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之路

皇太极从辽、金的覆灭中汲取了有益的历史教训，也从忽必烈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迪。成吉思汗是一代雄杰，但他并未从辽、金的历史性失误中获得教益，他始终不能挣脱本民族的传统观念和祖制族规的桎梏，一直坚持杀掠、屠城的旧习。他的子孙几代人继承他的遗愿与旧习，也是征伐不息，杀掠不止，因此尽管他们能横扫中亚、西亚，深入欧洲腹地，却不能跨越长江天堑；他们只能亡金，却不能灭宋。忽必烈早已发现先辈们在军政方面的弊端，认识到他们正在步辽、金的后尘，如不改弦更张，势必遭致同样的命运，使一统华夏的梦想破灭。因此当他继位之后就立即为蒙古这艘艨艟急流转舵，断然决定扭转祖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局面。他必须避开激流暗礁，将艨艟引向正确的航道。于是立即颁诏天下，指出：“祖述变通，正在今日。”他向世人宣告，他不想机械地执行先辈的既定方针，不想无原则地恪守先人所奉行的成规陋习，而是要用变通的灵活方法来继承先人的遗愿。他采纳“王者之师不可嗜杀”的建议，反复下达禁令：“不得妄杀，不得焚人庐舍，所获生口全部遣纵”。大举伐宋时他又以宋太祖戒杀之言告诫主帅伯颜：“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杀，是我曹彬也。”忽必烈终于举起了吊民伐罪的大旗，以王者之师灭了腐朽的南宋，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伟业。

皇太极从辽、金、元三朝的兴衰史中汲取营养，特别是从忽必烈的成功经验中获得教益。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忽必烈的这些举措，其主要目的在于争取民心，淡化大汉民众的民族意识，使自己不至于陷入民族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知道，民族问题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

汉族王朝的统治者长期以来所奉行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中所积累起来的民族仇恨，常常引起这些民族对汉民族进行反抗和报复，同时也在汉族百姓中形成歧视夷狄的民族意识。统治者正是利用这种民族意识来捍卫他们的利益，力图将王朝生死存亡之战变成一场民族战争。北宋名将杨继业在山西雁门关大破辽兵收复失地；南宋名将岳飞大败金兀术于河南，进兵朱仙镇，他们都被后世誉为抗侮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被演绎成《杨家将》和《岳飞传》流传至今。南宋末年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也正是利用这种民族意识，在宋恭帝被掳北去之后依然奉二王作徒劳之搏，演绎了一曲晚宋悲歌。然而历代辽主与金主以及成吉思汗父子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熟视无睹，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对汉族统治者的仇恨倾泻到无辜百姓头上，对他们横加屠戮，从而激起中原人民乃至全民族的拼死抵抗，从而给他们的雄图霸业制造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既然努尔哈赤留下了一个“文治多缺”的局面，那么皇太极的当务之急就是像忽必烈那样致力于扭转这种局面。他敏锐地意识到，民族矛盾的存在已经危及内部的稳定，毕竟满族是少数民族，即便在他的领地内，汉人也远多于满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终极目标。先辈频繁地进行征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因此在他当政之初，必须把治理国家特别是把解决民族矛盾作为当务之急，为实现他的终极目标打造一个稳定而坚实的后方基地。

皇太极即位之后，随即向诸贝勒大臣阐明自己对治理国家的基本观点，指出“治国安民，责任至重”，“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安抚百姓”，他要和诸贝勒一起“激励意志，勤于政务”。

接着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颁布一系列政策法令来安抚百姓、缓和民族矛盾：

宣布汉官、汉民中以前有想逃跑或充当奸细的既往不咎，即使有人揭发，也不予处置。

将太祖时期按律令分配给满族官吏为奴的一部分汉人解放出来，“编为民户，处以别屯，择汉官廉正者治理之”。

通过考试把在皇室及贝勒大臣家中为奴的汉儒选拔出来，给予赏赐，委以重任。

下令禁止大兴土木，停罢工程劳役，因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同时说明以前修筑城郭边墙，是因为“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今后只限于修葺破损，不得大兴土木，使百姓得以专勤农亩。

