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朝庸君

熹宗绝后，死后其弟信王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明王朝积重难返，回天乏术，更何况崇祯寡能鲜智，又刚愎自用，空有一腔凌云壮志，却无治国安民之才与任贤用能之明，因此屡屡举措失当，酿成恶果，反而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崇祯自负其能，自以为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扭转乾坤，幻想力挽狂澜，拯明王朝于危难之中。即位之后，十八岁的崇祯血气方刚、雄心勃勃，一心想励精图治、大展宏图。还是亲王的时候他对阉党和客氏的罪恶勾当就已耳熟能详，并且对他们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备其加害。他登基以后，群臣纷纷揭发他们的罪行，又有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揭发他：“排帝，蔑后，弄兵”等等十大罪状，于是崇祯帝开始采取行动，重拳出击，诛杀阉党，扫清后宫蛊毒。他先拿元凶巨恶魏忠贤和客氏开刀，将魏忠贤逐出京师，“安置于凤阳”，紧接着下令逮捕治罪。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遂于途中自缢身亡。崇祯帝听说他畏罪自杀，还下诏“磔（分裂）其尸，悬首河间”。又“笞杀客氏于浣衣局”。接着搜捕阉党的得力干将崔呈秀、许显纯、李永贞以及魏良卿等人，并杀客氏之子侯国兴及其弟客光先。诛杀、罢黜一大批魏、客死党。

与此同时根据满洲不断南伐及反明义军四起的严峻形势，崇祯起用两次大败满洲兵而被阉党排挤的袁崇焕，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令他“督师蓟辽，兼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调兵遣将两面出击。为壮军威，严肃军纪，又把十年前丧师辽东定成死罪的杨镐提出诏狱，开刀问斩，戮于闹市，曝尸街头。

然而不幸的是天不从人愿，结果还是丧师失地败绩频传。明王朝已是膏肓之疾，崇祯焉有回天之力，他的良苦用心付诸东流。袁崇焕也因朝廷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被崇祯处死。东北和西北战场上连吃败仗之后，愚蠢而刚愎的崇祯认为，这是文臣不忠、武将不用命所致，必须赏罚分明，特别是必须严惩那些不卖力的将帅，才能驱策他们效命沙场，于是举起屠刀大开杀戒：杀总督蓟辽的都御史刘策；逮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右侍郎杨鹤下狱；杀巡抚都御史孙元化；逮督理山东军务的兵部侍郎刘宇烈下狱；逮兵部侍郎延绥巡抚、五省总督陈奇瑜下狱；逮总督漕运的尚书杨一鹏下狱，弃市；杀兵部尚书总理南京、河南、山东、河北的兵部侍郎孙传庭；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侍郎郑崇俭；杀巡抚江北四府的兵部侍郎杨一鹏；诛封疆失事的都御史颜继祖、总兵官倪宠、内臣邓希诏等三十三人；逮礼部尚书傅宗龙下狱；杀兵部尚书陈新甲……一片喊杀之声惊天动地，朝野战栗。

崇祯认为文臣不忠于王事也是导致战场失利的另一个原因，因此除了诛杀那些认为效命不力的武将外，还决定委派一些忠于王事的文臣随军监督军务，以确保胜利。他又想起了宦官，觉得还是他们更听话，更能贯彻自己的意图，因而不惜背负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恶名，重新起用阉人，并委以重任，派他们到各处监军。他的这种异想天开的不智之举遭到群臣的反对，纷纷进谏，希望他收回成命，但崇祯不予接纳，反而振振有词地指责他们不忠于职守，他说：“诸臣若能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诸臣语塞，无可奈何。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明朝最后败在这些阉人手里。

宦官原本只是伺候皇帝及后妃、皇族的奴仆，他们和皇帝最为亲近，又善于阿谀奉承、顺风使舵，所以往往能博得主子的宠幸。也因为他们在皇帝面前能说上话，朝臣对他们也畏惧三分。明太祖早就认识到，这些人一旦手握重权就会危及国家，因此，在建国之初即明令禁止宦官干政。崇祯帝也曾经下决心清除阉党，不过时至今日，迫于无奈，不得不一改初衷重新起用他们，亦足见其业已黔驴技穷与低能浅识。不幸的是，宦官经历过暴风骤雨般大清洗之后，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早已如惊弓之鸟，他们小心翼翼不敢造次。再加上这些人的低能鲜智，他们监军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皇太极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胆小与愚蠢以及崇祯的刚愎与多疑，效法周瑜导演了一出新版“蒋干盗书”，用反间计除掉了眼中钉袁崇焕。他精心安排两名将领坐近被俘的太监，假意交头接耳地秘密交谈，故意让他们听到袁崇焕与金主“密有成约”，然后安排他们逃回。崇祯果然中计。当时阉党欲报倾党之仇，阴谋再兴大狱诛杀异己，遂以“谋叛”之罪将崇焕磔于市，并将其兄弟妻子等亲属流配三千里。可怜一代抗金名将，虽有大败努尔哈赤与再败皇太极的赫赫战功，未能战死抗金沙场，却冤死在愚蠢阴毒的宦官和昏庸刚愎的崇祯手里，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