出女扮男装，外出求学，其父溺爱有加，只好同意；祝英台求学路遇梁山伯，两人结拜故二人又同学、同桌、同床。祝英台用种种手段掩饰自己的女性特征和女人真相。祝英台因故中断学业，二人相别，十八相送，祝暗示自己的女性身份，用尽种种比喻，终未得揭秘。围绕这个叙述，在每一个细节都有不同的异文或不同的讲述。其中关于祝英台如何掩饰自己的女儿身，就可以汇集几十种不同的故事。其中事涉：祝英台如何掩饰自己耳朵上的耳环孔，如何遮蔽自己的女性形体，如何解决如厕问题，如何解决与梁山伯同床却未被梁山伯识破问题，如何解决日常生活中女性与男性的种种差异，等等。⁽¹⁾在这些讲述中，每一个情节和细节的增加，都丰富着这个传说，使之更加神奇有趣、更加丰满、又更有生活气息，充盈着浓郁的喜剧气氛。

由“义妇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演化出的故事是梁祝爱情与父母之命婚姻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这里不仅有祝父将英台许配马文才，还有英台的反抗、梁山伯的恍然大悟、楼台会、梁山伯的病故、祝英台的出嫁、祭墓、裂坟、二人合墓、化蝶等等。矛盾冲突发生转折性发展，情节由喜剧转入悲剧，悲剧的浪潮层层推进，气氛越来越紧张，扣人心弦，直至高潮。化蝶可以看作是一个异文式的插入，但它把中国人对这个事件的道德态度、伦理理想和审美愿望以浪漫的手法呈现出来，使这个民间传说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画龙点睛式的神来之笔。这些讲述，大多是沿着情节合理化方向延伸，集合着众人智慧，在变异中把喜剧和悲剧的因素均开掘到极致并形成大反差、大对比、大转折，所谓大喜大悲，从而到达完美化、经典化、不朽化的境界。

口头文学的奥妙还在于，文学情节、故事、人物、情感是多元的。口头讲述可以满足人们对多种可能的欲求。所以有人讲述梁祝是天神下凡，命中有此一段机缘。有人说，梁祝并未死而合葬，而是祝英台之兄为成全梁祝姻缘，对马家和祝父设了一个计谋，骗过他们，以后二人择地隐居了。也有人说马文才也同归于尽，并且或上天庭，或下地府去神鬼世界状告梁祝，最后是自讨没趣。如此一来，在目前所见的梁祝异文中，几乎是各种细节、情节无不具备，并且无不各有妙处。在书面文学中，作家对情节发展、人物命运的处理通常只能有一种选择，这是唯一的选择。在深层看，作家的这种选择符合人生的命运，因为人生只有一种选择。在书面文学结尾的地方，作家往往采取戛然而止的方法，留下情节发展的各种可能性，让读者去回味，去想象，去完成人物命运的创造。有些作家也采取各种续写的方式以多种文本展示某个经典文学的再发展，如续红楼、续西游记之类；也有些作家采取一种开放式、多选择式或称AB式的结尾，如对一个情节发展作多项假设性选择。通常而言，这些结尾或续作，都是狗尾续貂式的作品，成功者、有效者不多。

民间文学则不然，甚至恰恰相反，它的异文、异样，给它增添了光彩，增添了魅力，增添了浪漫的精神气质，增添了超越生命局限、超越生活真实的理想色彩，这是颇可玩味的。

其次看文化方向。民间传说的文化变异，是由超地域、超文化、超时代传播而引发的。之所以能有这“三超”式的传播，其根由依然在人类的共同审美心理，即人类共有的好奇心、传奇性和同情心（梁祝是由女扮男装、三年不知、双亡合葬提供这些满足基因的），这种人类共性和通感使具备此一基本要素的口头文学，代代相传、蔓延四方、为多民族共享。

