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朱元璋成功了！他从此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新里程。

每个朝代的缔造者都是他们所处那个历史时期的唯一成功者，然而这些创业之君，在治国方面多数并不成功，因而常常为新生的王朝留下许多隐患和危机。最失败的是秦始皇，汉高祖也很不成功，最成功的是唐太宗。固然成功与否都有其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但从根本上讲，主要取决于主观因素，更确切地说，是取决于这些开国帝王的心理因素，它们总是在起主导作用，正是这些心理因素决定着他们所采取的治国方略的正确与否，从而导致成功与失败的必然结局。

秦始皇幼年身陷敌国，受到追杀，赖外祖家的庇护和吕不韦的精心呵护，才得以保全性命。然而命是保全了，而他是私生子的隐私不胫而走，他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强烈的精神创伤，稚嫩的心灵伤痕累累，脆弱的感情扭曲畸形，因此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形成了特殊的词汇——第一个是仇恨，第二个是复仇，第三、第四还是仇恨与复仇。在他吞并六国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这种心灵创伤和初始意识，就成为他确定方针政策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心理因素和重要思想基础。亲政以后，他从平息嫪毐之乱以及邯郸屠仇这两次大规模杀戮中，品尝到复仇的快感，从而使他天性中的非善一面恶性膨胀，复仇理念也进一步升级，他把一切敢于违背自己意志的人，统统视为仇敌而加以消灭，于是杀戮在继续扩大。吞灭六国之后，他的这种心理状态和思想观念未有丝毫改变，反而在不断加强，他把六国贵族和普天下的平民百姓都视为仇敌，于是施暴天下。秦始皇的治国方针和取天下的基本国策是一脉相承的，战争与和平的基本方略是连续的，都是建立在共同的心理因素和思想观念的基础上。

汉高祖也不例外。他善于驭将，却不善带兵，楚汉之际他几次率兵征战都失败了，依靠韩信、彭越等名将才赢得最后的胜利。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同时又嫉功妒能，而且睚眦必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恣意戏耍辱骂下属，却不容许部属对他有丝毫冒犯与不尊。战争时期一些将领无意中冒犯了他，他很想杀了他们，但是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他只能咽下这口恶气，因此当天下大定之后，他把那些曾经冒犯或要挟过他的将领视为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剪除韩、彭等异性诸侯王作为基本国策，不惜捏造罪名，采用卑劣残忍的手段杀害这些元勋宿将，实际上他是把治国当成是楚汉战争的继续。

唐太宗才兼文武，在武定天下和文治国家两个方面，都取得辉煌成果。战争时期他凭借超凡的军事天才率兵征战，凭借非凡的政治魅力把一批贤才名宿吸引到帷幄之中，凭借一颗拨乱救民的仁心赢得民心众望，最后赢得了天下。得天下之后他依然充满自信，确信在佐命功臣心目中，他是一位值得信赖，而且能够给他们带来爵禄富贵的贤君明主，他们不可能也不敢存有非分之想和觊觎之心。他更确信在善良纯朴的平民百姓眼里，他是一位能带给他们盛世丰年的太平天子，他们绝不会起来造反，因此他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庸人自扰，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为国为民为后世的文治中去。唐太宗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基本方针也是连续的，他的才能与自信，仁心与自律，使他在战争与和平时期获得文武双丰收。

显而易见，创业之君不论是仁是暴，他们在不同时期的基本方针都是连续的 ，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建国前后的基本方针，都是在同一心理因素和思想基础支配下的产物。

明太祖也是一位才兼文武颇有仁心仁德的贤明君主，他一贫如洗，又少罹家难，贫穷和不幸的遭遇，使他对天下受苦人始终怀有一份怜恤之情，使他特别容易接受拨乱救民安天下的思想，特别容易举起吊民伐罪的大旗，这种心理因素在建国之后还在继续支配他的行动。即位之后，他立即召集天下州府县官吏到京，提出“与民安息”的总方针，他明确指出：“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重要）在休养安息。”通过地方官吏知谕天下，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改变百姓“财力俱困”的局面，当务之急在于保养民力，增殖人口，这和战争时期反复提出的“劝农桑，宜力田，兴水利，抚百姓”等举措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勉励他们说：“惟廉者能约已而利人，勉之。”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他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实行免税免租。“免吴江、广德、太平、宁国、滁、和等被灾田租”；“免镇江租税”；“齐鲁之民馈粮给军，不惮千里，已免元年田租，遭旱之民尚未复苏，更赐免一年”；“民被兵燹，困于征敛，北平、燕南、河东、山西今年田租亦与蠲免”；“今晋冀已平，西抵潼关，北界大河，南至唐、邓、光、息，今年税粮悉除之”；“免山西旱灾田租”；“免陕西、河南被灾田租”；“赈山东饥，免被灾郡县田租”……

抚恤鳏寡残。颁诏天下，令各地方官吏“鳏寡孤独废疾者，存恤之”；“孤独残疾者官养之，不令失所”。

推行屯田。在战争时期就实行军队屯田，以减少百姓负担：“小校以上悉令屯种，且耕且战”；同时采取“寓兵于农”的方针，建立民兵制，“农时则耕，闲时练习，有事则用之”。建国以后又下令：“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

颁诏求贤。诏书明确指出：“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并表示诚意：“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派遣）。”同时对贤士未能出山的现状提出质疑：“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乎？朝廷疏于礼待乎？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还是）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乎？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他提出疑问，到底是专职人员敦请工作做得不够，还是朝廷未能以礼相待？抑或是我孤陋寡闻愚昧不明，还是在位的有关人员有意蒙蔽而致下情不能上达？不然，这些贤士勤学而怀才，岂能自甘埋没于世哉？

移风易俗与礼仪建设。这是任何一个仁明之主，在政权稳定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之后，都必然要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是标志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一项精神文明建设。建国五年之后，颁发诏书，明确指出：“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特别强调，乡间邻里应论年岁长幼讲究礼貌，“乡党论齿，相见揖拜，毋违礼”；“婚姻毋论财，丧事称（估量）家有无”；“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冻馁者，里中富室假贷（借贷）之。”

防止后妃和宦官干政。借鉴历史，为了防止后宫干政，下诏，命“儒臣修女戒，戒后妃不得预政”，并制定具体的“宫官女职之制”。为了防止宦官干政，同时制定“内侍官制”，并向主管官吏任免的吏部说明其重要性，指出：“自古以来，此辈擅权，可为鉴戒。”因此驾驭这帮人的办法，就是要“使之畏法，不令有功，有功则骄恣”。接着又“定宦官禁令”，等等。

明太祖的这一番努力很快就收到良好效果，数年之后，五谷丰登，仓库盈溢，人畜两旺。第九年即颁诏布告天下，指出由于“今储蓄有余”，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免租，诏曰：“淮、扬、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陕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今年租赋悉免之。”次年又颁诏：“免河南、陕西、广东、湖广田租。”洪武十四年颁诏：“免天下田租。” 有仁心，必有仁政。仁心源于天性。朱元璋后天的遭遇，诱发并加强了这种天性。明太祖于战时施仁于民，遂有吊民伐罪之举；战后施仁于民，遂有休养生息之国策。固然举吊伐之旗与施仁德之政，也可以单纯是为了夺取天下和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那完全是一种策略性的措施，然而这与在仁心支配下所实行的仁治，绝不能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