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之败

李自成逃回北京之后，命将所得金宝、帑银熔铸成锭，“每饼千金（斤），约数万饼”。于四月二十九日匆忙举行登基仪式，“僭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第二天，“焚宫殿及九门城楼”之后，车载金宝及明太子与二王退回西安。

李自成已经攻陷北京灭了明王朝，但龙床尚未坐稳，甚至还没焐热就被赶了下来，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又一次失败了，而且败得如此凄怆悲壮，令人扼腕叹息，伤怀不已。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灭明之后，只存在短短的四十二天就烟消雾散了。如果把它也算做一个王朝的话，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一个朝代兴亡的周期，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败亡得如此神速，人们在慨叹之余自然都要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李自成失败得如此神速？

只要了解了李自成在北京城这四十二天里都做了些什么，大概就能清楚了。那么李自成进京之后，到底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他做了几件大事。史书记载，他“登皇极殿，据御座”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大索帝后”，并命前明文武百官于三日后上殿朝觐。紧接着就发生“宫女魏氏投河，从者二百余人”的事件。三日后的凌晨，前明文武百官在成国公朱纯臣和大学士魏藻德的率领下“入贺，皆素服坐殿前”，耐心地等待朝见新主。可是左等右等，直等到天黑，“自成不出”。这些亡国之臣只好任由李自成的将帅们肆意戏耍和凌辱，或“椎背、脱帽，或举足加颈，相笑乐。百官慑伏不敢动”。如果把这几件事串联起来，就不难推断出李自成进北京之后一头扎进皇宫，在宫里的这几天他都在干些什么？追索亡国之君自在情理之中，无可非议，然而实则是以此为由在搜索妃嫔和宫女，遂有宫女不堪受辱而投河自尽之事发生。毕竟惜命者还是居多。于是李自成这三天在宫里都干了些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如果旁引野史，稗官们笔下更不留情，就连李自成所选美女的姓氏与数目都写得一清二楚。

看看同是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坐上龙椅之后首先在干什么吧。同一部官修的明史是这样记载的：他谆谆告诫来朝的天下府、州、县的官吏们说：“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利人，勉之。”他布告天下，战乱之后必须让百姓“休养安息”，要选择廉官来推行这项政策。

李自成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前明的王公贵戚、文武大臣八百余人送入刘宗敏的军营，酷刑索财，名为筹备军饷。可怜那两个领军人物朱纯臣和魏藻德并未因为他们的忠诚而得到应有的回报，同样被“灼肉折胫，备诸惨毒”，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嗣后魏藻德见到故人诉说悲情：“今求死不得。”据说李自成政权这一项收入，加上从宫中掠夺所得财宝的总数，超过了明末朝廷每年横征暴敛所得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李自成所做的第三件事，是把他的士兵分散住进老百姓家，“编排甲，令五家养一贼，大纵淫掠”，据说是为了搜查兵器，兼供餐饮。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不也是“收天下兵”吗？难道说这个平民出身的李自成也像秦始皇那样惧怕百姓不成？将帅们看到主上如此取乐和敛财，于是也不失时机地纵情淫乐，并乘机中饱私囊。军士们看到上司如此形象，当然也不甘落后，于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致使“民不胜毒，缢死相望”。

饱受明朝腐败煎熬的嗷嗷百姓翘首以待新君明主，可等来的“救星”却是如此一副尊容，于是绝望，顿足捶胸。短短一个月，仅仅一个月，民心解体，军心解体！

吴三桂肯定对北京城里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无所知，如果他知道李自成已经把他的军队变成一群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的话，肯定不会低声下气地屡次去向多尔衮“乞师讨贼”，单凭他的几万军队以及由夺妻之恨所激发出来的那种刚猛，运用点攻心战术，就可以和李自成的二十几万大军抗衡。

