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尊与卑贱

朱元璋的贫苦出身和家庭遭遇，使他更能体会百姓的疾苦和理解他们的向往与追求，从积极方面帮助他实现了宏图伟业，并使国家迅速走向辉煌，然而建国以后，他的这些自然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也从另一方面即消极方面把他引入迷途，遂不知不觉地步汉高祖与隋文帝之后尘。

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传统观念，这些传统观念就像无形的枷锁，主宰着人们的思想言行。贫富成为划分人群的主要依据，成为确定尊卑贵贱的物质基础，富有被视为高贵和荣耀，受人尊敬；贫穷被视为耻辱和卑贱，遭人鄙视。如今朱元璋已经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卑贱已成为至尊，贫穷已成为永恒的过去，然而他的出身与经历，像刀刻斧凿那样镂刻在他的心灵深处，使他始终忘不掉当初的寒酸与下贱，这已经成为一块无法治愈的心病。在他心灵深处，始终无法挣脱它所投下的阴影，常常无端怀疑属下对他心存不尊，暗含鄙薄轻慢。听他们说话，看他们所作所为，潜意识中第一个反应，常常是立即判断是否对自己心存不敬。如此日久天长，由疑而生怨，怨而生恨，最后遂生贬黜或诛杀之心，诛李善长，贬刘基、宋濂等人皆根源于此。

李善长投朱元璋于草创之初，是投奔朱元璋的众儒士中的第一人。当时朱元璋刚刚脱离郭子兴出来独立发展，势力还很微弱，李善长率先归附，可见其目光敏锐，有识人之明。他也是建议朱元璋效法汉高祖，起而争天下的第一人，更足见其远见卓识，因此甚得朱元璋的器重与信任。他的智略与才干，也深得朱元璋的赏识，一开始就用为参谋，让他参与机要，尊之为“书记”，视之为亲信。他也不负所望，尽其才智效忠其主。郭子兴受惑夺了朱元璋的兵权，想让李善长转而辅佐自己，他坚决不从，表现出对朱元璋的高度信任与无限忠诚。朱元璋称王之后，即封他为右相国、定国公。他为朱元璋制定各种法规律令；朱元璋每逢征战，常令其留守，负责物资等供给。朱元璋即位后大封功臣，将他比为萧何，列为首功，他说：“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遂封他为太师、左丞相、韩国公。在受封公爵的六人中，李善长位居第一。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还赐予免死铁券，铁券上镂刻着这样的字样：“免二死，子免一死。”后来还把女儿临安公主嫁给他儿子李祺，结成儿女亲家。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君臣双方的思想与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年代已逐渐远去，战斗中结成的情感，以及君臣之间那种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也逐渐淡薄。于是君则有了猜嫌之念，所看到的无非就是一些臣子有了居功自傲之心而无视君王权威之类的不敬之行。臣则生出防范之心，颇有“伴君如伴虎”的感叹，久而久之，自然就会生出许多嫌隙。君臣之间这种微妙的变化，被一些贯于投机钻营，善于察言观色的奸佞之徒所发现。善媚人主者想以此邀功，被排挤者想以此报怨，于是就有人搬弄是非，恶语中伤，他们摇唇鼓舌地说：“善长狎宠自恣，陛下有病，不能视朝几乎十日，他不问候；其子驸马都尉祺六日不朝拜，召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朱元璋本来就觉得李善长骄矜傲慢，对其颇有反感与厌恶，听了这番话，如同火上浇油，大怒，于是断然决定“削岁禄千八百石”。战争年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融洽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李善长的“不问候”和“大不敬”正好又戳到了主子那个脆弱的伤口，遭此重罚就不难理解了。李善长确有居功自傲之心，同时又是个不怎么识时务的人，面对主子的处罚居然还有些不满，于是君臣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杀，受牵连而死的人很多。五年以后有人揭发，说李善长之弟李存义父子是胡的余党。朱元璋因李善长的关系免去他们的死罪，但李善长对当初的不公平处罚始终耿耿于怀，因此对朱元璋的法外施恩并不领情，因而未表示感恩。朱元璋见李善长如此态度，分明是在暗中较劲，十分不满，遂生怨恨，而且种下杀机。又过了五年，有罪人供出，当初胡惟庸曾派遣李存义去游说李善长，叫他一起谋反，虽然遭到李善长的拒绝，但他并未揭发。此时朱元璋的积怨弥深，而免死铁券经过二十年风剥雨蚀，业已薄如蝉翼，或许朱元璋想收回当初免死的承诺，或者干脆就把“免二死”的事忘在脑后，遂以“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下令将李善长“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只有其子、驸马爷李祺，借了公主的光，免去一死，但被贬出京师，不久也忧郁而死。可怜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投明太祖于草创之初，而获罪族灭于耄耋之年，不亦悲乎！

