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王台

朱元璋终于有了独立发展势力的条件与充分施展才能的空间。他抓住有利的时机，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从皖东一隅的弹丸之地向东扩展，渡江攻克太平（今当涂），乘胜水陆并进攻取集庆（其路治在建康），“凡得军民五十余万”，于是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自己的政权。

朱元璋帝业初成，意气风发，诸将也为胜利所鼓舞，更为得遇明主而庆幸，于是“建康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初登王台的朱元璋，已经不是刚刚投军时只为了求生存保乡党，而是要以此为起点与群雄角逐，问鼎元廷争王天下。这是他帝王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转折，他的思想也在此产生一次质的飞跃。

在政治领域乃至一切领域内，人的志向和奋斗目标，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他的才能，更确切地说，取决于对自身才能的确认，人们不可能超越这种自我确认而去确定自己的志向，提出所要追求的目标。在政治角逐中，失败者的悲剧在于他们的自我确认不准确，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能 ，从而树立起不可能实现的志向和目标。只有那些对自己估计准确，志向和目标恰当的人才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刘邦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才能，在只有数十百名部众的情况下他就敢于挑头造反，三年之后他与项羽联手灭了秦王朝；受汉王之封时，尽管他在兵力和地理条件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可是却依然坚信自己能击败项羽夺得天下。萧何、曹参等人对自身才能也确认无误，他们自知无有万乘之才，不敢冒灭族之险，因此不敢接受父老的重托和刘邦的虚让。陈婴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不敢接受称王之请，毅然率众投在项梁麾下。相反，项羽对自身才能估计过高，对刘邦则估计不足，以为单凭勇武就可以雄霸天下，因此虽然显赫一时，却难逃乌江之败。

朱元璋则是另一番情景。他的才能一直为贫穷和家难所禁锢，被饥寒交困颠沛流离深埋在心底，直到投军之后方才逐渐被挖掘出来，逐渐被自己所确认，他的志向也随着事业而同步飙升，终极目标也逐渐明朗化了。起初他对战乱纷纷的局势困惑不解，投军第三年，在征滁阳时道遇李善长。李善长是当时名儒，“少（年）读书，有智计”，目光敏锐，对政治局势的看法颇有见地。他对朱元璋早有耳闻，听说他别有一番见识，便前往迎谒。朱元璋知道他是“里中长者”，以礼相待，向他请教对当前时局的看法。李善长以刘邦作比喻，希望他奋起而争天下，李善长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生于濠州），据沛（刘邦的故乡）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此时正是朱元璋刚刚脱离郭子兴出来独立发展的时候，部众只有二万余人，势单力薄，虽屡有战功，但远未大成。听了这一席话之后，他心中为之一震，从此内心深处，朦胧中似乎感觉到有一股暗流在涌动，有一种潜意识开始萌芽。因此当刘福通想把他罗致麾下时，就情不自禁地呼出“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的心声，这与刘邦见到秦始皇出游时，不自觉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赞叹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刘邦是为帝王独有的威严所吸引，而产生出一种由衷的仰慕与追求，朱元璋则是王者的尊严受到冒犯与亵渎时，所产生的一种下意识的冲动与宣泄。

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胜利成果的日积月累，朱元璋对自身才能也进一步确认，这种潜在意识也逐渐明朗化。攻克太平以后，父老出城迎谒，耆儒陶安见到朱元璋的仪容气质之后，他高兴地对挚友李习说：“龙姿凤质，非常人也。我辈今有主矣。”因此，陶安建议朱元璋兴吊伐之师，夺取天下，他献策道：“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称雄）；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定也。”陶安的论断与建议和李善长不谋而合，不能不使朱元璋为之怦然心动。他从赵君用、孙德崖以及郭子兴、刘福通等人的所作所为中看到，许多义军首领的阴私与贪婪，确实只为争权夺利，而全无拨乱救民之心。他也意识到，陶安所表达的不仅是他自己的心声，而且是劳苦大众对正义之师吊民伐罪，以及对贤君明主拨乱救民安天下的热切祈盼。因此在朱元璋内心深处产生了更为强烈的震撼与共鸣，他这个贫苦出身的义军首领，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他不能只为求生存，保乡党，而应当造福一方，恩泽天下，因此原本就已呼之欲出的要与群雄竞逐争天下的远大志向和终极目标，突然一下子就明朗化了。他问陶安道：“吾欲取金陵（今南京），如何？”陶安未加思索地说：“金陵帝王之都，龙盘虎踞，限以长江天险，若据其形势，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此天之所以资明公也。”陶安的观点与他的战略思想相合，因此朱元璋对他十分礼重，遂把他留置左右，“一切机密，辄与议焉”。李习也受到重用，攻克太平府之后，令他主理府事。攻克集庆后，朱元璋遂以此为根据地，把与群雄争天下的这一目标确定下来，因此当群臣奉他为吴国公时，他并没有像常规那样作礼节性的虚让，而是当仁不让，欣然就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