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级台阶

陈友谅、张士诚相继毙命，蒙古残廷也已奄奄一息。天下大势已定，朱元璋遂在群臣的一再恳请下，彻底扔掉袈裟，穿上龙袍，在建康即皇帝位。他终于踏上最后一级台阶，登上至尊宝座。

朱元璋所走的确是一条曲折而特殊的帝王之路，他在群雄争相称王称帝的一片鼓噪声中，始终不为所动，稳坐钓鱼台，确实大违常规，然而这也正是他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张士诚称王最早，在举兵的当月，攻占了高邮，只有一万多军队的情况下，就急不可待地称诚王。徐寿辉起兵两个月后在蕲水称帝。芝麻李和彭大死后，赵君用称永义王。彭大之子彭早住称鲁淮王。刘福通略有不同，他先迎立韩林儿为帝，而以丞相执掌实权。

与此相反，朱元璋在郭子兴死后就有称王称帝的条件，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是取败之道，而且也和起义的初衷相悖。有许多历史教训他不得不记取：陈胜揭竿起义至今依然家喻户晓。起义之初他欲据陈称王，张耳、陈余劝阻道：“今至陈而王，示天下以私，愿将军毋王。”但他拒绝这样的忠告，结果仅仅半年就兵败身亡，为后世留下遗憾与惋惜。项羽与刘邦联手灭秦之后急于称王，因此不惜背弃楚怀王“先入关者王之”的约定，自立为西楚霸王。他自恃神勇无敌，恃强凌弱，裂地封王，把自己凌驾于各诸侯王之上，成为王中之王。如果说他擅杀主帅、坑降卒、焚秦宫、杀子婴，就已经埋下了败亡的种子的话，那么急不可待地自立为王，实际上就已经为自己敲响了灭亡的丧钟，结果虽有“喑呜叱诧，千人皆废”的神威神勇，也难逃垓下之败，落得个断首裂肢的可悲下场。这些血的教训，朱元璋耳熟能详，他不是急功近利之辈，绝不能重蹈覆辙，急切称王。况且他是为求生存才起义的，对于那些同病相怜的穷苦弟兄们，也应当为他们争得一份生的权利，因此他在接受李善长、陶安等人的观点时起，就把全身心投入到吊民伐罪救民安天下的伟大事业中去，他必须尽量和那些“志在子女玉帛”的“豪杰”们划清界线，决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治军安民方面，绝不允许军队危害百姓，他还要尽力为他们谋福利，带给他们安居乐业的生活。

朱元璋还在郭子兴麾下为将时，受命总领各路军队，一到任他就立即“搜军中所掠妇女，遣纵还家”。郭子兴死后他更放手严肃军纪，首先“揭榜禁剽掠”，有敢违令者立斩不赦。他告诫诸将道：“克城以武，而定民必以仁，为将若能以不杀为心，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讨张士诚时，他叮嘱诸将：“卿等当戒饬士卒，毋肆劫掠，毋妄杀，毋发丘陇，毋毁庐舍。”又叮咛道：“我闻张士诚母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刚得建康后，他到镇江巡视时，就“遣儒士告谕父老，劝农桑”，不久又设营田司，并对新任营田使的康茂才说明原委：“近年来兵戈不息，堤防颓摧，百姓废弃耕耨，故设营田司以修筑堤防专营水利，今军务纷繁，需以军用为急，但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耕方兴，唯恐旱涝有妨农事，故命你当此重任。”设民兵万户府以推行“亦兵亦农”的民兵制，他说：“古时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闲时讲武。现今正是兵争之际，应当因时制宜，将民间武勇之才精加简拔，编辑为伍，立民兵万户府以统领之，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从陈友谅手里夺回太平之后，他谆谆告诫新任知府范常说：“太平之民数罹兵革，疲劳已极，应予安恤。”范常不负所望，到任后“兴学恤民，以简易为治”，甚见成效。洪都（今南昌）降附后，他召集父老公开宣布 “除陈氏苛政，罢军需供给”，并勉励居民“各事本业，勿游手好闲，勿为非作歹而至身陷国法，勿交结权贵以扰害良民，各保父母妻子，做守法良民”。

朱元璋致力于治军安民，目的在于打造一支能够真正举起吊民伐罪大旗的正义之师，他走的是“缓称王”的路，称王已经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头等大事；事业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业，也是他的追随者们以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共同事业。急于称王会“示天下以私”，但缓称王不等于不称王，该称王时不称王，势必也会伤及追随者们的积极性，因此当朱升把“缓称王”作为实现天下一统的三要素提出来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深刻理解掌握好称王时机的重要性。当平灭陈友谅，张士诚败亡在即，群臣奉表劝进的时候，他认为称王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但还是以“戎马未息，疮痍未苏，天命未必在此，人心亦未稳定”为由推辞，他说：“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可是群臣恳请再三，他于是同意了——反正大势已定，而且称王并非称帝，于是“乃即吴王位”。这已是建康立国后的第八个年头了。三年以后，张士诚的羽翼已尽，独守孤城，成为瓮中之鳖，群臣又一再劝他即皇帝位，他认为张士诚未灭，称帝时机还不十分成熟，于是拒绝了。他说：“吾尝笑陈友谅，初得一隅妄自称尊，卒至覆灭，岂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时，无庸汲汲也。”直至灭了张士诚之后，群臣又一再劝进，他方才松口。他认为剩下的元廷业已腐朽不堪，已是瓮中之鳖，他不便再驳群臣的面子，于是经过二十多天筹备之后，朱元璋遂于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即皇帝位。这位袈裟天子终于迈上最后一级台阶，登上皇帝宝座，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此时朱元璋四十一岁。

同年七月，明军大举北伐，朱元璋十六年征战人生的最后一个战役就要打响了。在此战役打响之前，他进行战前动员，他对徐达等将帅们说：“中原之民，久为群雄所苦，流离相望，故命将（帅兵）北征，拯民水火。”同时再次下达戒妄杀的禁令，他谆谆告诫将帅说：“元之祖宗功德在人，遂有天下；其子孙，罔恤民艰，天厌弃之。君则有罪，民复何辜？前代革命之际，屠戮如仇，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之日，勿掳掠，勿焚荡，勿妄杀人。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成朕伐罪救民之志。不恭命者，罚无赦。”他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了元代百余年兴衰成败的历史功过，及其败亡的根源，阐明王者之师吊民伐罪拨乱救民的宗旨。一个多月后，北伐军攻克通州（今北京东郊），兵临元大都北京。元顺帝拒绝据城死守坚决抗战的建议，“夜半开建德门北奔”，像丧家之犬遁回大漠，两年后病死于应昌府（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明太祖“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明军攻克应昌，皇太子继续奔逃。皇孙的里八剌被俘，封为崇礼侯。

自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称帝立国，1279年忽必烈统一中国，到1368年元顺帝北遁，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非汉王朝——蒙古王朝，经历了163年由鼎盛辉煌到腐朽没落之后，也和一切王朝一样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代之以另一个新生的王朝——朱明王朝，世界又迎来了一次东方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