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雀战略

皇太极密切关注敌人营垒中的另一个劲敌——农民起义军。衰朝庸政使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因此神宗期间就已燃起了反明的星星之火。熹宗时期阉党横行又如雪上加霜，反明之火扩展到贵州、陕西等边远地区；到了崇祯元年，陕西因严重饥荒而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人在陕西北部的府谷、安塞等地起义，水深火热中的饥民踊跃投军使义军迅猛发展。面对如此局势，大臣们奏请以国库钱财赈济饥民。但崇祯不听，于是饥民参加义军更加踊跃，起义军转战陕西及其毗邻的甘肃、山西两省，声势浩大。明政府前有农民起义军为乱，后有满清强敌虎视眈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崇祯帝采取双管齐下、两面出击的战略，于是调动大军对农民起义进行围剿。但未奏效，反而逼反了自己的军队，部分官军因缺粮饷而溃败，遂致产生哗变，转而投降义军，使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烽火把明王朝烧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帝王的成功靠的是才能与智慧，万乘之才方能成就万乘之君。皇太极的天才主要在于他在两强并争夺取大明江山的局势下，制定了一个能够确保胜利的战略方针——黄雀战略。

明王朝还有相当实力，不可小觑，但毕竟已是末代衰朝，腐朽不堪，灭亡只是时间问题。多年与明军作战的事实早已证明，要打败它、推翻它，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更值得认真对待的是另一个劲敌——农民起义军。虽然它刚刚兴起，尚未充分显示出它的真正实力，但皇太极本能地意识到，它将成为和他争夺天下的强劲对手，绝不能等闲视之。当年陈胜揭竿，导致刘邦灭秦兴汉；窦建德首举义旗，促成李氏父子亡隋兴唐；刘福通等起义，导致朱元璋灭元建立明王朝。历史经验不容忽视，皇太极不能不认真对待西方劲旅。经过反复缜密思索，他最后决定要在蝉、螳螂与黄雀三者之间选择做黄雀，而把螳螂这一角色留给起义军，待螳螂捕蝉之后再去吃掉螳螂，这样可以一食二虫，一箭双雕，既省事又省力。他深信不论是自命不凡的大明天子还是初涉政坛的义军首领，都不会参透他的玄机。崇祯帝果然中计了，他始终分散兵力，两面出击，对皇太极提出来的策略性议和不屑一顾、不理不睬，而是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最后力竭而亡。

清天聪三年（崇祯二年），皇太极开始实施他的黄雀战略，他几次兵临明都北京城下，却都乘胜班师奏凯而归。有能力攻陷北京，灭亡明王朝，却中途撤兵，其目的就是不使自己充当螳螂的角色。

第一次兵临北京是在天聪三年，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三次伐明。当时农民起义运动方兴未艾，他亲自率师南伐，在顺义击败来自山西大同和宣府（宣化）的援兵之后进至北京东郊的通州，然后继续进兵，“扎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扎营于东北”，与守城明兵展开激战，击败屯于德胜门的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以及屯于沙窝门的宁远巡抚袁崇焕与锦州总兵祖大寿。诸贝勒不知皇太极的战略意图，请乘胜攻城拿下明都，他不同意，只是以“道路狭隘艰险，多伤我士卒，虽得百城也不足弥补损失”为由推托。群臣再请，他还是不许，说攻之当然可以克捷，但“多伤我良将劲卒，于心不忍”，于是乘胜撤兵。

第二次是在这次撤兵之后，他并没有返回沈阳，而是边打猎边行军，往北京西南迂回，攻克良乡后再次兵逼北京，在卢沟桥歼灭明军，斩满桂及副将以下三十余人，擒黑云龙、麻登云等将领，逼迫明政府议和。他派人把议和书札放到安定门和德胜门外，明政府都没有回应，于是率兵北归，攻克永平诸镇后班师回沈阳。

第三次是在皇太极十二年，他命亲王多尔衮、杜度等人南征，又一次至北京之后，又“自北京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济南府，破之”，攻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俘获人口五十余万”和财物无数，而后奏凯班师。