梁祝故事的许多异文都是因为在异域、异时、异族流传中而产生的。在异域方面，因为风俗不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理环境的异样，讲述者必须对人物、情节、环境作出相应的变化，以便于各地听众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梁祝故事大约起源于浙江宁波一带，而浙江杭州、江苏宜兴、山东曲阜、山东邹县、四川合川、河南汝南等地均有“梁祝读书处”的原因⁽²⁾。不唯如此，关于梁祝坟墓，可考的就有浙江宁波鄞县、江苏宜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江苏江都、山东嘉祥、河南汝南、甘肃清水、重庆合川。⁽³⁾各地传说均煞有介事，仿佛梁祝事情就在身边。这使一地的梁祝故事生机勃勃，迅速深入民间，影响世道人心。其中还有一些立即进入当地风物故事，成为一地风物的解释性传说。如江苏无锡太湖一带有一个“十八湾”，就有《十八湾的来历》，说这里是梁祝十八相送处，后人故名。⁽⁴⁾而广西大林山书童镇有一条小河，也被当地人指为梁祝路过赏景处而名为“鸳鸯河”。⁽⁵⁾河南汝南县的《泪井的传说》，又以马庄一井为祝英台哭祭梁山伯处，故名。⁽⁶⁾宁波地方则将一种学童吃蛋习俗，传说成是梁山伯吃蛋留下的风俗。⁽⁷⁾这些异文，使梁祝故事进一步神奇化、神秘化、神圣化，同时也本土化、风俗化、生活化，呈现出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状貌。

在异时方面，因为时代各异，却要代代相传，自然带上一时代的精神、风貌、历史、事件等等。梁祝的产生在有晋一代，当其时，魏晋风度盛行，男子狂傲、士风清谈，故尚梁山伯式“君子之风”，又把源于冥婚陋俗的男女合葬，升华为殉情这样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归宿。至于女子，晋葛洪《抱朴子·疾谬》曰：“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

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

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返。游戏佛寺，观视鱼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成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转相高尚，习非成俗。”这种时代背景，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求学，就不足为奇。循此而下，唐、宋、明、清均有方志、小说记述，却代不相同，元明清戏曲小说杂剧传奇话本说唱均有梁祝本事，变体无数，其中抗婚情节日益彰显，抗婚、殉情、同穴、化蝶等情节的完善，加强和深化了梁祝故事的反封建主题和人民性思想，折射着整个时代的变迁。在宁波梁祝故地流传的传说中，梁祝还入了清官传说一途，主要人物则是以梁山伯作主角。如《开仓分粮济百姓》、《梁县令治水》、《千万阴兵助康王》、《托梦助阵退倭寇》等。⁽⁸⁾

在异族方面，因为民族有别，传说在民族交往中由此入彼，也必须发生异变。不同民族的风俗、人文、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生产等均会使民间文学置于变动不居之中。例如土家族的《山伯歌》，在情节、结构、意蕴上均按土家族的宗教风俗、审美习惯、文化观念等作了新的补充和加工，成了地道的土家族故事。白族、壮族地区的梁祝，因为这些民族在男女关系上并不是汉族那样封闭封建，男女间可以大胆地对唱情歌，直接谈婚论嫁，“十八相送”的情节便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流传的梁祝，让人物都生活在当地，并且梁山伯、祝英台、马文才都成了为情而死，其中的矛盾是由误会而生。传说歌颂了三个纯情人、殉情人。这不仅是因民族而生的变异，而且又贡献了苗族人民对这个文本加工的新思路和文学天才。⁽⁹⁾梁祝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流传主要是在南方，地区多为西南、中南、华南诸地。民族主要有壮族、白族、苗族、彝族、侗族、瑶族、布依族、独龙族、傣族、仫佬族、黎族、京族、藏族、回族、毛南族、土家族、畲族等。体裁载体也因民族文艺形式多彩多姿。如山歌、打歌、白族调、大本曲、情歌、问答歌、布依戏、侗戏、壮戏、花灯戏、唱本、道情、叙事长诗、古歌、抒情长诗、小说歌、盘歌等等。⁽¹⁰⁾

