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者为王

中国历史上以武装斗争实现改朝换代的，除了有少数民族介入之外，其余都是以农民起义为先导的，而最后却总是那些最有才能与智慧的人后发先至，夺得天下。秦末，陈胜揭竿，而刘邦登上皇位，建立汉王朝；隋末，窦建德首举义旗，而李渊父子登上皇位，建立唐王朝，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朱明王朝的建立也遵循这一规律，只不过元末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全部都是来自平民百姓，而最后得天下的则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尝饥寒交困、经历颠沛流离的朱元璋。

古代农民起义的发展与最后归宿，总是无法超越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的局限，总是要沿着社会为它们铺设好的轨道奔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决定于劳苦大众的理想以及他们对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在王朝末年，穷苦百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挣脱宿命的牢笼铤而走险，踏上反对官府的不归之路，因此陈胜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元末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刘福通、徐寿辉等人义旗初举，归者如潮。“刘福通陷汝州、宁府及息州、光州，众至十万”；芝麻李等人夺下徐州之后，“天明竖大旗募人为军，从者十余万人”；徐寿辉陷饶州路之后，“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履，齿木为耙，削竹为枪，截绯（红色）帛为巾襦，弥野皆赤”。

劳苦大众投身革命浪潮为的是求生存，他们期望着义军首领们能带领他们争得一份生的权利，过上安定的日子；更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位贤明君主，为他们带来盛世丰年。而出身卑贱的义军首领们虽然也被迫起义，但常常是各有所图，或为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或为求功名，或为图富贵，等等，不一而足。陈胜被征，途中因雨受阻，按秦法当斩，遂号召同行者举义，他说：“失期当斩；倘或不斩而为戍卒，死者亦十之六七；况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当举大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还在落魄时，听到老者说他的“相贵不可言”，心中高兴莫名，谢道“果如老父所言，不敢忘德”，后来吕后说看到他头上有“云气”，又听说秦始皇相信“东南有天子气”，于是确认自己头顶上的“云气”就是“天子气”，因此当萧何等人杀县令以应陈胜又不敢领头时，刘邦慨然受命，以数十百人零星之众起而争天下。窦建德见隋末丧乱，民不聊生，遂与孙安祖密谋道：“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于是集少年数百人助孙安祖起义。元末，芝麻李见朝廷大兴治河之役，人心不安，正是建功立业的良机，于是找到赵君用密谋说：“颍上兵起，官军也无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贵之秋也。”遂与彭大等人举事，夺下徐州。不甘屈居县小吏的陈友谅请风水先生看祖坟，听说他“当大贵”时，心中暗喜，徐寿辉起兵，他认为风水先生的预言应验了，遂毅然前往投奔。

一些义军首领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天下必将大乱，正是“立大功”“举大名”“取富贵”的天赐良机，于是不惜铤而走险。他们深刻理解并成功地利用劳苦大众反腐抗暴，向往太平盛世，追求安定生活的心理，以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另一方面，社会也为他们规定了共同的终极目标和必然归宿，因此历代自发的农民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总是要转化为群雄竞逐问鼎王廷的斗争，这是必由之路，除此绝无他途。而最终的归宿要么芟灭群雄夺得天下，成为新的帝王主宰天下，要么兵败身亡，或者降顺以求得封侯之赏。历史一再表明，总是那些最有才能智慧，最懂得赢取民心众望，最懂得斗争的策略艺术的英雄人物夺得天下，登上皇位。朱元璋就是这样的英雄中的一个。能者为王，少能鲜智或无能者为戮，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