皇太极虽不急于灭明，但却年年伐明，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不断削弱其有生力量，牵制其兵力，使其腹背受敌，以加速其灭亡。同时又可壮大自己的实力与声威，以便最后一举夺取天下。他在位十七年，伐明的战事不断，进兵的理由总是弹着一个老调，说他的国家自从太祖皇帝开始就不断受“明主欺凌”与“边臣欺侮”，因此不得不兴师南伐，说他即位以后，本想“屈从贵国之请，甘愿去帝号而称汗，贵国又不从，故不得已又再兴兵”。同时又一再申明表白自己“兴兵并非必欲取明之天下”，“称兵并非不知足而贪大位”，只是由于“辽东守臣贪黩昏罔，劝叶赫凌我”，或者“只因边臣欺侮而致启兵衅”，等等。后来又弹出新调，赫然是为了“申和好”“成和议”。当时有降官范文程等人向他献策说：“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深入，可以得志。”皇太极采纳他的计策，利用崇祯的刚愎假意议和，寻找口实乘机进兵，并且从此把范某人的建议作为发动战争的策略。他进兵宣化、大同，至明边境时写信给明边将说：“我国虽偏小，但求两国和好，互相贸易共享太平。”明守臣慑于兵威，献上牲口钱币，皇太极尚不满足。他又申明“我仰体天意，愿申和好，贵国果真爱民的话，宜速定下和议”，守臣又献缎布、兽皮、钱币以及牛羊食物等犒军，定下和议之后，皇太极方才满载而归。两年后皇太极又亲率大军再次兵临宣化、大同，写信谴责边臣“负盟之罪”，命他们“遣使议和”。如此再三，但总是未见回应，于是继续进兵怀仁、应州、代州，明边将与宗室慑于兵威，以书请和之后方才退兵。第二年又“以明议和不成”而进兵，命亲王阿济格、阿巴泰率师征明，还向他们“面授方略”，至北京西北郊的延庆州，“俘获人畜一万五千有奇”；又派亲王多尔衮、多铎南伐至保定、安州，经历数十次战斗，“生擒总兵巢丕昌等人畜十八万”之后满载而归。至于小规模的征讨则如同家常便饭，根本不需要理由，随意而行。

皇太极的战略决策奏效了。由于东北战场极大地牵制了明政府的兵力，使其无暇顾及西北战场，同时由于“守辽将帅丧失十之八九”，无法抽调更多兵力围剿起义军，遂使义军迅猛发展，军声大振。李自成由陕西入蜀，又辗转入河南，攻开封、南阳；入湖北，陷襄阳、荆州。张献忠由陕西东向入安徽，陷庐州（今合肥），而后率二十余万大军顺流东下直达淮、扬，转战于湖广、四川、河南、安徽等省。遍地烽火把明王朝烧得焦头烂额，不得已只得向清屈膝求和。这是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后的第七年，正处于他的事业的巅峰，他清楚地看到大明江山已是囊中之物，入主中原一统华夏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当都察院大臣建议说“明寇盗四起，兵穷力竭而仓廪空虚，政令失灵征调不前势如瓦解，不得已而乞和，估计必南迁”，因而建议“令其纳贡称臣，以黄河为界”的时候，他不同意。他不愿重蹈辽、金王朝之覆辙，满足于与南宋对峙，南北而治，况且第二战场战斗正酣，农民起义如火如荼，一旦决策有误，势必前功尽弃，他必须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黄雀战略。他甚至决定暂时退居东北，与明王朝划地为界。他要作壁上观，静候螳螂捕蝉。皇太极踌躇满志，胸有成竹，对前景乐观充满自信，他亲自给崇祯帝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诚意”。他挥毫泼墨笔走龙蛇，以高屋建瓴之势向明天子倾泻内心的豪迈，书曰：“承上天之眷顾，自东北海滨以迄西北荒漠，其间包有使犬（赫哲族）、使鹿（鄂伦春族）、产狐产貂之地，以及卫拉特部（西部蒙古的总称）、斡难河源（成吉思汗之发祥地）等皆已臣服，蒙古、朝鲜尽入我国版图。近年兵入尔境，克城陷阵所向披靡，乘胜长驱又有何难？”接着急转直下，表示希望两国息兵，睦邻友好：“余以惓惓至诚之心特为百万生灵计，恳切希望各审祸福诚心和好，自此以后尽释宿怨，两国通好遣使往来，吉凶大事交相庆吊，每年各以土特产互相馈送，两国逃亡之人也互相遣归。”最后提出划地为界各安其国，建议“以宁远双树堡为贵国边界，塔山（葫芦岛市北）为我国边界，以其间连山为贸易适中之地，海上往来则以黄城岛之东西为界。贵国如同意此言，两国之君可誓告天地，或遣大臣莅盟，唯贵国之命是从，否则自今以后无需通使”。可惜未能等到和议成功，第二年皇太极去世，第三年明王朝为李自成所灭，崇祯帝吊死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