因军务有妨农时，敕告八旗将领，指出：“近来农耕误期，盖由佐领兴筑城郭，居民劳役繁杂所致，今后凡有滥役而妨农时者治罪。” 一再向将吏申明：“天以明土地与人民予我，其民即吾民，宜饬军士勿加侵害，违者治罪。”并建立严格的赏罚制度。

向贝勒大臣申明“满洲、汉人毋异视，讼狱差徭，务使均一”，不要厚此薄彼。

下令禁止贝勒大臣属下人等私至汉官家索取马匹、鹰犬与财物。

敕谕八旗大臣，不许私入村庄，出猎时不得砍伐山中林木，违者处罚。

告诫诸贝勒大臣，“毋得科敛民间财物，犯者治罪”，“勿杀降，勿分散人妻子，勿夺人衣服财物”。

告诫蒙古诸贝勒“毋得妄杀降人，违者科罚”。

告谕诸贝勒大臣要“厚抚俘众”。

宣布伐明的方针：“拒者戮，降者勿扰，俘获之人勿使其父母妻子离散。”

严禁“淫人妇女，夺人衣服，毁庐舍器皿，滥伐果木，酗酒，违者罚无赦”。

明令“凡贝勒大臣有劫掠归降城堡之财物者处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量其所取赔偿。” 颁发军令：“勿私出劫掠，违抗者诛。勿毁庙宇，勿杀行人，勿夺人衣服，勿离人夫妇，勿淫人妇女，违者治罪。”……

皇太极军令如山，违者严惩不贷。当时大军进逼燕京，有蒙古兵杀人后夺其衣物，“命射杀之”。进兵张家口时，科尔沁部士兵有三人潜入明境盗牛驴，为首的被处斩，其余二人被鞭打贯耳示众。

即使亲王，二贝勒阿敏以身试法，也被严惩。皇太极亲自率兵南伐，攻克永平（今河北卢龙）等城镇后，命降将白养粹为永平巡抚，命二贝勒阿敏等人镇守永平诸城。明总兵祖大寿等以优势兵力炮攻滦州（今滦县），阿敏畏敌，拒不赴援。滦州守将不敌，遂弃城逃奔永平。阿敏十分恐慌，“遂杀降官白养粹，尽屠城中士民，收其金币，乘夜出冷口”，逃回沈阳。此前皇太极听说永平吃紧，遂调兵遣将，命贝勒杜度急速前往协守，并让他转达敕令，要阿敏“善抚官民，无侵暴”，稳住军心，他将立即“整兵亲往”。正在此时，听说阿敏弃城，而且大肆屠戮，大怒，遂以“畏弃永平四城，并杀降官，尽屠城中士民，以其妻、子分给士卒”等十六条罪状将阿敏处以终生监禁，十年后阿敏死于监狱。同时获罪的有皇族宗亲兄汤古代、弟巴布泰、侄硕讬等人，都被判处革职、削爵等重罚。

皇太极没有白费心血，他的努力奏效了，四年之后当他再次伐明连克河北州县率兵入城时，城中官吏士民完全忘记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异族入侵，竟然“官民夹道呼万岁”。他这个货真价实的“夷狄之主”居然受到大汉子民如此热烈的欢迎，此时此刻的皇太极所领略到的那种成功感，远远超过两个月前兵临明都北京城下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欢乐——当时他的大营就扎在城北，他以高屋建瓴的气势写信向大明天子炫耀武功，说：“天道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为匹夫，亦有匹夫而为天子者。” 皇太极早已认识到要夺取大明江山关键在于征服大汉民族，而征服大汉民族关键在于征服民心，官民忘情呼万岁的事实业已说明，他征服民心，征服大汉民族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即位仅仅四年就有此丰硕成果，就是忽必烈亦当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