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多缺

努尔哈赤雄才大略，能征善战，称帝之后仅几年工夫就占领了辽东和辽西的大片领土，把它作为向关内进军和夺取大明朝天下的后方基地。然而他没有认识到治理好这个后方基地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才能把它治理好，因此在他攻占辽东的同时，他的后院起火了——辽东和辽南地区发生了多起反对他的政权的民变、投毒和大规模逃亡的恶性事件。究其根源，是因为他没有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满汉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别，一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一个边关少数民族精英奋起都要遇到，而往往又解决不好的问题，它关系到精英们能否实现其入主中原的终极目标，决定着少数民族政权寿命的长短。契丹辽王朝的建立者耶律阿保机和他的继任者耶律德光父子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他们只能止步于山西雁门和天津海河一线，最后被另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女真金王朝所灭。金王朝的建立者完颜阿骨打及其继任者完颜晟兄弟也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越过秦淮一线，最后被另一个少数民族王朝——蒙古元王朝所灭。蒙古王朝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也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为他的子孙们留下一个“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局面，他的孙子忽必烈解决了这些问题，最后才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努尔哈赤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也为他的后代留下一个“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局面。而皇太极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死后第二年后金王朝遂入主中原，统一中国。

中国的少数民族多分散于远离中原的边境地区，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发展都处于比较原始的形态，他们和汉族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当这两种社会制度以敌对的关系相遇，而且落后的制度以统治者的姿态入侵的时候，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并常常以暴烈的方式展现出来。汉族居住的地区从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开始，其封建制度已经维持了将近两千年，而女真族依然保留着奴隶制。努尔哈赤占据辽东等地区之后，自然要用本朝的奴隶制来统治新得的辖区的汉民，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金王朝把被俘的汉族军民当做奴隶分配给诸贝勒、大臣、八旗长官以及其他贵族和官吏，被强制编户的汉民实际上也沦为奴隶。奴隶们无代价地为各级奴隶主服劳役，稍不如其意就要挨鞭抽棒打，甚至惨遭杀戮，全无人身安全和尊严可言，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除了制度的差别之外，民族矛盾使得更多的汉民备受压迫与欺凌。由于汉族统治阶级长期执行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加深了民族间的矛盾，形成民族报复的观念，当满洲贵族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时，他们对汉民的歧视和报复心理，使得被奴役和被杀戮的不仅限于那些名副其实的奴隶，工商各业乃至生员也备受欺凌与奴役之苦。两种制度和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在天命六年（公元1621）激发成大规模的暴乱。“镇江起义”是镇江城居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抗后金政权的斗争，他们通过与明国将领毛文龙里应外合的方式攻取镇江城，擒获守城将领佟养真等六十人。除此之外，辽西广宁（今北镇）和辽南复州（在瓦房店西北）等地都有抗金的武装斗争。

除了明火执仗的斗争外，被奴役的奴隶与民众还通过向八旗兵投毒和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镇江起义前后逃往朝鲜的就有五六万人，逃往西朝鲜湾内的皮岛（即椴岛）投奔毛文龙的有十余万人，从海路逃往山东的有三万余人，而逃往关内的多达二百八十余万人。

辽人的拼死反抗，逼得努尔哈赤不得不改变他的治辽政策，不得不放弃企图把领地内全部汉民都变成奴隶的单一的奴隶制，而采用奴隶制与封建制并行的妥协方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他把原属于大汗和满洲贵族的全部土地中的一部分分给汉民，叫做“计丁授田”；得到田地的汉民要向国家缴纳田租，服劳役、兵役等。同时明令禁止杀害奴隶（阿哈、包衣阿哈），对奴隶施加肉刑的也要受到严惩。努尔哈赤虽然做了一些让步和努力，但这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也未能彻底解决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给他的继任者依然留下了一个“文治多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