刘基等人受聘于朱元璋称王之前。当时有社会名流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朱元璋久闻他们的盛名，对他们十分恭敬和器重，为他们修建“礼贤馆”。刘基亦怀知遇之恩，知无不言，进献“先灭陈，后灭张”的战略。朱元璋采纳了这一方略，遂定天下。许多战役也靠刘基之谋取胜，刘基实际上是朱元璋战争时期的第一谋士，是他的股肱重臣。刘基还乡办母丧期间，朱元璋还用书信向他访求军国大计。朱元璋亲自率兵驰援刘福通，以救安丰之围，刘基劝阻不听，过后他检讨说：“我不当有安丰之行，若友谅乘我出援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势去矣。不听君言，几误大事。”即位之后，刘基因功官拜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义伯，朱元璋多次要给他加官进爵，都被他婉言谢绝。在确定处州（今浙江丽水）地区田租时，按照宋制每亩应加半升，唯独刘基家乡青田特予赦免。朱元璋说：“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 然而刘基有着明显的性格弱点，他为人耿直，嫉恶如仇，身为御史中丞，在中央监察机关工作期间，刚直不阿不徇私情，因此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也得罪了李善长，于是就有人在朱元璋面前搬弄是非，诬陷说：“刘基杀人于祭坛之下，大不敬。”又是这个“大不敬”再次击中这位出身卑贱的至尊的要害。许多人也乘机发起进攻，交相进谗言。有了那块心病，朱元璋当然不能为刘基主持公道，于是刘基被迫辞官，以办妻子丧事为由告归乡里。

李善长罢相之后，朱元璋想另立杨宪为宰相，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和杨宪的私人关系很好，但从公正立场出发却表示不同意，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器量）。”又说：“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宪则不然。”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其偏浅殆甚于宪。”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刘基极力反对，他说：“譬之驾，惧其偾（毁坏）辕也。”说如果令其驾车，怕要毁辕翻车。刘基对此三人的看法入木三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看法绝对正确，这三人都倒台了。但是他的耿直之言却得罪了这几个权贵，当然要受到报复。胡惟庸从此记恨在心，寻机报复。有谈洋之地毗邻福建，历来是盗匪出没的地方，刘基于是请设巡检司来管辖。胡惟庸于是使人诬告说：谈洋之地有王气，刘基想在那里修坟，遭到百姓反对，于是请设巡检司以驱逐民众。历来帝王最怕的就是属臣心怀异志，朱元璋听说刘基专择有王气的地方修墓犯了他的大忌，也不加调查核实“遂夺基禄”。他比李善长更惨，被夺去全部俸禄。不久胡惟庸拜相，刘基心里万分悲伤和忧虑——朱元璋拒绝接受他的观点与忠告，到底如何考虑，他不得而知，遂忧虑成疾，一个月后，饮恨而终。临终，刘基还在关心大明王朝的兴衰，想表奏，但胡惟庸当政，也是徒劳无益，于是把想法告诉儿子，叫他等胡惟庸倒台之后，再密奏皇上，他对儿子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连络。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皇帝）必思我；有所问，以是（此）密奏之。”后来胡惟庸因谋反伏诛，有人告发，在刘基生病期间，胡惟庸借遣医送药之机，对刘基下毒，使他腹中生瘤致死。

宋濂与刘基皆当时江南名儒，素有令名，朱元璋初得刘基四人时曾问陶安，以陶安的学识，与他们四人相比，如何？陶安谦虚地回答道：“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朱元璋令刘基参谋帷幄；宋濂则以其文学作为顾问，为朱元璋授知解惑。宋濂为朱元璋讲解《春秋左氏传》《大学衍义》等古代经典。宋濂还不时发表评论，他批评汉武帝“改文景恭俭之风”，致使民力困敝，而后以“严刑督之”。据此提出建议，说：“人主诚以礼义治心，则邪说不入；以学校治民，则祸乱不兴。”绝不能以刑罚为先。

宋濂为人诚谨和善，与世无争，是正人君子，从不斥人之过，揭人之短。朱元璋曾问他，群臣中谁善，谁不善？宋濂只列举一些为善之人，他说：“善者与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有人上万言书，有的大臣见太祖动怒，就附和地说，这是大不敬，是诽谤，是非法。宋濂据理力争说，此人只是尽忠陛下而已，陛下方开言路，岂可深罪。朱元璋仔细阅读该人的奏章，发现确有许多可以采纳的好建议，遂严厉批评那些进谗言的大臣，并检讨说，若非景濂（宋濂字），朕几乎误罪上言者。接着当廷对宋濂大加褒奖说：“朕闻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诮（责备）一人之短，始终无二，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朱元璋对宋濂十分敬重，闲时召见他，总是为他设座，命人看茶。宋濂还享受着一般廷臣所没有的殊荣与关爱。朱元璋每天早餐，“必令侍膳”。曾调甘露汤，并亲手斟给宋濂喝，说：“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宋濂退休，朱元璋赐《御制文集》及绮帛，又问他年岁，回答六十有八，朱元璋说：“藏此绮三十二年，做百岁衣可也。”足见朱元璋对宋濂的器重、关怀和宠遇，已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谦谦君子，朱元璋还是不大放心，常命人监视，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有一次他问宋濂，昨天是否饮酒？客人是谁？吃的又是什么菜肴？宋濂据实回答，他方才高兴地说：“诚然，卿不朕欺。”不久宋濂的长孙宋慎，被牵连到胡惟庸案中，此时朱元璋早已把三年前的百岁之约忘得干干净净，竟然“欲置濂死”。经皇后和太子倾力营救，方才免去其死罪，但全家被贬往边远的西南边陲小镇茂州（今四川茂县），第二年宋濂忧愤成疾，死于夔州（今重庆奉节）。他未能活到穿百岁衣的那一天，七十二岁就命归黄泉。

李善长族灭三年之后，名将蓝玉谋反，受牵连的多达一万五千人，至此元勋宿将被诛戮、贬黜殆尽。在对待功臣问题上明太祖与汉高祖、隋文帝殊途而同归，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们把这种卸磨杀驴的做法斥之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确实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