通常认为是吴三桂助清定鼎中原，其实给清最大帮助的还得算是李自成，因为他瓦解了自己的部队，使它失去战斗力，不堪一击。只有一个因夺妻之恨而疯狂的吴三桂就够了，再加上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清八旗精锐，李自成岂有不败之理。吴三桂已经不再只是夺妻之恨了，如今还要加上杀父灭族之仇。在这种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的激励下，他以千百倍的疯狂和清兵一起一路狂追不舍，由山海关追到北京，再由北京追到西安。李自成把守潼关的那六十万军队，也是一触即溃，于是由西安又逃到湖北。在清兵和吴三桂的追击下，李自成剩余的五十余万军队非降即逃，所剩无几。李自成率领零星的残兵败将最后遁入九宫山，为村民误杀。刘宗敏与军师宋献策等也被擒斩。那个擅长于玩弄权数、恶搞倾轧的牛金星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心态促使李自成自毁长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追求皇权的强烈欲望，以及一旦皇权到手而产生的享受皇权的亟不可待的心情。

李自成的暴亡就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一经发现就已病入膏肓。然而总要有一个发病的过程，癌细胞的繁殖与蔓延需要一段时间，只是往往不被发现而已。在李自成十五年征战生涯中，已经积累了太多太多导致他败亡的“癌细胞”，败亡的征兆早已有了，只是被一些假象所掩盖，令人分不清真伪。

李自成生于明末衰败之朝，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李自成二十二岁那年，即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西大饥”，于是饥民相继奋起自救。王嘉胤在府谷（陕西东北端）率饥民起义，高迎祥（李自成之舅）在安塞（延安北）起兵响应，号闯王。崇祯三年，兵部郎中李继贞上奏朝廷：“延民饥，将尽为盗。”并“请以帑金十万赈之”。但“帝不听”。于是饥民起义愈演愈烈，李自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投身革命，从此开始了他的闯荡生涯。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其部将王自用联合高迎祥、张献忠等三十六营共二十余万人驰骋陕、山两省，声威极盛。这一年李自成及其侄李过投闯王高迎祥，号闯将，他因勇猛善战而出名。崇祯九年，老闯王高迎祥被俘后遭杀害，李自成被推立为闯王。

李自成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不好女色，对他那个左膀右臂、妻妾成群的好色之徒罗汝才，“自成尝嗤鄙之”。李自成又能“与其下共甘苦”，因此深得百姓爱戴，在西安赴教场教射时，“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虽然征战十五年，取得赫赫战功，令官军闻风丧胆，虽然也曾下过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摧他妇女”等等，但他不懂得要成就千秋帝业，必须要有一支能够举起吊民伐罪大旗的军队，才能收民心、顺众望，使四海归心，才俊鹜集。因此他始终没有认真去建立也就不可能建立起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军队，甚至都从未见过一纸申明军纪的文告，未曾写过半句戒妄杀、禁剽掠的词句。义军将士绝大多数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受饥寒与凌辱的穷苦大众，对统治者和富豪怀有刻骨仇恨和强烈的复仇心理，如无戒杀禁掠之令加以约束，任由复仇之火燃烧蔓延，就等于纵其杀掠，遂致屠城剽掠的不义之举频有发生。何况他还曾下达过这样的命令：“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守）二日，杀十之七；（守）三日，屠之。”于是屠城相继：

崇祯十四年，攻开封遇抵抗，“自成攻七昼夜，解去，屠密县”。

十五年，再攻开封，城墙厚而坚，城上又发火器，“自成骇而去，南陷西华，寻（不久）屠陈州”。

同年，李自成“再屠南阳，进攻汝宁”。

十六年，李自成风靡陕北，回米脂祭祖，发现被官军挖坟掘墓，焚尸弃骨，大怒，“凤翔不下，屠之”。

同年，攻陷潼关、临潼等地之后，“李自成屠商州（商县）”。

再巧不过了，朱元璋从投军到南京称帝也是十五年。还是那部官修明史记录了朱元璋征战时的治军情况：

元至正十五年，攻克太平，“揭榜禁剽掠。有卒违令，斩以徇（斩首示众）”。

至正十九年，进兵浙东时告诫诸将：“克城以武，戡乱以仁。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

至正二十六年，攻张士诚誓师，诫诸将：“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暴”。

李自成对儒生似乎怀有特殊的反感，更不用说士大夫了，以致对这些人采用酷刑或妄加杀戮的事屡有传闻，当然也就难免殃及无辜：

崇祯十四年，攻襄阳，杀巡抚汪乔年与副将，“自成劓（割掉鼻子）刖（砍掉脚）诸生百九十人”。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以士大夫必不附己，悉索诸搢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掩埋）一穴”。