流入异国他邦的梁祝，其变异性质一般也可作如是观，此不赘述。

民间文学在文学和文化两个方向发生的变异，究其内在规律，可以发现，从文学发展上引发的变异可以称为内因，是口头文学文学性质主导下的发展和变异，是主动的变异，即口头文学情节发展的需要和情节预留下的创造空间引发的变异。这种变异是内在的、必然的，以不同的讲述者的参与和创造，展示出民间的人民的智慧，并且以超越个体智慧、超越个体想象、超越个体能力的创作，使闻听者惊讶、惊奇、惊佩、惊叹。从文化方向上产生的变异则是外因，是外部环境变化后引起的连锁反应，是文体被动的变异，即民间文学进入异时、异域、异族不变异就不足以流传，不变异则不被接受或成为滑稽可笑、格格不入的讲述。这是融入的需要而必须有的变异，并且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多重组合，有着文化的广阔内容，因而变异的复杂与丰富也是来得超乎寻常。变异的内因和外因有时又交叉作用，重叠作用，甚至难分彼此，不能截然将二者分开。

从梁祝流传1600年来的历史看，其变异方法、变异形态、变异形式反映了民间口头文学变异性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口头文学变异性的动因来自文学与文化即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作用与矛盾运动。口头文学变异性的途径则可归纳为如下几种：1.裂变式，如体裁的扩大与转换，由口头叙事文学而及口头歌谣、口头说唱、民间戏曲等等。2.箭垛式，即一方面把同类故事集中地安在一个人物身上，一方面将同类题材、情节进行归类、集成、整合，就像把无数情节之箭射在一个鹄的身上一样，也就是类于诸葛亮草船借箭一般的增长式变异。3.滚雪球式，由一两个情节核逐渐滚动生发，细节渐富，枝节旁出，题材放大，性格日丰，人物增多。4.填充式，在各种可以想象的空间，填入他人或后人的不断创造，一种异文便可带来一种惊喜或新意。5.送出或输入式，即跨地域跨民族传播时引起的文化变异和文化变迁，其直观呈示便是口头文学流传的民族变异性。6.嫁接式，由两个以上相似或接近的类型进行嫁接。这种变异，一是源于模式化、类型化讲述规律；二是讲述人记忆与思维规律引发。不同类型的嫁接使传说的变异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程式化境界。

变异性使民间文学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变异性使口头流传的一个文学作品经搜集、整理、汇编可以具有多个文本，可考察出一个作品流布的范围，汇集多种语言、方言使获得口头语言的生动材料。变异性充分展示了文学发展的多元性、多样性，是人类思维、智慧、创造、才华的结晶，是发散思维的生动成果，满足着多样的人群的审美口味和审美需求。变异性充分地发掘了口头文学原型的广阔意蕴，以复合思维、集大成方式，打破了文学的线性结构，在动态的传说过程中展示出口头文学的无限延展性、包容性、深蕴性，以及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变异性是文化模式化与复合化、粘连化，即常态与变态的对立统一。一个原型和模式以变型变态的方式向时间的深度和空间的广度不断传播、传承，这个原型就具有原子核一样的能量，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风俗、宗教、信仰、心理的各种因素都释放出来。变异性使口头文学各个异文在分散分开分别的讲述时，避免了讲述的雷同，使古老的传说获得日新又日新的品格和强健的生命力；在当今资讯发达的时代，民间文学又在业内人士的努力下，得到广泛的搜集、记录和汇编，各种异文汇集一册，一下子便把民间文学的独特魅力呈现出来，其中所含价值，珍珠一般，熠熠生辉。

总之，民间文学的变异性是民间文学最具价值的特性之一。关于变异性的研究我们还开展得十分不够，亟待深入。本文愿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对变异性的更多的关注。

（本文系参加在台湾举办的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发言，收入台湾出版、中国口传文学学会、南亚技术学院主编《2002海峡两岸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又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