朱元璋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说：“今有事四方，所需者人才，所用者粟帛，宝玩非所好也。”《明史》对朱元璋求贤有如此记载：

至正十三年，进兵滁阳，李善长迎谒，朱元璋“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

至正十五年，攻克太平，耆儒陶安率父老迎出城外。朱元璋和他讨论时事，陶安希望朱元璋“顺天应人，而行吊伐”，而且建议他取金陵（南京），朱元璋“大悦，礼安甚厚”。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进兵浙南，闻刘基、宋濂等人之名，遣将以厚礼聘之。见面就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接着就请教道：“今天下纷争，何时定乎？”并为他们专门修建“礼贤馆”。

李自成的军风军纪及其所作所为，加上统治者的恶意诽谤和曲意渲染，致使天下震骇、民心动荡、军心不稳，因此他征战之路始终是大起大落，败而复振，又振而复败。农民军的发展屡遭挫折、历尽坎坷，几次大败都几乎全军覆没：第一次，崇祯九年，“自成精锐几尽”；第二次，崇祯十一年，“自成食尽，士卒逃亡殆尽，独与刘宗敏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第三次，崇祯十二年，“官军围自成于巴西、鱼复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经（自杀），养子双喜劝而止”；崇祯十五年，李自成与明将孙传庭在河南南阳遭遇，“自成率万骑还战，复大败，几被擒”。

李自成这几次惨败全靠饥民补充以及清兵掣肘朝廷无暇他顾，方才得以重振旗鼓。崇祯十二年那次惨败，李自成想自杀，被人劝阻之后，走河南，正逢“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从自成者数万”，他才得以重振。崇祯十五年那次败北后的重振，主要是得益于清兵的两次大举南侵，第一次南侵，明三边总督洪承畴和祖大寿降，明军气夺；第二次清兵分道入塞，败明兵于蓟州（今天津蓟县），“京师戒严”，明廷无暇他顾。而李自成之所以能于崇祯十六年底攻克西安，从而奠定其基业，并以此为根本麾师渡河攻克北京，主要也是由于清兵深入明境，连克冀南之河间、邢台与山东之兖州等州县，极大地牵制了明廷的兵力所致。

虽然李自成借满洲之力侥幸获得成功，但此前大顺政权内部癌细胞已经以迅猛的速度滋长。当初李严想为李氏义军做一次手术，但是收效甚微。崇祯十三年，在李自成起义的第十一个年头，举人出身的李严（或李岩，即李信）投军之后，向他提出规劝，说：“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李自成接受他的建议，杀掠方才有所收敛，但已经积重难返，杀掠、屠城事件还是屡有发生。攻克西安后，“自成大掠三日，下令禁止”。因此当李自成和他的文臣武将们在碧瓦红墙的宫禁中欢庆胜利的时候，癌细胞在温馨软玉的刺激下暴涨，五内俱毁，病入膏肓，以致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清精锐面前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从此再难复振，直至败亡。

李自成败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无识人之明与容人之量，因此对部属怀猜嫌之心而屡屡为奸人所乘，错杀了许多得力将帅。罗汝才是最早起义的义军首领之一，别号曹操，有众数十万。王自用把各路起义军联合成三十六营时，他是其中一营的首领。他初期曾投降朝廷，反复两次之后，反水投张献忠，因与张献忠不和才改投李自成。李自成对罗汝才很是器重，李自成称大元帅时，把他封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但罗汝才恃强傲物，投李自成后始终保持他的独立性，不完全受李自成的节制，李自成对此心怀芥蒂。同时罗汝才好色，“汝才妻妾数十，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这些自然也引起李自成的反感与鄙视。李自成与罗汝才之间的矛盾为奸人所乘，李自成听信谗言，竟不顾大局地设谋诱杀罗汝才及其心腹部将贺一龙，无异于自断其臂。

退出北京时，他的事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但他却又杀害亲信李严，自残手足。崇祯十三年，举人出身的李严和牛金星投奔李自成，甚得信任和重用。在每个革命浪潮中，总有一些人想乘机捞取油水，牛金星就是这样的人。他为人狡诈而多权数，擅长迎合、取悦主子，因此更得李自成的器重。西安建国时李自成封他为天佑殿大学士，成为李自成手下的一号人物。攻陷北京后，牛金星以丞相自居，率百官“三表劝进”，拥戴李自成登上皇位。李严粗通经史，略谙取天下之道，他根据历代农民起义成败的经验教训劝李自成戒妄杀、“均田免赋”，并编撰“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教儿童传唱，对起义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被封为制将军。李严的才能与功绩遭到牛金星等人的忌恨。特别是进北京后，牛金星、刘宗敏等人对明朝高官贵族大施肉刑以索取金宝钱财，并乘机中饱私囊，唯独李严对此持不同意见，他建议只对极少数人追赃索饷以供军需，而且严以律己，“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因此被视为异类，牛金星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恰好当时河南州县多降而复叛，李严于是毛遂自荐，请领兵前往平叛。牛金星于是摇唇鼓舌，乘机造谣中伤，诬陷他想谋反，他对李自成说：“（李）严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乃）严故乡。（如）假以大兵，必不可制。”他知道这还不足以让李自成倾动杀机，于是又使出更阴毒的一招，他说，现在民间传言，“十八子当有天下”，告诉李自成，说莫非指的是同样姓李的李严？寥寥几个字，正好击中李自成的软肋，已经坐上龙椅的李自成也有一般帝王的病态心理，最怕别人心怀异志，觊觎他的皇位，而且当时刚刚撤离北京，事业严重受挫，处于颓势，更容易怀疑部属对他不忠，想借机叛离，因此李自成令牛金星约李严喝酒，乘机杀了李严。李自成先杀罗汝才，自断一臂，又杀李严，再断一臂，自己成了光杆司令。更严重的是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诛杀同类使人心寒，遂致人心离散，众叛亲离，从此再难复振，最后葬身九宫山。

对待其他起义军，李自成也没有正确的方针，这也是招致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起义初期，各路义军曾取联合形式，分成三十六营协同作战，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都是其中的一营。各路义军联合行动，又无统一纲领，难免有意见分歧，因此在官军围剿下各部首领有的死有的降。王自用、高迎祥等人牺牲，张献忠、罗汝才投降官府，因此联盟逐渐解体，转为各自为战。然而各部首领各怀心腹事，都有各自的政治图谋，当演变为夺位之争之后，遂不惜把当初的盟友当做敌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互相攻伐，自相残杀。罗汝才、马守应（外号回回）、贺一龙等人后来投靠了李自成，此时只有李自成和张献忠两部的力量最强。李自成杀了罗汝才及其心腹贺一龙之后，遣使前往武昌，名为祝贺张献忠称王，实则是进行威胁，他说“马守应已降，曹操辈诛死，行及汝矣”。一降一死，下来就该轮到你了。当时李自成势力最强，又近在咫尺，张献忠听了怎能不害怕。于是，张献忠取回避政策，向南发展，入湖南、江西，从此不相为援，以致被清各个击破。

本来在逐鹿争王的斗争中，为了实现各自的终极目标，各部义军逐渐走向对立，而至互相讨伐诛灭是很自然的事，朱元璋就是歼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方才北伐推翻元王朝的，但当时元廷业已势衰力竭，不必有黄雀在后之忧，因此朱元璋的决策是正确的。然而明末的情况截然不同，明廷背后还有新兴的清王朝这个真正强劲的对手，李自成的谋士牛金星如果不是才疏智鲜，看不透满清“黄雀在后”的战略，就是只忙于倾轧弄权、剪除异己而无暇顾及外部强敌。李自成撤离西安的时候，这个牛金星见大势已去，中途逃之夭夭。他有助败李自成之“功”，最后仍未忘记为自己保留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